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孝乾：中共在台湾的大叛徒，生活腐败，引诱14岁小姨子为情妇

牛排，有时候是一件很小的事，却能让人心里起风。你说台共最高领导人被捕后，第一句居然是：“我想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疯了，给我买波丽露餐厅的西冷牛排。”这话要是让外头那群热血地下党员听见，估计得气到摔杯子。特务头子谷正文那会儿坐在对面，心里不是滋味——他多少准备过对方是铁血硬汉、宁死不开口，却没想到来的竟是贪嘴的，像个深夜叫外卖的小白领。

你要是真去翻谷正文后来的回忆录，这事总能被他念叨两句。有时候历史就这么吊人胃口，一个原本该做风云人物的人，最后的形象让人哭笑不得。其实谷正文当时心里也挺纳闷：这么个“保密局头号大敌”，台共最高领袖，这样就垮了？

说起来，蔡孝乾这一世，开始也没什么“坏毛病”。1908年，他出生在台湾彰化的一个普通村落。那个年代，台湾人叫苦不迭，刚被日本从清廷手里夺过来，村里的老人口里还偶尔蹦出闽南话、讲点“祖国的事”，可环境已大变了样。两三岁刚会走路的孩子，都被赶着去学日语，看着校门口挂着“皇民化”“大东亚共荣”这些标语，心里打鼓——到底自己是谁？

他家的条件勉强过得去，家里老人又坚持灌输点“中华魂”，蔡孝乾打小就被教导：你虽然穿着和服吃着米饭，心里要想着海峡那头，有个叫“中国”的地方。只是你想象再多，学校里一切都是日式的，老师、课本、节日，仿佛谁要是喊一声“中华民国”，都得被抓去训话。

1922年，他初中毕业，还留校混了小一年当助教。那时候，台湾不缺聪明孩子，但缺敢拼的——蔡孝乾刚好是那种琢磨事的人。别看他那时年纪不大，已经偷偷留意大陆的各种风潮。当年流传到台湾的一本上海大学招生简章，正撞进了他的眼里。春天一到，他背着行李去考了那边的社会学系。从此，一脚踏进了完全不同的圈子。

上海不是台湾。20年代的上海大学是个“红色火锅”，校门口天天有人在讨论工人运动、资本、革命理想，就连老师，都是后来有名的马克思主义者：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这些名字，几十年后都能在教科书里找到。“革命是什么？”“工人该得到穷人权利吗？”那些问题蔡孝乾第一次听到，心里像有一团火。大家都急着投身中国共产党，地下社团、批判资本家夜校，气氛激烈得很。不过，蔡孝乾当时很有分寸，没立刻跟着宣誓，他另有盘算。

等于说，他带着这一肚子革命理论，1926年终于又回了台湾，准备“学成归乡，照亮黑暗”。恰好那会儿岛上左翼运动刚起步，台共正在蔡孝乾结交过的上海党人们的牵线下慢慢萌芽。他干得风风火火，教学生、发传单、联络日本共产党。台湾那帮警察对他恨得牙痒，说这人“脑子怪，行事疯”，不久后就被盯上了。

28年春，台共在上海成立，蔡孝乾直接进入了中央常委，管宣传。这一下，身份算是坐实了。只有蔡孝乾自己知道，这份热忱究竟有几分真心，几分策略。谁能想到，这么热血的小伙子，日后却亲手把老同志一一供出，最后只求吃个牛排。

日子紧张的时候，他躲进了福建漳州，离开了被监察得紧的岛。刚好国内也在闹反革命，蔡孝乾这样的“高材生”成了中共急需的人才。组织多次发电报邀请，让他进了中央苏区红一军团，见识真刀真枪的革命。跟罗荣桓搭档，编报纸，写稿子，老实说，这种文职活不是最危险的，却让他第一次认清革命是流血不是耍嘴皮。

苏区以后，他甚至踏上了长征的大路，红军渡湘江的惨烈场面都亲眼见过。蔡孝乾皮实，就是文人气，也能坚持到陕北，成了台共唯一一个横穿长征的干部。路上偶遇毛泽东、周恩来这些大人物，大家互相吹牛、论党性，晚上一锅饭喝下去，人还在幻想革命胜利后要干什么。

那些年，他身边的同志都觉得蔡孝乾还算靠谱，至少不会先出事。可可能有些东西，吃惯苦的人才懂得珍惜，吃惯好的人往往很快变味。日本人败了，台湾又划回中国版图，蔡孝乾就等着施展拳脚。

46年夏天，他再次回到台湾，主持工委的工作。开始两年很风光，地下党资金多，风声还没那么紧。他打着最高领导的旗号，在台北的西餐厅、夜总会出没，把“革命干部待遇”过得像大老板。组织再三提醒要低调节俭，可他哪听得进去。还有更荒唐的——自家妻妹十四岁，青春正茂，蔡孝乾见了眼红，居然把小姑娘拉出来吃喝玩乐，最后闹成姐夫和妻妹的风流事。

说实话，这些丑事当时组织不是没人知道，只是大家都忙着搞事，“团结紧急”，没人愿意撕破脸。等到“蚁穴溃堤”，已是后话。

日子很快急转直下。国民党全线撤退到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成立，空气一下凝重起来。台共原本还乐观——“台湾快要解放了！”可等到保密局出动，地下党员被一窝端，蔡孝乾再想逍遥也不行。

最刺激的一节，是“光明报事件”。这本地下刊物不小心送进了高层案头，直接让蒋介石气得桌子都拍烂。调查一追，发现源头是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可这位硬汉也不怕死，打得头破血流死守口风。后来在昏迷间抛出一句“老郑怎么样？”谷正文好像捕到鱼了，顺藤摸瓜抓住副书陈泽民，又锁定了蔡孝乾的躲藏点。

谷正文以为蔡孝乾会是党性极强、誓死不认的那种。不料一关就崩，牛排没吃到人先服软，还答应带保密局去查地下组织点。特务老谷都愣了：原本还打算七擒孟获，谁知道这里直接投降了。

果不其然，再过几个月，蔡孝乾因为嘴馋去吃西餐，带着妻妹现身嘉义镇，被特务抱个正着。这一次他不再周旋，索性“全盘吐露”，把台工委的同志名单、活动路线都交代了。其实，有人说，这时候他已完全认了命，心里只有怎么保命、怎么过好生活，革命成了旧货。

国民党还挺赏脸，给了他少将军衔，让他在保密局里干点事。同行都说，谷正文对蔡孝乾那叫一个看不上。几十年后还写到：“这些人里，蔡孝乾最叫人不齿。”其实这种评价挺狠的，一生的荣辱，被一顿牛排、一桩风流事打得稀巴烂。

1982年，蔡孝乾病死在台北。那年头，台湾政坛仍旧风雨飘摇。其实谁都能想象，他最后会不会回忆那些年长征的艰苦，还是只想着牛排的味道。人心这东西，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有些人能扛一生，有些人一步走偏，名声就烂了底。

有时候我想，这些故事都远了。但不论是革命、追求、还是贪欢，最后落在人的心里。你说，历史到底能记住哪个蔡孝乾？发誓效忠的青年，还是投敌求餐的叛徒？只怕只有他自己清楚——牛排到底是什么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