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这家书局成为抗战大后方不熄的文化“烽火”

今年6月，“102岁”的古建“大觉精舍”经由历史上的第五次修缮后，焕新回归公众视野。一百年前，民国老贵阳三大家族之一、有“华家的银子”之称的华家，在紧贴老城墙内一处名叫“大树脚”的地方开工修筑了“大觉精舍”，民间俗称“华家阁楼”。

6月，贵州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原创话剧《烽火长歌谢六逸》正式公演。话剧演绎了贵州乡贤谢六逸先生在抗战岁月里的新闻担当、文化担当。1941年，谢六逸应贵阳文通书局之邀，主持贵阳文通书局编辑所、主编《文讯月刊》的经历，是其文化担当的主要体现。

1908年，贵阳华家创办的贵阳文通书局正式开业，是民国时期集编辑、出版、印刷于一体的贵州首家民营出版机构，鼎盛时期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一道列为全国七大书局。文通书局是贵州华氏家族华联辉、华之鸿、华问渠祖孙三代以经营盐业积累百万资产后“富而好礼”“富而好文”之举，贵州话剧团将这段历史演绎为原创话剧《天地文通》。剧中将华联辉、华之鸿、华问渠祖孙三代凝练为主角“文知辉”，塑造了为传播中华文化、弘扬中华文明而倾其所有、矢志不渝的一代儒商形象。

今年“世界读书日”前夕，贵州师范大学王永伦、管新福、刘可文三位教授整理的《〈文讯月刊〉全编》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这是贵阳文通书局《文讯月刊》首次完整影印出版。《文讯月刊》在时间上历时七年多，在空间上跨越了贵阳、重庆、上海三地，主编为谢六逸、顾颉刚、白寿彝等名家，是抗战大后方极具影响力的文化刊物。

在战争岁月里，华家的文通书局、《文讯月刊》，成为抗战大后方不熄的文化“烽火”。

2024年5月正式开园的“新印1950”文化创意街区，也有着贵阳文通书局的印记。1950年1月12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政治部“连队生活报”印刷厂的基础上，数十家印刷厂组建成立贵州人民印刷公司（新印厂前身）。华家创办的“文通书局”正在其中，新旧时代的文化传承接力由此完成。

百年间，华氏家族的身影逐渐远去，但其间蕴含的、无形的传统文化精神，却借着一处馆舍、一座书局、一本期刊，不断传承、不断“更新”。

一处馆舍：“城市更新”下的“在地文化”表达

“电台街的‘大觉精舍’，是华家在贵阳现存的唯一一处场馆遗迹。”贵州文化老人、省文史馆馆员谭佛佑说。

一百多年前，华家兴建私家禅院“大觉精舍”时，贵阳城的老城墙尚且保存完整。大觉精舍地处紧贴老城墙内的“大树脚”，距离老贵阳“九门四阁”的老东门（又名“武胜门”）、“文昌阁”不远。1927年至1946年，因修建马路、拓展城区、便利交通等缘由，贵阳老城墙先后被拆除，仅遗存少部分城墙，其中老东门月城到大觉精舍一段较为完整。1939年，贵阳广播电台在大觉精舍成立，租用藏经楼底层、厢房为办公室和播音室。大觉精舍的旧地名“大树脚”由此更名为“电台街”。作为仅次于中央台、国际台和昆明台的第四大广播电台，该电台可向西南、东南沿海城市及东南亚播送，使用国语、沪语、粤语及外语播音。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当晚，一个以“贵阳人民广播电台”为呼号的声音，穿越夜空，回响黔中大地。

近年来，贵阳大力实行“城市更新”，打造将“九门”与“四阁”连接为线的贵阳历史城垣步道，老东门、文昌阁是“九门四阁”中仅存者。从文昌阁沿贵阳历史城垣步道北行，有一座五层五重檐八角攒尖阁楼隔着城墙跃入眼帘，此即“大觉精舍”标志性建筑。经莲花坡进君子巷，过君子亭入电台街，与文笔街相汇处即抵已列入省文物保护单位的“大觉精舍”。2024年4月，大觉精舍迎来了第五次修缮。据历史修缮记录，自1965年起，大觉精舍历经过四次修缮。“除了首次修缮是请北京专业古建队进行全面维修，之后的三次都是‘小保养’。”贵阳市文物保护中心大觉精舍保护修缮项目现场代表赵嫚说，此次修缮是自1965年全面修缮后，时隔59年的“大保养”，解决了墙体酥碱剥落病害、外檐木构部分腐朽、屋顶藤蔓树木伤害等“病症”。

