韩兰田自述：攻打高沟杨口必须火攻，钟伟要我借洋龙往炮楼上喷油

我是江苏省淮阴县朱集人，一九○四年出生，今年已八十二岁了。小时候，我家很穷，全家人仅靠在七亩田里刨食吃。十一岁那年，进了改良私塾，到十九岁就辍学了。我是二十岁成家的，二十二岁谋了个教改良私塾的差事。

也许是因为读了几年书，使我懂得了一些朱集以外的事情，我的头脑里成天转着"好男儿志在四方"这句话。教书不到一年，我只身跑往上海，进了日本人办的大纯纱厂当工人。在日本人办的厂里做工，那才叫苦哩！每天早晨六点钟上班，一直干到晚上六点钟，中间只有半小时吃饭时间。中饭菜是自己带的糙米饭和几块咸菜疙瘩，放在猪食槽似地开水槽中一淘，也就狼吞虎咽地扒下肚了。干活时稍有怠慢，日本工头的拳脚就落到身上。干了两个月，父亲差舅舅找来了，硬将我带回朱集家中。

父亲和舅舅还叫我接着教书，我不干。他们问我到底想干什么？我说，想学做生意！以前，江南的商人到苏北贩榆树面（做迷信品﹣﹣香的原料），一担能赚三、四块钱，这生意我就不能做？他们听我说得在理，也就同意了。

我将家底抖落出来，筹集了一千多斤榆面，又向做榆面的人家赊来一千多斤，计三千斤榆面，装上小木船，顺着运河出发了。到淮安板闸，关卡向我收税，我身上分文没有，哪来的钱交税？停船四天，急得我象热锅上的蚂蚁，只好找山阳船行的老板朱怀中做保。如此，木船才得以启程，不日驶到霍桥。在这儿，货物应转交长江上的货轮，才能托运到目的地。没料想此时蒋介石正与孙传芳打仗，长江上的轮船一律被孙传芳封差了。无奈，只好全船人员住进霍桥大华旅社。木船在霍桥一停就是八天，这八天里，全船人员的食宿费用全是欠账的，愁得我寝不眠，食不香。人一急一愁，胆子也大了。我硬着头皮向旅馆老板借三块盘川钱，当晚，冒险跟民船过了江（当时江已被封）。到镇江，向一家亲戚借到十六元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跑到扬州兜生意。扬州一家叫吴真泰香店的老板看了我带来的样品，当时就拍板成交了。他又叹口气说："年轻人，兵荒马乱的，你单枪匹马跑出来做什么生意？闹不好给拉侠，你父母在家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哩！"我笑了笑，没着声。

钱到手心里暗暗一码算，咳，毛利是三百块！我喜得脸上挂笑了，赶紧请香店老板将票子缝在棉袄里，带着店里的一个伙计去霍桥运榆面。

这一趟生意，净挣一百多元。回到朱集，全家人欢喜也就不必说了。自此，我跑上海、无锡、南京，再往后又跑杭州、宁波、嘉兴，生意越做越大，眼界也越来越宽了。

一九三七年八月份，我到宁波买下了两船货，叫主家将货托运到杭州。这头事情办妥，我又连忙赶回淮阴，采办一船榆面运往杭州。接着，我只身跟火车到了南京，在旅馆里住了三天，接到船主电报，说榆面货船已安全到达苏州了。我赶紧乘上去杭州的火车。谁知到杭州的第三天，公路、铁路全部不通车，第四天，就听到了隆隆的炮声。淞沪抗战一下子将我陷在杭州了。

终于等来了一列装伤兵的车，我拚命地挤了上去。这列敞蓬车共八十六节，主要装的是前方下来的伤兵，被打坏的装甲车和撤下的骡马，还有少部份难民。列车负荷太重，又要防空，因此走走停停，三天三夜才到了南昌。当天，我又乘火车到达九江。至此，再也没有东去的车了。我住在旅馆里愁得觉也睡不着。

