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怿伯守厂记2：历尽艰辛，守厂八年

1

装运文卷帐[账]册之兴化船，于阴历十月二十日开行，同时遣散员工之事，亦已告毕，余之留守由此起，直至次年新正初八日离镇时止，共经过八十天光阴。

当未沦陷前，曾储存少数米面，但兵到之日，即被搜去。

此后宿舍食粮，无一定来源，东挪西凑，吃一顿，算一顿。

米固如此，柴薪亦极困难，当时无处购买，只有搜罗坏板碎木，劈作柴烧，如搜集稍多，又每被兵抢去。

当时无论柴米，罕有隔宿之粮，所过日子，全然朝不保暮。

菜蔬则月余后，始有挑担青菜上街。

敌军以黄豆给豆腐店代制豆腐，豆腐店匿其余豆，私制豆腐出售，于是我们才有机会，间可购食豆腐。

宿舍两月余中，各人囊橐空虚，当时即使有钱，亦难购得日用所需之物，且来兵搜劫，无孔不入，金钱收藏，极为不易。

两个多月难日，历尽多少艰危，好容易一天一天挨过，真觉度日如年。

当布置留守时，杭妈初则自愿留镇，其后时局变化，彼夫及女，即将逃回江北，是时杭忽来跪求，让其与夫女同回，当时余因留守局面，部署已定，杭去颇有关系，不允所请，杭归家之念，乃不得不打消，及至沦陷后两月余，杭在宿舍，担惊受怕，危险万状，在极端艰难困苦中，始终照料我们伙食。

两个月后，镇地稍稍平靖，但与江北消息隔绝，彼念家不已，亟思回去一看，就人情论，此时不能再行强留。

(若)杭去之后，宿舍无人炊煮，膳食(将)发生问题。

且当是时，余妇因余留守，不忍独自离去，历经多少危险，辗转于三个难民所中，度其颠沛流离之生活者，已有两月，困顿不堪。

刘春波帮助留守两月，厂中驻兵开走之后，又两次被别处驻军拉去，充当夫子，视为畏途，又苦无法躲避，时当乱离，莫不思归情切，亦决意要想回去。

因是种种，余觉守厂之事，至此已可告一段落，遂决与余妇及杭妈、刘春波等，乘难民船前往江北。

当离去时，(余)长发如囚，衣鞋破敝，形同乞丐。

余妇则蓝布包头，身罩破褂，侨装贫妇模样，随身衣服，早已散失无存。

夫妇走上难民船时，仅携一个包袱而已。

回忆处于惊涛骇浪中者，计历八十日久，艰危苦难，殆已备尝，心中引以为慰者，即留守时之苦难，我与大家共受之。

照后危险情形，当时如不决心自任留守，人心涣散，无所维系，结果所致，守者相率以去，全城无论何处，凡放弃看守者，非一片焦土，即(被)抢劫一空，绝无幸存之理。

抢劫之事，先之以敌军，继之以莠民，并不仅限器物，虽整个房屋，被拆卸者亦多。

试一设想未来，本厂情形，恐亦难以例外耳。

自二十五年，江苏银行与本厂，即已订有质权借款契约，以本厂全部生财货料，作为抵押，派有监察员驻厂管理财产。

该监察员，在兴化船未开行前，即已离去，按当时事实，本厂全部财产，既已抵押江苏，留守责任，固不全在本厂，但该行已放弃矣。

2

厂受损失之先后次序，有可分者，有不可分者，为叙述便利起见，其不可分者，则推度当时情形，假定划分，庶足以醒眉目。

本厂第一次住兵约旬日，厂西陶园，与厂毗连，为余家所在地，同时亦驻兵，两边约共住马队二百余人。

军中造饭，以及各兵燃火取暖，悉取厂中器具，作为燃料。

住兵之时，各处门户洞开，无法关锁，住内及外来之兵，纷纷出入，军队拉夫甚多，内中良莠不齐，厂中既设临时妇女收容所，附近贫民，又得出入其间，而此时刘春波、徐桂林、马玉成，均分别为本厂及余家驻军服役，人手不敷照管，秩序极为混乱，是时除大宗工具被劈作柴薪以外，其余物件，损失亦多。

