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全绳 ｜我与原军事科学院杨永斌政委的交往

文/屈全绳

一晃4年多了。

我与原军事科学院杨永斌政委的交往，成为阴阳两界的对话。往事穿过45年的时光，伴随着浓重的山东口音，从记忆深处徐徐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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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肆虐之际，杨永斌将军于2021年4月14日在北京溘然长逝，享年94岁。半年多后，我才在互联网上偶然读到这则讣告，新华社通稿中“山东济宁人，1927年10月出生”的寥寥数语，瞬间模糊了我的眼睛。我拭泪读完了三百多字的通稿全文。

那是10月中旬的午后，楼外秋风萧瑟，寒云如絮，“忽见故人心上过，回首山河已是秋”的惆怅悄然漫上心头。

我与杨永斌政委的交集，要从1980年的新疆说起。彼时新疆军区改称乌鲁木齐军区，他刚从沈阳军区空军调任乌空指政治委员。作为首长的代理秘书，我参与了他向军区领导报到的活动。

从原空九军军长宋连弟主任口中得知，这位老八路是越级提拔，我的敬意油然而生。

报到活动尾声，他得知我的实际职务是政研科副科长，竟说曾在《解放军报》等报刊上读过我的文章，还邀我有空交流。我虽然以为这是首长客套，却也暗自惊叹他阅读之广。

1981年元旦，市政府举办联欢会，我与杨永斌政委再度相遇。休息室里，我们抽着烟聊了许久。我问他是否适应新疆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他爽朗一笑：“从大东北到大西北，没感觉哪里不适应！”

聊起他在临潼空军疗养院的调研，他的话满是体恤与洞见：“飞行员人在天上，心里难免牵挂家里的父母妻儿。培养飞行员，不光要抓思想、抓技术，还得帮他们把家里的事安顿妥贴。”

谈及临潼名胜，从烽火戏诸侯到兵马俑，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连我这个西安人都自愧不如。

同年春节前的自治区团拜会上，我们又一次碰面。他向我询问维吾尔族礼仪，我则请教他济宁的儒家文化。他坦诚一笑：“我参加革命前家里贫寒，没读多少书，对这些其实懂得不多。”这份谦逊，更让我感受到他的厚重品格。

大年三十上午，杨政委打来来电话，先是拜年，随后托我向吴克华司令员转达济宁党史办的请求——他们两次写信，希望通过他了解吴克华司令抗战时期在济宁的情况。“首长了解多少算多少，我好给家乡有个交代。”。当天下午，我向远在广州的吴司令拜年时转达了此意，吴司令告诉我，他当时主要在胶东作战，对济宁的情况所知不多，并让我代为感谢。我将结果反馈后，杨永斌政委非但没有失望，反而由衷感叹：“老首长对待历史的态度，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易经》有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与杨永斌政委几次短暂接触，我们之间的情谊却如种子般生根发芽，渐渐长成大树。

1982年6月，我晋升为科长，杨政委专门打电话祝贺。建军节军地联欢时，我请他指点《政工简报》的办刊质量，他客气推辞后，提出三点极具远见的创新建议：

1. 保密等级不变，发行范围扩大至所有驻疆部队；

2. 由半月刊改为不定期，拓展内容广度；

3. 允许优秀稿件作者个人署名，培养稳定作者队伍。

这些建议即便在今天也不落俗套，让我豁然开朗。虽然后来因经费所限，发行范围和刊期未能调整，但“允许署名”的传统被成功突破——这一改变让部队里一批“写手”得以施展才华，有人转业时，仅凭刊有自己文章的简报便获重用。

1982年底，我荣立三等功。在自治区春节团拜会上，杨永斌政委举杯向我祝贺，我也举杯向他表达感谢。1983年元旦、春节，我们在军地联欢会、团拜会上交谈过两次，每次都让我受益匪浅。

鲁迅说：“友谊是两颗心真诚相待，而不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敲打”。与杨永斌政委多次交谈后，“相见恨晚”的感觉愈发强烈，这份“投缘”，大抵就是最珍贵的友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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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杨永斌政委同我的友谊之船驶入深水航道的时候，1983年5月，中央军委任命杨永斌由乌空指政委升任兰州军区副政委兼兰州军区空军政委，53岁跨入大军区领导的行列，成为大西北空军的主要掌舵人。其德其才，堪当重任。

杨永斌政委去兰州军区空军任政委时，我在莎车驻军蹲点，没有得到他高就和离开的消息。回到乌鲁木齐，我打电话向他表示祝贺并致歉意，希望他来空军驻疆部队视察时通知一声，我专门置酒为他补贺。