两个江苏籍国民党军官帮了我的大忙。他俩听说我也是江苏人，就说："没关系，明早听到轮船的汽笛声，你喊醒我们就中。"第二天清早，我跟着他二人上了运兵去前线的轮船。轮船上装了两团兵，都是拉扶来的，一律二十来岁，都才训练了两个月。小伙子们哭的哭，不吃饭的不吃饭。我心里也酸酸的。这样的兵上前线，能活着回来的算命大，还打什么仗哎！想起几年前，十九路军在上海与日本人打仗，那才叫英勇哩！当时我正好做生意到那儿，就住在租界上。晚上，住在租界上的人都跑出来观战。我就记得设在火车站七层楼上的高射炮，打得敌机拖着尾巴往回逃。那真让人痛快！那阵子，上海人都行动起来了，有参加义勇队上前线的，有做宣传鼓动工作、募捐支援前线的。我也捐了五十块钱。小青年们叫我留下名字，我说："人家命都赔上了，我还要留什么名！"想想过去，看看眼前，如今派这样的兵上前线，能挡住日本侵略军吗！轮船为了防空，走走停停，早上七点钟离开九江，夜里十二点钟才到南京。轮船不敢靠岸，怕当兵的逃跑，我们三人只好在江心乘小舢板上了岸。

跟两个军官分手后，我急忙赶往火车站。火车站里，真叫人不敢睁眼。但见站里站外，到处是断腿、掉胳膊的伤兵，根本无人过问。伤兵们哼的哼，叫的叫，能走动的就抓起椅把、桌腿，将门窗捣得稀巴烂。装伤兵的列车进站，象拖死猪死狗那样，将伤兵们往月台上一扔，就算完事。听说战事已到了常州。我心一横，跟着一拥而上的人群，挤进了那列运送伤兵的火车。反正，这列车就是将我拖上前线，也只好这么着了！车到镇江，没等停稳，我就从窗口跳了出来。待到天黑，我又挤上夜渡，到了江北。这下心里才落实。我的"十一"号汽车（步行）开足马力，几天时间就回到朱集家中了。从杭州至家，计四十一天，担风险，受煎熬，难苦备尝。家人见我生还，又惊又喜，马上又告我说：苏州那船货，连船都给日本人炸沉了。我倒十分泰然，安慰他们说："钱算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杭州两船货，苏州一船货，将我的本钱全赔进去了。我要在做生意上干一番大事业的心冷了，只好又在家靠种几亩田维生。

一九四○年秋天，八路军从津浦路西过来了。有一回，韩德勤部队与八路军搞磨擦，在我家附近开了火。二十几个八路军战士跑进我家院子，把枪架在墙上向顽军开火。很快，跑进一个指挥官模样的人来，命令他们："出去，出去！不准损害老乡的利益！"二十几个年轻人提枪撤出了院子。看到这些，我想，这样的部队还真少见哩！

当晚九点多钟，有人敲我家的门，开门一看，是个穿八路军服装的小青年。他交给我一封信，说是夏仲芳叫送来的。夏仲芳在信上说，三年没见面了，希望能与我叙谈叙谈。夏仲芳是淮阴三棵树夏姓大地主家的二少爷，三年前他在清江城里闹革命，与我常有来往。当即，我就跟着那位小八路去见夏仲芳。开头，夏仲芳跟我谈了不少抗日救国的大道理。这些道理，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我已懂得了一些，听他这么一讲，心里就更亮堂了。临了，他对我说："八路军才到此地，人生地不熟的，对清江城里鬼子的情况不了解。你帮他们带个人去清江城，行不行？""行！"我答应得很干脆。第二天，一个穿棉袍的中年汉子到我家，自称姓周，我就将他带到清江，安置在一个焦姓自行车行里。

八路军来淮阴后第二年，我就跟他们部队上的人混熟了。夏天，淮河大队长胡炳云要我帮助部队用花生油兑换棉花，我就带领二十辆小车，从泗阳装上花生油，推到盐阜区大东镇新四军总办事处，换回二十车棉花。回来的路上，小车队刚到淮安三家村（村上共三家人，分属淮阴、涟水、淮安三县管辖），眼看要碰上了日本侵略军的队伍。幸好这早在我的估计之中，一见到日本人的影子，我就掉转自行车头往回走，赶紧将小车队带进路旁芦苇地里。直到日军队伍过完，我才又带着小车队往前奔。