是为第一期之损失。

初次驻军开走之后，不断有兵到厂，搜罗所需物件，日三五次不等(此非本厂一处为然，当时全城家家户户，无一家不如此)，直至我离镇之日，其时距沦陷已两个月零二天，犹有兵到厂搜罗写字桌上所用玻璃板等物，历长久之日期，经无数之搜刮，虽属零星杂件，总数亦殊可观。

是为第二期之损失。

二十七年三月，敌军大队住对河敏成学校，少数官兵，占住厂中，是时春寒尤甚，夜常不睡，燃薪取暖，通宵达旦，逾一周始去，厂中器物，被取作燃料用者，亦颇不少。

是为第三期之损失。

我尚未离镇时，日军已搜取物资，将存栈房之红油膏瓶盒二百七十一打，壳货百盒，押令夫子为其扛走，此非有秩序之动作， 换言之，犹是随便劫夺。

及我走后，敌衣粮厂忽来封厂，一面派一军官，率兵六七人，夫子若干名，并带一大卡车，将存栈蚊香，车去八十五大箱，给有收条为凭。

此已非无秩序之动作，而为有计划的搜刮物资矣。

是为第四期之损失。

当二十七年上半年，地方秩序，尚未全复，治安未能确保，盗贼如麻，防不胜防。

查记录由五月十九日至七月二十四日，两个月期间，计失窃宿舍一次，栈房六次，蚊香陆续被偷，总数达十五箱。

当时窃贼，大率软进硬出，有炕山芋、揭天窑诸名目，名虽是贼，敢窃整箱之货，实与强盗无殊，报官无效，只有隐忍。

是为第五期之损失。

厂住兵时，工具被作燃料者固多，但办公室桌椅等件，尚能保全。

至后忽有绥靖队强借厂中木器，及我个人家具等件，共达一百二十二件之多，其中虽有借条，但军队辗转迁移，既而借物之人，已无处觅，物件亦不知何往。

当时地方未靖，本与抢劫无殊，借用不过名目而已。

此项损失，为数可观，在本厂历次损失中，实占相当巨大之数。

是为第六期之损失。

厂中工具最多者为香罗，计八千张。

“八·一三”后，因避空袭及火灾，特将存罗疏散于南门外乡间，向汤湾地方居民蒋方茗租一空房，堆罗三千张，又在香工宿舍旧址，亦存罗二千张，又存宿舍数百张，如此四处分散，结果存厂与存宿舍之罗，均告无恙， 而南门乡间存罗，尽毁于火(乱后曾由后期守厂职员马谷人前往察看，堆罗房屋已不存在，仅余一片瓦砾而已)。

香工宿舍之罗，沦陷未久，余亲见该屋门户洞开，门板已拆卸无存，存罗更不知去向，据闻已被日军取去，当作柴烧。

此两处存罗，不知确在何时烧毁，姑且作为第七期之损失。

当大乱时，负责留守实仅我一人，×、×不过适逢其会，随余在厂，情形已见前述。

余既去江北，×、×亦即迁至厂中居住，彼时大局已渐安定，X、×及刘福祥、徐桂林自成共同看厂之人，而不料大乱以后，人心大变，×、×不仅任意取携物料，犯监守自盗过失，并与已解职之旧职员×、×、×等三数人，合营与本厂出品同类之营业，因而预蓄阴谋，施行破坏，厂存工具料件，颇有被其盗窃毁坏者，是为第八期之损失。