“大觉精舍”标志性阁楼。

修缮后开放的大觉精舍“修建如旧”：中心建筑五层佛阁坐东向西，八角翘檐层层上涌，高凌霄汉，南、北厢房对称相配，西面藏经楼曲栏四周，一派古风；又“活化利用”，北厢房设“文通书局”和“茶舍”，南厢房为新引入的本土非遗设计品集合店，汇聚了数十个有志于非遗传承与文化复兴的艺术家与设计师品牌，常售产品超过1000件，一脉文风。

目前，“大觉精舍”在北厢房处的“文通书局”仅为挂牌，有计划引入新时期的贵阳文通书局。上世纪50年代初，华家的贵阳文通书局完成使命走进历史，时隔半个世纪后的2002年，贵州师范大学原历史系主任何长凤以一部33万字的《贵阳文通书局》全面系统地揭示了文通书局的传奇历程，但大众对文通书局的历史所知甚少。有感于此，五之堂书店创始人舒奇峰决议接续传承历史，于2009年与新成立的贵州大学出版社合作，注册成立了贵阳文通书局。新时期的贵阳文通书局先后与贵州大学出版社、上海锦绣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贵州民族大学等省内外出版社、高校合作，策划出版发行了一系列社会学、人类学图书。新成立的文通书局，虽与抗战时期的文通书局无血脉关系，不过无论如何，文通书局能以另一种方式新生，也未尝不是一种传承。

据舒奇峰介绍，新成立的贵阳文通书局计划通过文创项目、文旅（研学）项目，打造在地文化、做在地化表达。在他的理解中，“在地文化”从来都不是固化的、单一的风俗习惯、方言艺术、建筑风格，而是这些内容的合集，以及它们历经交融、互补、妥协后形成的观念诠释；做在地化表达，远不止是简单的形式语言“翻译”，也不止是对传统物理场所的翻新复制，而是传递出本地人的生活习性、态度哲学。这些与“大觉精舍”修缮后的场所活化利用思维，不谋而合。

一座书局：使“后方文化，赖以流传”

晚清民国年间，老贵阳流传一句顺口溜：“高家的谷子，唐家的顶子，华家的银子。”如此“三子”，形象地勾勒了近代贵阳三大家族不同的生态类型：高家田产多，谷子满仓；唐家官员多，顶子耀眼；华家银子多，由士入商。前两“子”象征着旧时代的往日余晖，后一“子”则是近代中国转型中，贵州近代社会生产力和文化力的典型。

华之鸿像。

“华家银子”的创业者，主要是华联辉、华之鸿、华问渠祖孙三代。据《贵阳文通书局》一书中的记载，华氏家族原本是江西临川“江右望族”，清康熙末年以行医治病来到遵义南乡水里（今团溪镇）定居。入黔先祖先是以精湛医术闻名，后医道中辍，华氏迁居贵阳。至华联辉（1832年-1885年）时，家道发生巨大变化，崇儒学而立盐业，经营永隆裕盐号、光绪乙亥（1875年）中举，成为贵州巨富儒商。华联辉虽在商而向儒，曾出资刊刻印刷《六事箴言》《菜根谈》等多部图书，书上有“播州华氏刻本”“遵义华氏刻本”等字样。晚年曾派员赴上海学习铅字印刷新技术，回来办厂出书。不料所派之人改学钟表修理，滞留上海不回。华之鸿（1871年-1934年）继承祖业后经营有道，人称“华百万”。但“华百万”对钱财的认知不同于旧，颇具现代思想：“须知银钱，乃天地间公物，特假于人使用之耳。用得其当则福，不当，则为祸。”他常思“贵州地处边陲，交通阻塞，新兴知识传播至黔，每每旷日持久，长此以往，则贵州文化，将永远落于全国各省之后。而欲传播知识，唯赖书籍。不如利用盐业所积资金，创办一所规模较大之书局，既可继承先祖未尽之遗址，又可发展贵州之工业与文化”。从1898年起，华之鸿以华氏刻本形式刊版印制《宋名臣言行录》《樗茧谱》等书籍发行于世，并捐资创办了多所学校，更举巨资兴办规模较大、设备先进的书局。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以“文以载道，通达心灵”为寓意的文通书局在贵阳王家巷成立，田庆霖任经理。