我还帮助八路军修械所搞过煤和铁。铁是从老百姓家买来的旧铁轨。清朝末年，清江曾有过小铁路，报废后一部份铁轨就流落到老百姓家中了。煤是去清江城买的。从清江城到淮阴县八路军驻地，要渡过废黄河和盐河。这条中间地带，白天日本军队看着，夜里日本人缩进炮楼，就归"维持会"管。我在白天将运煤过河的船找好，关照"维持会"的头儿："今夜我要运货往北！"对方明白是怎么回事，到时装聋作哑，我只管放心大胆地将煤运送给八路军。

有一回，八路军大队长胡炳云跟我说："老韩，你还是做生意，这样可以多帮我们办点事。"县里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人也跟我讲过好几回。我的心活动了。

一九四二年开春，我再次做了生意人。我跑上海、无锡、苏州，常常将石灰往回拖。石灰下面，可以埋藏八路军需要的药品、棉布和其它军用物资。不管他是日、伪、顽，谁也没本事从石灰下面挖出东西。

做生意那阵子，我的眼宽门路广。什么国民党县长杨昉啦，土匪头子韩雄啦，跟我都有交情。同他们有来往，他们下面那一帮子人就更不在话下了。我就靠拉上这些"关系"作掩护，才能在抗日期间跟八路军做了很多事的。"文革"那阵子，造反派批判我的就有一条，叫什么"三开人物"。其实，跟杨昉、韩雄他们来往，就象做生意一样，我给他一些好处，他给我一点方便，使他"为我所用"的。跟共产党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帮共产党干事，我的命都可以贴上。那是因为我认准了只有共产党才是真心抗日救国的。

我还欢喜揽事。因为跟杨昉有来往，我救过一个叫赵宜恭的共产党干部。他是在民主政府负责税收的，国民党县党部的人在杨昉耳边说他坏话：赵宜恭替共产党收税十分卖力气，这样的人非除掉不可！杨昉逮捕了赵宜恭，准备杀掉。赵宜恭的父亲跌跌爬爬地找我帮忙。我就顶着六月里的烈日找杨昉去了。杨昉开始还打官腔，他老婆张洁在一旁插话："这么热的天，老韩大老远赶来，还能扫他的面子？"我运货去江南，回来常会给张洁捎带些绸缎、丝袜子之类的用品，也不收钱，如今就显出作用来了。杨昉惧内是出了名的，夫人一发话，等于"河东狮子吼"，杨昉还敢不放赵宜恭？

后来，国民党方面的人被八路军抓到了，我也帮他们"说情"。八路军方面的人跟我讲：不能放的人，我们事先就跟你打关照了，其余的只要你来"说情"，我们都放。一九四二年秋末，国民党淮阴县县长杜中凡家办喜事，前来贺喜的人多得一个大院子挤不下。结果共产党淮河大队去一连人，一下子将他们抓走好几百。那些人的家属纷纷跑来求我说情，我去"说情"了，被抓的人绝大部份给放了回来。这一下，"韩大爷"的名气大了，因我说情被八路军放了的人，对我千恩万谢，都称我是"救命菩萨"。从此，我家附近那个炮楼的伪军，见到我都要恭恭敬敬地尊一声"韩大爷"。炮楼上每次队长换人，新队长首先要跑来向我报到："韩大爷，以后全靠你老多多照应了！"我就告诉他，哪些事该干，哪些事不该干，还可以手拍胸口打包票："只要你不坑害老百姓，韩大爷包你无事！"

