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里的北京抗战 | 纸笔为枪唤醒山河，抗日宣传鼓舞民众

1941年寒冬，王府井大街南口的电车灯柱上，一张传单在寒风中飘动。传单上的内容，在当时看来颇为令人“震惊”——“反对组合，反对配给……共产党是抗日最坚决的党派！”从街头标语到民间歌谣，从油印刊物到游击办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宣传，如同星星之火，唤醒民众、瓦解敌伪，在中华民族最黑暗的岁月里，点燃了不屈的希望。

伪北京特别市内一区警察分局上报传单内容

档案摘录

本市住民，叫日本鬼子压迫的（得）如鼠见猫，有志的青年们，快起来，高呼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市民尽听鬼子的虚伪宣传，你们到八路军根据地里，去看看吧，到底是中国八路军好？还是鬼子好？

敌后宣传 燃起民族希望

天安门向东，王府井步行街，盛夏的烈日，比不过游人的热情。鳞次栉比的商场餐厅、琳琅满目的招牌橱窗，共同织就了一幅繁华热闹的都市画卷。

然而回首80多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1941年的冬天格外凄冷，七七事变后，作为日本殖民统治华北的中心城市，京城早已“人鬼混居”。

1941年12月15日，伪北京特别市内一区警察分局警官王广志巡查时，发现王府井大街南口电车西站灯柱上张贴着一份传单。他把传单撕下，立即将传单内容抄录上报：“反对组合，反对配给，那（哪）里有八路军，那（哪）里没（就）有我们的粮食，不要叫日本人抢去，共产党是抗日最坚决的党派！”

无独有偶，第二天，内一区警察分局驻所警官赵雨亭，又在前门内大街的两根电线杆上发现了新传单：“本市住民，叫日本鬼子压迫的（得）如鼠见猫，有志的青年们，快起来，高呼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此时北平沦陷已有四年，为何还会出现这些传单？

“面对敌后最艰难的情况，抗日军民一面开展反‘扫荡’、反封锁、反蚕食斗争，一面开展减租减息、大生产和整风运动，并且积极用宣传的手段，团结更多的力量。”北京市档案馆李泽介绍，1937年7月29日，日军占领北平，成立伪政权，实行严苛的舆论管制。8月，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北平市委在洛川会议精神的指导下，将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组织大批党员和进步群众撤离北平城，在平郊创建抗日根据地，到1941年上半年，平郊抗日根据地已初具规模。“用宣传手段发动群众、凝聚抗日力量，是贯穿全面抗日战争时期的一项重点工作。”

电线杆上的传单，正是抗日宣传的一个缩影，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中，还保存着很多这样的传单，它们反映出在敌后战场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宣传动员工作扎实有效。反抗日寇的希望之火，已现燎原之势。

贴近群众 传播抗日主张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是敌后抗战最为困难的时期，不少北平市民苦闷消极，对抗战的前途表示悲观。加之日本侵略者在北平地区实行奴役政策，严密控制具有反日倾向的进步思想，北平地区的抗日情绪一度陷入萧条。

但抗日宣传的火种从未在北平城内熄灭，沦陷初期，中共北平地下党通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队）等组织秘密活动，以油印刊物等形式，传播抗战消息，宣传抗日必胜，动员爱国青年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参加武装斗争。尽管其间多次遭敌破坏，但党组织迅速重整，通过单线联系、异地指挥等方式坚持斗争。地下党员为了避开日伪势力，将抗日标语包成“糖果”的样子，再把它散落在马路上、商场内、电影院等公共场所。

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中，还保存着伪北京特别市警察局搜集的，形成于1942年底的八路军宣传品。其中一张宣传单上印着顺口溜，有几句这样说道：“大东亚战争一周年，鬼子可恨又可怜！兵船打坏五百只，鬼子打死万万千；太平洋，不着边，胜利越过越离远；法西斯，冒黑烟，失败已在眼面前……”

生动的语言，更贴近老百姓，而这样的形式，也与敌后宣传的特点息息相关。彼时，普通民众文化水平不高，根据地的文盲率较高，将抗日理念转化为民众听得懂、看得见、读得出的形式，才能让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八路军的形象在人民心中得到认可。

当时搜查到的，还有一份题为《时机已到（一封公开的信）》的传单：“吾兄到底在什么时候过来呢？……要是真有良心，再不该和鬼子共事，给鬼子帮凶了……”宣传单中，八路军用“吾兄”的称谓拉近和老百姓的距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分析形势及接下来的打算，争取更多的力量不断发展和壮大敌后根据地，为八路军接下来的战斗做准备。

贴近群众的宣传工作，让抗日思想深入民心，抗战时期担任根据地村干部的赵永安回忆：“其实我最初没有意识到抗日的意义，但是后来听了八路军的宣讲，就开始从心底觉得誓死也不能当亡国奴。”

游击办报 创造新闻奇迹

在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夹着一张泛黄粗糙的《晋察冀日报》，其出版日期——1942年12月10日，正是侵华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大扫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全面实行法西斯统治的特殊时期。

1937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立，同年12月11日，《晋察冀日报》的前身——《抗敌报》创刊，向全边区发行。1938年4月，26岁的邓拓临危受命，担任报社编辑部主任。1940年11月，《抗敌报》更名为《晋察冀日报》时，发行量已从原来的1500份，增至1万份，最多时曾达到5.5万份。

诞生于最残酷的“扫荡”期，办报也需要克服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邓拓提出“游击办报”的理念，为方便随时转移，携带尽量少的铅字，报社计划尽量用三千个常用字写文章，轻便的印刷设备用八匹骡子就能驮运转移，最终留下“八匹骡子办报，三千字里著文”的传奇。从1940年11月7日更名，至1948年6月14日终刊，《晋察冀日报》在战火中出版2845期，创造了中外新闻史的奇迹。

时至今日，《晋察冀日报》并未消失，而是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成为一张人们耳熟能详的报纸——《人民日报》。

抗日宣传不靠枪炮，而是用文字、歌谣、美术等形式，唤起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意志。当这些泛黄的传单、报纸、歌谣穿越时空陈列在档案馆中，它们仍在无声诉说：有一种力量，可以穿透铁幕；有一种星火，终将燎原不朽。

补白

对敌宣传作用显著

对日军、伪军开展的强大宣传战，同样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抗日宣传的传单、画报，以各种形式流入敌占区，甚至悄然出现在日军官兵手中，达到了扰乱敌军士气、涣散军队意志的作用。

日本历史学家藤原彰曾参与侵华战争，他在书中回忆说，1941年7月他被派到河间担任小队长，当时连队下级军官和士兵们都已经知道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政策。藤原彰认为：“让日本军队认识到八路军俘虏政策的实际情况，和日本俘虏的宣传活动的存在是十分有意义的。这使得日本士兵对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抱有疑问，导致志气低下，可以说八路军敌军工作的宣传效果就在于此。”

北京晚报 北京市档案馆 联合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