文通书局创办时间之早，在全国名列前茅。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在《中国通史·近代前编》载：中国近代出版企业成熟标志之商务印书馆，创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仅比文通书局早11年。全国第二大书局中华书局创办于1912年，比文通书局晚4年。另外全国几大书局：大东书局创办时间晚于文通书局8年，世界书局创办晚于文通书局9年，开明书局创办比文通书局晚18年。

文通书局的拣字车间。

文通书局的铸字车间。

文通书局投资之巨，在当时书企亦属少有。华氏总计注入20万两白银，购置厂房、聘请日本技师、三次委派经理田庆霖远赴日本东京采购设备。又因书局用纸，多需从省外乃至国外购运，往往缓不济急，华之鸿决心再创办一座现代机器造纸厂。几经挫折，最终东渡日本购入先进造纸机器设备，于1919年建成永丰抄纸厂，累计耗资60万银元。文通书局的印刷机器设备和永丰抄纸厂的造纸机器设备，基本上均成套向国外引进。据《贵阳文通书局》一书列举的详细清单，累计购进印刷机器设备33部，其中有19部为日本、美国、丹麦、德国制造；造纸设备主件13台（部），全部由日本引进。可见百年前遐荒贵州的先行者，已知高起点向外引进最新技术。已故贵州近现代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朱崇演认为，贵阳文通书局的创办开创了贵州历史上的若干个第一：即第一次因兴办实业而派人出国采办机器；第一次派工人去日本学习印刷技术；第一次为办实业而聘请日本技师专门培训学生；第一次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机器引进贵州；第一次使用蒸汽作为动力；第一次从日本大量引进照相器材并将照相技术应用到印刷工业中等等。无怪乎留英张肖梅博士在1939年编写的《贵州经济》一书中如是描述文通书局：“该局资力之雄伟，设备之新颖，于当时一切落后之贵阳，自不得不视为惊人之伟举。”

文通书局在贵阳发行的图书。

文通书局眼光高远，中西合璧，其所刊印的第一本铅印书是“西南巨儒”郑珍编纂的《播雅》，第一部石印书籍则是贵州最早的一本英文教科书。上世纪20年代，随着贵州教育的发展，教科书、图书、文化用品等需求量大增，华之鸿决定成立“图书部”，扩大发行、销售。图书部承担了供应全省各县中小学教科书的任务，除了销售自己出版的图书、杂志、报纸外，还经销中华、大东等大书局出版的图书。茅盾、巴金、鲁迅等名人著作，《子夜》、《虹》、《彷徨》等小说，很受贵阳读者的欢迎，畅销一时，成为新文化、新知识、新思想的传播中心。1934年华之鸿去世，其子华问渠（1894年-1979年）接过书局和抄纸厂的重担。

抗战军兴，西南大后方战略地位的确立和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让贵阳城市战略地位空前提升，迎来了“战时经济”的发展机遇。据统计，当时来贵州的专家学者、正副教授近三百人，著名文化人士也不下二百多人。华问渠看准机遇，改组文通书局原有的机构，设编辑、印刷、发行三所，其中的“贵阳文通书局编辑所”，即瞄准当时全国人才汇集西南的机遇而策划建立的。贵阳文通书局编辑所编审委员会由112人组成，集中了全国著名的学者、专家、教授、作家、诗人以及政界名流，队伍之庞大，名人之众多，学识之渊博，人才之荟萃，堪称当时第一。其中很多人是书局的撰稿人、主编、最后定稿人，这就保证了文通书局出书的质量，及其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何长凤写道：“编辑所出版图书、报刊、杂志数量品种之多，内容之广，受到欢迎的程度，都是空前的，使‘后方文化，赖以流传’。”