作家方之的得奖小说《内奸》，就是以我为模特写成的。内中那个女八路在镇江医院生孩子的事，其实是两个人两回事，被他集中到一起去了。

第一个人是杨纯，就是我把她送到清江仁慈医院里住院的。杨纯当时是我淮海区专员公署专员，八路军淮河大队政委张彦的爱人。一九四三年初，杨纯因为与日军打仗，骑马爬坡受颠簸，要流产了。晚上，我已上床睡觉了，她的爱人张彦骑马来找我想办法。他说，部队一没好药，二没高明医生。我说，看来只好去敌占区了。张彦没别的办法，只好点头同意。夜里十二点，我带领抬着杨纯的担架上路了。下一点光景，到了王营北大桥。大桥头有个伪军据点，据点里的头子叫惠金友，是韩雄的徒弟。到了据点的铁丝网旁，我对炮楼上喊话："你们叫惠金友出来跟我讲话！"惠金友掩着衣服出来了，我说："几天前，上海有个香店的老板娘来我家催货，我留她在这儿过年，没想到昨晚在门前跌个跟头，要流产了，我只好连夜送她上医院啦！"惠金友听了，连忙派人拉开铁丝网的门。

过了桥，到了离仁慈医院只有里把路的石码头那儿，杨纯忽然要抬担架的人走开，然后对我说："你知道吴文崇吗？"我说知道，他是个汉奸。杨纯又说："我曾跟他见过两次面，后来日本人拿一万元老头票子悬赏来抓我，也是他的主意。现在他就在清江城。我还是回去吧，要死也不能死在他的手里。"这会儿已交五更，东方都发白了。我想，这种时候了，想回也回不去了呀！于是心一横，安慰她说："我心里要是没有底，敢把你往这儿带吗？我们还是快走吧！"

到了仁慈医院，我敲开外科主任医师刘瑞卿的门，如此这般说了一通编造的话。刘问我："有良民证吗？"我说没有。刘赶紧说："没有良民证不行！日本人三天两头查房，稍有怀疑就拖去活埋。这一阵已有四个被他们活埋了。"我只好向他交底了。刘瑞卿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站在那儿活象个木雕。

刘瑞卿是朱集人，长我三岁。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淮阴闹灾荒，饿死几十万人，他的父母也在其中。他有一姑母，替新浦陇海医院一个院长洗衣服，那个院长是美国人，他大发善心，将刘瑞卿推荐给清江仁慈医院院长林四先生。林四先生收留了刘瑞卿，在他的栽培下，刘瑞卿成了一个有名的外科医生。刘瑞卿是我儿时的伙伴，后来我做生意，他也常会拿点私蓄搭一股，因此我们的交情越来越深。

见他那副模样，我也慌了，只好一个劲地向他做宣传："人家杨纯是四川成都人，家里有产有业的，还念过大学，要不是为了抗日，跑我们这块儿做什么？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们这一番话，刘瑞卿的女人在房里都听见了，她走出来，冲着刘瑞卿说："还楞着干什么？快把她抬到我们的房间里！"

杨纯住院七天，我就来回跑了七趟，给他们夫妻俩捎了十四封信。她的胎终于保住了，四月里生下一个男孩，起名小固。

第二个人是刘挽澜，她是八路军淮河大队副司令钟伟的爱人。她要生孩子了，钟伟将她和他们的大儿子戈挥交给我。当时日本鬼三天两头到解放区扫荡，而我马上又要运货去江南。经过几次风险，我的胆子也越来越大了，我决定将他们母子带到江南。当时，宝应、高邮一线才被日本人占领，盘查很严，我不敢带他们从运河上走，干脆将船荡到高宝湖上。湖上也有"卡子"，是些杂七杂八的土匪设的。不过他们不需要看良民证。我通过山阳船行老板朱怀中，找到一个在洪泽湖上很有势力的土匪头子高焕文，请他写了个路条，因此一路上虽遇到点麻烦，花点钱也就过去了。