本厂除二十六年底，及二十七年春，各住敌军一次，损失已见前述外，次年“八一三”又曾驻敌军一次，又二十七年一月上旬，敌军住宿舍一次(当时余正住宿舍)，均尚无甚损失。

二十八年十月，绥靖队一中队，计一百四五十名，忽来厂占住，直到次年五月始去。

住厂逾半年久，骚扰不堪，盗窃毁坏之事，不一而足。

厂存油膏标准货样，壳货五十盒，瓶盒十四打，即在此时被窃，最为可惜。

时厂中已另派人留守，但人数仅有三人，军队杂处其间，一切防不胜防。

是为第九期之损失。

自绥靖队让出以后，看厂之人，亦始终未有间断，只以地方辽阔，屋多人少，照顾难周。

计算由二十八年三月至三十年七月，两年余间，栈房被挖洞偷窃，共达十二次之多。

此外厂中物件之零星损失，更未能偻指计，当列为第十期之损失。

二十六年装运文卷帐[账]册至兴化时，并附带若干器具，至后转迁至樊川，及樊川沦陷，木器文具等件，损失亦颇不少，今列为第十一期之损失。

抗战以还，自始迄终，不断有人留守，约计损失，已如上数，苟非然者，恐损失更不堪问。

历年厂中添置家具甚少，平日均系将我个人所有借给厂用，此番多已损失。

至我个人家中器物，损失极巨，仅余几样笨重之件而已。

3

装去兴化之船，文卷帐[账]册，占大部分，先到兴化，次年移至樊川，始尚平安，不久即时常风声鹤唳。

二十九年夏初，某日清晨，忽闻炮声隆隆，并见远郊数处起火，纷传敌兵将至，后知仅到距樊三十里之八字桥而止。

经此惊吓之后，以文卷帐[账]册存放余住处，敌兵果至，人将避开，保管无人，实为不妥，因特另租赁房屋一所，将文卷帐[账]册，专门堆藏其中。

及樊川沦陷后，久欲运回镇地，只因沿途敌人检查甚严，如此大量文件，检查起来，麻烦已极，不敢迁动。

直至三十一年冬，始行设法装回。

在几次危险纷乱中，搬动上下，文件已有散失者，另有剩余在厂一部分文件，因叠次驻兵，烧毁抛散，无复有存。

此保管文卷帐[账]册之大概情形也。

5

二十八年春，余在江北，既察知×、×有不妥行为，于是另由江北派旧职员马、刘二人来镇担任看厂之责，如此局面，直至我于三十一年三月回厂为止。

说者谓，若我不去江北，或虽去而早日回镇，则厂中当可另外一种局面。

但我不离开于沦陷以先，而必经过两月余之惊涛骇浪，地方已渐安定之后，方始离去，其非趋安避危可知。

乱世人心不古，×、×灭绝道义，乘危劫取，付托非人，原非始料所及。

余在江北期间，二十七八年时，初有敌衣粮厂之合办开工，继有宣抚班之通告接收，其间更有数次，敌方要来合作，负责人不在厂，即可藉为推宕，否则将何摆脱？

余之素志，满意俟平定后，再行重整旧业，期待澄清时局，遂至岁月蹉跎。

另外则因镇江沦陷后，我所耳闻目睹之敌人种种暴行，撰成《镇江沦陷记》，曾在兴化三次刊印四千本，邮寄上海、苏北各地， 并远至湘鄂川滇黔桂等省，后在汉口、镇江两地邮局，被敌检查扣留，一时之间，自然不便回镇。

此皆为余久羁江北之苦衷。

余逃江北以后，初居兴化，继迁樊川，逾年，樊川沦陷，由竹墩、小纪等处，辗转逃至泰州，再转东台。

未久，东台又告沦陷，复迁泰州，辗转迁避，江北已难觅得干净土。

综计四年三个月间，转迁不下八九处之多，颠沛流离，家庭直同传舍，其间遇樊川之轰炸，落弹地点，距寓所不过一百公尺，致被铁屑之类，伤及头皮。

逾年，樊川沦陷，从雨中逃往竹墩，泥深没踝，举步维艰，八小时久，仅行十二里路，中间跌仆无数，以致腕部受伤。

后由竹墩转逃小纪，适遇炮轰，小纪不过一平常乡镇，直弹丸之地，乃[敌]于三里外之竹墩，架大炮对小纪轰击数十分钟，即单独我寓附近，落弹已有七处之多，起火之处，不过寻丈以外，全镇焚毁死伤，随处可见。

我在江北逃难期中，所遇危险，以此次为最大。

二十九年在东台时，遇九架飞机之大轰炸。

及至沦陷，又遇与当年镇江沦陷时之同样恐怖。

总计留住江北四年有余，其初年余，尚属平安，至后时有危险，到处飘泊，生活极不安定，而彼时镇江情况，则较江北安靖，顾[故]我仍不回南，仿佛与趋安避危立于相反地位，盖有不得已者在耳。