此外，编辑所创立了面向全国的《文讯月刊》杂志，参与了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正中等书局组成的“国定本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一跃而成为具有全国水平，集编辑、出版、营销于一体的文化出版集团。据何长凤统计：文通书局出版各类图书近五百来种，数十万册。丛书、丛刊、文库、名著35类，约有292种；出版、承印报纸和杂志28种；编辑出版《文讯月刊》9卷，55期，49册。印制贵州纸币、票据、表册等等，创造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

一本期刊：抗战大后方极具影响力的文化刊物

1941年6月，贵阳文通书局编辑所成立后，马宗荣任所长，谢六逸任副所长，编辑所又编辑出版《文讯月刊》。《文讯月刊》于1941年10月10日创刊，1948年12月5日出版第九卷第五期后终刊，前后共出版了9卷55期49册，发表各类文章或译作760余篇。该刊的主编为谢六逸、顾颉刚、白寿彝等名家，撰稿人包括唐弢、李健吾、艾芜、碧野等文化名人，主要发表学术论著、文艺作品、名著提要、文化动态等，同时兼顾文学、历史、科技、哲学、艺术、工业等方面，为抗战文化、大后方文学等方面的研究保存了参考史料。

《文讯月刊》创刊号书封。

“全面抗战时期，贵阳涌现大量文艺性刊物及报纸文艺副刊，达七十多种。这些刊物刊行时间长短不一，影响不一，但《文讯月刊》持续时间长、质量高，是影响最大的刊物。《文讯月刊》是上世纪40年代在西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有影响力的重要期刊。”贵州师范大学王永伦教授团队发现，现存《文讯月刊》有不同程度的老化或损毁现象，各档案馆、图书馆收藏情况也不是很理想，于是对《文讯月刊》进行搜集、影印、整理与出版，出版时编制了详细的篇名目录、篇名索引、作者索引，以便于下一步的研究和利用。

《〈文讯月刊〉全编》书封。

华问渠曾回顾《文讯月刊》的举办初衷：“那时贵阳文通书局刚成立了编辑所，感到作者、读者和出版者间应有一个联系的东西，便创办了本刊。原意也许只想办一个像《出版周刊》一样的东西，所以拟议的原名是叫作《文通书局通讯》。但等到发刊的时候，本刊的目的却变成了‘刊载学术论著、文艺作品、名著提要、文化动态以及其他与出版事业有关的文字’（发刊词）。于是‘文讯’这个名称，实际上并不是《文通书局通讯》的简称，而应是‘文化通讯’的简称了。”故而将期刊命名为《文讯月刊》。《文讯月刊》一直秉承着发刊词的理念宗旨，坚守文化阵地，即使是在《文讯月刊》的首任主编谢六逸病逝后，主编一职几易其主，但依然坚守“团结抗战，繁荣学术、文艺”的指导思想，刊登的文稿质量也一直未曾改变。

王永伦教授团队梳理了《文讯月刊》的编辑出版，认为其呈现以下特点：“一是主编为‘大编辑家’，他们为《文讯月刊》的存续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先后出任《文讯月刊》主编的包括谢六逸、顾颉刚、白寿彝、臧克家等著名专家学者。二是撰稿人多系当时的名人名家，他们是《文讯月刊》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三是《文讯月刊》尽管辗转多地，历尽艰辛，但办刊宗旨始终不变，这使其影响力经久不衰；《文讯月刊》在时间上历时七年多，在空间上跨越了贵阳、重庆、上海三地，后任主编对办刊宗旨和办刊方向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但其办刊宗旨整体上是始终如一的，这就使得《文讯月刊》的知名度日益提高，影响力经久不衰。”

“从《文讯月刊》办刊历程及刊载的文章来看，其紧跟时代发展的趋势，为当时学人提供了阵地，传播了新知，激发了民众的进步意识，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发展及各学科发展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促进了我们对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特别是贵州现代报刊发展史的认识和理解。”王永伦教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