两年多了，除了联欢会、团拜会吃公家饭、喝公家酒，我们彼此没有请过对方。杨政委在电话里哈哈大笑：“伊力老窖兰州不缺，你的《政工简报》我这里看不到，能不能每期给我寄两本？”我当即答应了他的要求，而且之后两年多没有中断。

马克思说：“真诚的、十分理智的友谊是人生的无价之宝。”杨永斌政委离开乌鲁木齐后，我们没有见面的机会，但元旦、春节的贺年卡是一定要送的，而且都是手书贺辞，没有打印和请人代劳的。

真诚的友谊不是建立在年龄长幼和职务高低之上的，而是由共同的目标做基础的。杨永斌政委长我17岁，被我视为“长辈首长”，但他从没有以“长”自居。1983年1月，我由政研科长升任组织部副部长，杨政委给我的新年贺卡上写道：“向前！向前！向前！”我捧着贺卡思考，琢磨其中的深意，又一次受到“大道至简”的教育。在我看来，杨政委一定知道，奉承是一杯劣酒，只有虚荣的人才会品尝它。我给杨政委打电话说，我一定尽职尽责，但没干过组织工作，不知道怎么向前。你是老组织部长，得对我进行传帮带呀！

杨政委又是爽朗一笑回答我：“一手抓党委，一手抓基层，两手都要硬！” 15个字的方法被我视为秘笈，受用了几十年。

1984年5月，军区上报我由组织部副部长任高炮73师政委，因百万大裁军干部任免冻结未能落实。他在电话中说：“是钢，总要千锤百炼。”这些激励我的话，虽然只言片语，却给了我力量，增加了我对他的敬重。

从杨永斌政委的经历中我领悟到，领导干部能不能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不是靠运气，靠人设，而是靠知识，靠能力，靠实干。

1985年乌鲁木齐军区与兰州军区合并，对我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总部当时要求，合并后的兰州军区政治部编制两名副主任，由原来的两大军区各推荐一名。乌鲁木齐军区推荐我，兰州军区推荐宣传部长江修惠。后来为了保持平衡，乌鲁木齐军区改报宣传部长李月润，我被任命为新的兰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

在新的兰州军区成立大会上，我与杨永斌政委不期而遇。他拍着我的肩膀说：“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不相逢。这不，咱俩又钻到一个山凹凹里了。你先熟悉情况，进入角色后到夏官营（兰州军区空军驻地）坐坐，我们再好好聊！”此后，我们的电话联系与日俱增，大部分电话是我向他请教。

“八一”前夕，新成立的兰州军区在西北宾馆召开军政领导干部坐谈会，甘肃省委书记李子奇和兰州军区政委李宣化主持会议并讲话，杨永斌政委作了简短发言，主要意思是大军区和大西北是大局，兰空是局部，局部服从大局，空中服从地面。军地两位主要领导对杨政委言简意赅的发言给予高度肯定，我现场分享了他得到的赞许。

百万大裁军，为世界和平注入了新的能量，也把我的人生推到新的起跑线上。从踏进宣传部长办公室第一天起，我就全身心投入工作。不光要理顺两大军区合并后的组织关系、人员编制、思想情绪，还得为即将奔赴前线的轮战部队准备宣传教育资料。

轮战部队上前线后，总政治部又决定在21集团军63师（甘肃平凉）召开全军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现场会，明确余秋里主任莅临会议讲话，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和宣传部长参加。兰州军区党委对这次会议空前重视，首长决定会议筹备工作由宣传部负责，军事表演项目由军训部负责。我忙得没有时间同杨永斌政委联系。但重大节日的电话问候，元旦、春节的贺卡，一次也没有落下。

由于昼夜赶文件、抓现场，我在会议筹备就绪后终于病倒了。牛俊民、王宗义、于建文、魏季棉、黄富強等同志随我赶到第四军医大学一附院就诊，放射科的初步结论是上颌窦癌（中晚期）。

医生把X光影像报告递到我手里时，同行的战友深感震惊，我也像晴天霹雳，瞬间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瞬间的长度无法衡量，但我恢复镇静之快也使大家吃惊。我坚持不坐电梯，手里拿着x光片的报告，从四楼步行到一楼。

间的感觉过后，大难不死的经历让我看到了希望——在西藏阿里，从高烧昏迷的急性高原肺水肿中抢救过来；在5000米海拔的麻札达坂上，被路过的司机从压扁的吉普车里掏出来；在塔什库尔干木吉口岸，从拖拉机撞翻的戛斯车里爬出来；甚至在侥幸中躲过了雪崩，难道说上颌窦癌就能置我于死地？我不相信！

8月19日手术那天，当王锦玲教授和王尔贵副教授、郭梦和医生把“手术顺利、病理报告良性”的喜讯告诉在手术室门外等候的战友和我爱人孙兰时，大家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