到镇江，我先将刘挽澜母子在船上安顿好，上岸夫了万家巷，找到了一个姓郭的日本翻译。这个郭翻译原是扬州人，后侨居日本，当理发匠。日本人侵略中国，倒让他爬上去了。以前，我常会从上海给他老婆带点丝袜、绸缎之类的生活用品，也从不收钱，因此，我到镇江来办事他也会给我提供一些方便。见到郭翻译，我对他说："我妹妹带孩子跟我去上海玩，小孩子不懂事，拿良民证玩，不小心将它掉水里去了。郭翻译没说二话，洗把脸，随我到船上，将戈挥一抱，拉着刘挽澜上了岸，帮刘挽澜办了一张良民证。我也不含糊，当天就办了一桌酒席酬谢他。我又在镇江草巷十号租一处房子，将刘挽澜安置下来，还雇了一个保姆服侍她，自己就跟船去上海了。二十八天后，刘挽澜又生一男孩，钟伟给起名叫戈平。我将刘挽澜母子带回淮阴后，钟伟用红纸包了三个金戒指，硬要塞给我。我一把推开他的红纸包，生气地说："你这不是骂人吗？要是为几个钱，我能去担那么大风险？我韩某虽说是商人，却并非是那种见钱眼开的势利之人！"

一九四六年阴历六月二十三，这个日子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我乘火车从上海往镇江，下车时，两个不相识的人叫我跟他们走，说着就拿出了枪。我被他们带到伯先公园一尼姑庵里。第二天早上六点钟提审，我方才知道落到军统特务的手里了。后来我听说淮阴的军统特务头子李茂愚，日本鬼投降后逃到了镇江，还有淮阴共产党的叛徒朱俊生，也逃到镇江参加了军统特务。他们都知道我的底细，这就是我被捕的原因。

他们恶狠狠地审问我："是不是你将张彦的老子带到苏北的？"

我脱口而出："是的。"一回过神，心想糟了，看来他们要动张彦老父亲的主意了。

那是一九四六年秋天，张彦托我给他的老父亲捎封信。我按张彦交代我的方法，先找到南京浦镇张家经的南货批发商店，又找到上海五马路昼锦里五号门牌张父家中。正在家中的张父见了他儿子的亲笔信，惊喜交加，流着眼泪说："前几年，外面传说我儿子在安徽被日本人杀了，每到过年我都要哭一场……。"听张彦说，他是"七·七"事变前瞒着家人出来参加革命的，从此也就和家里断了音信。张父看了他儿子的信后，问我："他在你们那儿干什么？"我回答说是教书。他又细细节节地问儿子的情况，我说："你去一趟不就全知道了！"

张父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跟我到了朱集，恨不得马上就见到亲人。我说：朱集离你儿子住的地方还有七十多里路，只好明天送你们去了。他又追问儿子在这儿教的什么书？我这才实打实地告诉他："你知道八路吗？他们的队伍是些抗日的英雄好汉！你儿子当官了，当的就是八路的官！"

第二天，我找人用小土车送他们去胡炳云大队司令部。张父本是个留学的洋博士，坐小土车是开天劈地头一回。开头，他倒坐在小车上，就闹个大笑话。见到儿子，张父扑过去，嘴里心肝宝贝地念叨着，接着就失声痛哭起来。他们全家团聚了四十六天，又由我再将张彦的父亲等三人，平安地送回上海。

特务们继续审问我："张彦的老子住上海什么地方？你要老实招来！"

现在我心里有底了：这帮流亡的特务穷急了，想绑架张父为"肉票"！我一口咬定："我们是在华生旅馆碰头的，不知道他家的住址！"

"还是你将他送回去的吧，怎么能没去他家！"

"我只将他们送到上海火车站，跟着就打车票回来了。"

"给我上刑！"他们的叫声，我听了真觉得自己就进了阎王殿。

他们让我坐老虎凳，还用酸水往我的鼻子里灌。我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我还一口咬定没去过张父家，也不知道他家的地址。那时我心里的想法是：这一回是必死无疑了，但就是死，也不能让张彦的老父亲落到他们的手里。

第二次提审，除了追问张父的地址，又牵扯起高扬战斗我帮八路军借水龙的事。

那是一九四四年春天，胡炳云大队攻打伪军高沟、扬口的据点，就是攻不下。胡大队最后决定用火攻，副司令钟伟就给了我一封亲笔信，要我帮他们借个水龙。我一直跑到淮安，才帮他们从老百姓家里买了一副旧的。据说后来钟伟对人讲：不是用老韩的这条洋龙往炮楼上喷汽油，而后打燃烧弹把炮楼烧着，全凭硬攻，八路军不知还要牺牲多少人哩！