6

八年，在这么悠长岁月之中，为事业所受危险恐怖，所尝艰辛困苦，真说不尽许多。

这几年小做，日处低气压中，总觉窒息难过。

那知在光明来到之三星期前，还发生一件极其麻烦的事，即敌人要来占厂，制造酒精。

几番几次，到厂相度地势，丈量各部，由驻伪县府联络部及酒精厂日人，先后来厂要求我们迁让， 经过五次交涉，均经(余)拒绝不允。

在第五次临走时候，我告知翻译朱志成说，这事百分之一的希望都没有，关照他们下次不要再来。

少顷，伪第一区署，忽来传本厂人去问话，这是鬼子直接路走不通，改为假手伪官来压迫我们，当先[即]派人去。

翌晨，我自己又扶病前往，仍然拒绝不允。

于是再进一步，由伪县府召集开会，连敌人三名，出席共有八人，经过不少争论，(余)仍然坚持不允，这已是第七次交涉，仍无妥协希望，已到水尽山穷，再无其他途径可走，要有，就是硬来强占了。

开会一小时许，无非种种威胁利诱，伪官方仰承联络部鼻息，惟敌人之命是从，不会帮助我们说话。

尤其这天翻译杨志翔，种种语语，很显出他为虎作伥，甚至说出“这件事就是南京政府也没办法”的话，可谓无耻之尤。

只要我一答应让房，伪官就能松一口气。

种种软劝硬说，想达到他们目的，结果终于失败。

酒精为军需品，又添新厂，增加生产，有利他的军事，于他有利，即于我国族有害。

其次，本厂为二十一年缔造艰难之事业，沦陷以后，不惜赴汤蹈火，冒险守护，才能保全至今。

他们制造酒精，就要本厂迁址，谈何容易。

既改军需工场，遭遇轰炸，势所必然，不独本厂偌大财产，将悉付诸牺牲，附近居民，皆不免于池鱼之殃，关系何等重大，岂容轻易允许。

我常想，敌人占中国后，种种巧取豪夺，固然由于侵略是他们本来面目，亦因吾国人，总不免处处存一畏葸之心，慑于威势， 遇事不敢据理力争，致养成若辈任意横行，得寸进尺之习惯。

即以占厂事发生后而言，有不少人相劝，环境如此，让他了事，不必与争，宜乎顺应潮流，不必过于固执。

我觉得这些话的出发点，不外由于卑怯心理，对一件事认识不足，自然就会主张错误。

我对来交涉的日本人说:“我干过革命的事，我有革命精神，不怕牺牲的。”

虽在强权时代，但我总深信，正义公理终究不能泯灭，明知敌来占厂，我拒绝他，无异以卵敌石，但既有了信心，就能不畏强御。

我对日本人，始终这样说:“要我们签订契约，作为允诺，绝对不能承认(答应)，如果你们用强力来占厂，那我是老百姓，无法抵抗，只好听你们。”

试看日本人多么狡黠，他们既要得到占厂的实利，又要图名，希冀取得允诺书即可证明系出厂方自愿。

但我无论如何，总不让他上心路。

彼本理屈词穷，无非以协力战争，军事第一这一番话，来相压迫。

但我回答说，军事第一，也要顾到老百姓。

增加生产，安定民生，既为南京所宣传提倡，今来消灭工厂，制造失业，岂有这样矛盾之理。

我已准备充其量来，给我戴大帽子，说我拒绝所谓“大东亚战争”，将我拘捕到宪兵队里去，拼得吃这一着，仍然不应允他。

伪县府开会，临走连招呼也没有打，不欢而散，事已决裂。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把存厂贵重物料搬出来，后门加杠上锁，准备应付意外。

这是八月十二早晨的事。

正在这个当儿，时局急剧变化，于是交涉七次的厂，才得放松过去。

这件事发生在七月中旬，始终推延，至八月上旬，交涉愈紧，谓已逾彼军部限期，迫不待缓。

适遇投降，事乃打消。

苟非拒绝迁延，敌人当早进厂，这是一件遇巧幸运的事。

当交涉紧张之时，(余)适患身体不适，每次谈判，为之舌敝唇焦，筋疲力尽。

如今已重见天日，回想八年之间，所受种种精神困苦，犹觉痛定思痛。

八年守厂，力尽艰危，当以此次为终结，心中如释重负，念创业之艰难，暨我股东付托之重，尽力做去，幸获保全，曷敢言功，亦不过求其心之所安而已。

以上至第九段止，三十二年二月稿，末段则系日寇投降后补述。

三十四年九月张怿伯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