大概是手术后第三天，正在空军西安某部调研的杨永斌政委出现在我的病房。他握着我的手说：“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功德圆满，闫王不收。”说完又是爽朗的大笑。那时候没有军衔，连陪护我的南远景干事和医护人员也不清楚，这个穿便衣的山东汉子就是后来的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杨永斌。

3

1988年解放军第二次授衔，杨永斌获授空军中将，我被授予陆军大校。就在许多人佩戴军衔的兴奋还没有消散时，一场关系中国命运的风波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蛊惑中从水下浮出水面。这场闹剧让我觉得“和平演变”像悬在中国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随时都有落下的危险。于是我开始用笔表达自己的思考。

1989年9月，我在兰州州军区师以上干部读书班上，作了防止“和平演变”的研讨报告。11月7日，《解放军报》刊发我撰写的长篇文章：《国际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是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主要危胁》。杨永斌政委打电话告诉我，报纸就摊在他面前，他让机关通知兰空部队都要学习，希望我继续整大块头文章给部队做教材。1990年3月31日，《解放军报》刊发我撰写的重头文章《共产党员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文章强调，面对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加紧“和平演变”的图谋，“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一致，确实是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和共和国兴衰成败的问题。”

文章发表没几天，听说杨永斌政委到军事科学院当政委，我打电话向他祝贺。杨政委说：“你那篇保持一致的文章，就是我到军科上任的开场白。”

这一年7月，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我同军事科学院刘红松研究员合著的《和平演变及其对策》一书。两年多的摇笔呐喊，推动了舆论界对“和平演变”的深入研究。1991年3月，我与南远景合著的《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由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我专门让人给杨政委送了两本。那几年我们在电话里交流最多的话题，就是如何防止和平演变；如何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如何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我每次有写作冲动时，都要电话向杨政委汇报，杨政委总是能帮我拿主意，出点子，使我受到启发。清人郑燮诗云：“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毫不夸张的说，没有杨永斌政委的“仙人指路”，我那几年肯定不会做出一些被大家认可的研究成果。

可悲的是杨永斌政委和我最耽心的“和平演变”在苏联成为现实。1991年12月25日晚7时，戈尔巴乔夫签署最后一道总统令，辞去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职务，将武装部队和“核按钮”的控制权移交给叶利钦。随后，他在总统办公室向全国和全世界发表辞去苏联总统职务的讲话。19时38分，克里姆林宫上空的苏联国旗降下，俄罗斯国旗升起，标志着苏联正式解体。而中国——这艘承载着将近12亿人民和5千年文明的大船，却在改革开放的航道上劈波斩浪，昂首前进！

4

1992年10月，杨永斌政委缷任军事科学院政委，加入离休干部的行列。在这之前的1991年6月至1992年5月，我先后任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我打电话给杨政委，请他离休后故地重游，到新疆消夏避暑。杨政委说：“我在军科干了两年多，是名符其实的丘八管秀才。军科知识分子多，科研任务重，我的主要精力是为研究人员创造条件，为研究工作提供保障。现在休息了，我给自己立了个规矩：不放松思想，不为难组织，不麻烦别人。过去没读几本书，现在静下心读读书，争取补充一些知识。另外，还有一件事没和你通气，我向上边反映了。”

“什么事？”我问。

“我离休时军委领导同我谈话，我建议你来军科当部长或政治部主任。上面听不听不好说，但我这个建议绝对是出于公心！”

我感谢杨永斌政委的古道热肠，但对去军科工作不抱奢望。我是新疆土生土长的土包子，做梦也没想到去军科。

1993年初，我出任南疆军区政委，当时的恐怖分子已经在和田、喀什等地制造事端，我被恐怖势力列为暗杀对像。分管安全工作的苏明銮副参谋长专门给警卫连打招呼，要求我出营门必须带枪带弹，身边一定要有警卫随从。杨政委了解南疆地区恐怖分子嚣张，在春节给我的贺年卡上写了两句话：“洞察全局，驭势而为！”我牢记杨政委的叮嘱，在南疆军区工作期间没有大的失误。

1995年2月，我被调任总政宣传部部长。杨永斌政委第一个打电话向我表示祝贺。春节前我在西苑饭店旋转餐厅同杨政委吃了一顿自助餐，算是对他15年关心的感谢，同时请他继续关心帮助我。杨政委爽朗地笑道：“那我不成了关公门前耍大刀嘛！今天这顿饭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君子一言 ，驷马难追。此后除了每年元旦、春节彼此收到对方的贺卡，我们再也没有联系。

鲁迅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杨永斌政委是我今生的灵魂知己。如今，他老人家已含笑泉，但他对我的教诲和帮助我将永远珍藏在心底。

2025年8月26日于解甲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