特务们在提审我时咬牙切齿地说："你帮共产党办的好事！要不是你帮他们借条洋龙，我们的人还不致于死那么多！"

当我正在算日子等死的当儿，特务们竟然将我放出来了，出来后见到我家里人，才知道是找关系花钱赎出来的。说还欠特务们五十担米，找保人说定十天内交还。原来，共产党淮阴县政委李济民得到我在镇江被捕的消息后，马上找到我老婆，说："韩兰田在镇江给敌人抓去了，你们快去救他的性命吧！"接着就给了路单和一千五百万块"抗币"（折合六十块大洋）。家里连忙派人到镇江花钱托人情，后来找到他们的一个窝里人，说通只要给三百担米，就放人。家人东拼西凑，才搞了二百五十担，只好找保人说情欠账。我只得赶到南京，向一家香烛店老板借了五十担米还债。后来听说，镇江那帮军统特务认为从我身上榨不出油水，原打算双十节那天将我扔江里去的。

一九五○年土改时，我从外地做生意回来，老婆对我说："我们家每人摊五亩田，土改工作队给划成富农了。有人家每人八亩田，也才是中农。"我说："富农就富农，不相干，不过说我们有钱罢了！"

一九六○年，公社书记张其俊和乡长王玉伯找到我，说中央号召公社办工厂，要我也办一个，还叫我从会计那儿拿五百块钱作为开办费。我是个爽快人，一口应承下来。接着置办工具，五百块钱很快光了，再去找会计，他说没钱了。我心想，我韩兰田解放前那样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现在连个小工厂还办不起来吗？我就写信找过去做生意的老关系帮忙，很快上海寄来一千元，海安寄来七百元。小工厂开张了，发展很快，至六六年社教队到来之前，共计赚得十八万五千元。

社教队来了，查小工厂的账，查到六年中的招待费八百七十五元钱。他们要我赔偿这笔钱。我说："都是公社书记和社长批准的，吃喝他们也在场，你们该去找他们呀！"社教队的人说："我们叫你赔你就要赔，不要扯别人。"他们还说："你家有瓦房，还有皮衣、高级家具，莫怪是富农。你还要再还一百元医药费！"我跟他们争辩说："我家的瓦房、家具、皮衣都是以前做生意挣下的，也不是贪污的，凭什么还要我还一百元医药费？"他们说："这叫穷人吃药，富人还钱嘛！"跟这些人有什么理讲？八百七十五元招待费外加一百元医药费，我都从腰包里掏给他们了。

接着"文革"开始了，我被戴上"三开人物"的帽子，大会批，小会斗，身上到处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老婆怕我在牛棚里寻短见，我宽慰她说："在镇江那样的罪都受过来了，我哪是容易死的！"后来，我又被管制起来，放到猪场喂猪。我喂猪三年，猪场里没发生过一回事故。以后换了别人，猪场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我也曾想给在北京工作的老朋友们写信诉诉冤屈，无奈得到他们的消息是：张彦被批斗而死，黄克诚、钟伟登大牢了，杨纯正在挨批，兰州军区副司令员胡炳云推病在北京休养。这一下，我泰然了，心想这些为革命连命都不要的老八路都遭此劫难，我一区区小民皮肉吃点苦又何足挂齿！

"四人帮"倒台后，杨纯叫人带信让我去北京玩玩。一九七九年"五一"节前，我带上一百只鸡蛋、一百只皮蛋和十五斤花生米进京了。当时我已七十多岁，可人家都以为我才五十几岁哩。我见到了杨纯、钟伟夫妻和金明等领导干部，还到八宝山悼念了张彦。我还记得张彦的骨灰盒是七十七号。钟伟蹲了三年牢，出来后又当了北京军区参谋长。

今年，我八十二岁了，照样能骑自行车从朱集赶到淮阴城。政府对我不薄，让我当了省文史馆员，还选我担任了淮阴市政协委员和淮阴县政协委员。我真愿意再活它二十年，看看现代化是什么样子。（淮阴文史资料第五辑，198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