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中的中华农耕文明：农事、农人及农业思想的千年印记

中国是世界史上发展最稳定、最持续、最典型的农业国家。数千年发展史中，小农经济长期主导，为中华农耕文明的生成及延续厚植“沃土”。中华农耕文明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创造的与农事、农人、农情相关的物质与精神文化总和。

其繁荣不仅为中华民族生产生活提供场景，也为民族文化积淀成型提供物质载体和精神架构，是中华民族文化最基础、最重要的表征。农耕文明的普遍性、广泛性、深刻性，使其成为古代文学创作的历史标注和文化支点。漫游古代文学，能拾起农耕文明的珍贵片段，搭起其完整篇章。

农业实践是中华农耕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农民“看天吃饭”，极重时令。为方便农业生产，农民将四季界定、时候划分与农业生产相联系，不仅以二十四节气标记划分一年，还创作大量时令农谚。

如“六月下连阴，遍地出黄金”“白露节，快种麦”，《孟子・梁惠王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齐民要术》“秋八月，早霜下，宜收晚稻”等，均体现了时令节气在农耕文明中的重要地位。

农业用具作为生产工具，能减轻劳作负担；作为文化符号，其制作和使用展现古代农人的劳动智慧。

《诗经・国风・魏风・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中，“坎坎”是用斧子伐木的声音；《庄子・天下篇》“斧钺之利，伐冰之功，不加于鲠牙之利，则不能进于带钩之域；钩绳之绳，缘轮之轴，不加于机杼之利，则不能进于泉池之渊”，描写了用斧子、钺子砍伐冰块，用钩绳、轮轴汲水的情景。

耕牛是重要畜力，也常见于文学中，《诗经・小雅・鹤鸣》“耕者田畯，旁若无人”，《诗经・小雅・车辖》“耕耘有时，骊车无轴”，可见耕牛作为“活化的农业用具”是常用意象。

农业技艺是古人长期实践总结的宝贵经验，为农耕文明发展作重要贡献。《山海经・海内北经》“北方之民，以麻为服。其种之法，取地之中，以木为耒，以铁为犁，以石为臼，以木为杵，以水为醴，以火为麴”，描写了北方农民种植麻的耕作、种植、收割、加工等环节。

耕织是古代农业最基本的劳作方式，“男耕女织”是生活图景的美好概述和生产实践的缩影。

《诗经・小雅・南有嘉鱼之什》“耕夫之子，岁岁劳农”，体现农民后代继承耕作技能、年复一年劳作；《史记・周本纪》“昔者周公旦之时，鼓方振衣，命民耕织”，描述了周公旦时期的耕织生产，“鼓方振衣”指纺织技术，“命民耕织”表明耕织是主要生产活动。

作物种植是人类从采集狩猎时代迈向农耕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农耕收获是生产的主要目标。中华农耕文明中，小米（前身为黍和粟）是主要作物。

《诗经・小雅・大东》“黍稷重颖，芃芃其华”，《史记・秦始皇本纪》“黍稷之属，皆令民得以饱食”，记载了“黍”；《诗经・小雅・鹿鸣》“麻衣如雪，公车如马，粟之如何”，《庄子・逍遥游》“粟之将熟也，其秀者先离其实”，记载了“粟”。黍和粟是古代主要作物，也是农耕文明记载的重要文学意象。

农业是古代社会运行的经济基础，农民是农业经济的主要劳力。

英雄神话是农耕文明早期先民与自然抗争的幻想产物，炎帝作为开启小米耕种历史的英雄，被奉为农业神。《逸周书》“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然后五谷兴”，《史记》记载炎帝为“中华三祖”之一，教民种植五谷、制作衣服、开发矿产，推动中华文明进步。

古代文学中有大量对农民劳动者的刻画，“农夫之事，在耕耘而已。或曰：‘田舍有亿，何以至此？’岂其数也欤？但以其重耕细作，无有间田，此其所以亿也”，赞美农民的勤劳、坚韧和智慧。

唐代古诗中也有许多描写“采桑女”“采莲女”“浣纱女”的诗句，如王昌龄《采莲曲二首》“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刘希夷《采桑》“谁家采桑女，楼上不胜春”，生动刻画了古代女性劳动者形象。

悲剧形象则通过描写农民的生活遭遇或苦难经历来表现。李绅《悯农》“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便是对农民悲剧形象的生动刻画。

古代文学在叙农事、绘农人的过程中，不自觉流露出与时代相合的农业思想。自然观贯穿古圣先哲思想体系，也是农业思想的主要表现。古代文学对尊重自然多有描述，强调人与自然浑然一体，不可悖逆天道。

《诗经》“四时发挥，百物成长”，强调农业生产顺应自然节律；《吕氏春秋》“农者，顺天时而行”，认为应遵循自然规律，在适宜时节开展生产；《齐民要术》“谷有时而不可强，水有势而不可违”，强调尊重自然力量，如长期干旱后不宜大水漫灌，以免浪费水资源和影响作物生长。

“以农为本、本固邦宁”是古代农业思想的核心。《齐民要术》关于“桑蚕”的章节提到“桑者，五谷之母也。蚕者，五畜之本也。故桑与蚕，天下之大宝也”；《农政全书》“土地者，国之根本也。故曰：‘农民有土，则国家有根本’”，均体现了“以农为本”的思想。

古人对农业的重视体现在安土重迁的精神体系中，故土情思是农耕文明千年不息的精神动力。《诗经・采薇》“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表达了对家园的眷恋和归属感，古人认为家园是根基和归宿，回到家园才能得到真正安定和满足。

隐逸之趣是古代农业思想“轻松活泼”的侧面，也是古代文学的永恒主题。厌倦官场的达官贵人或郁郁不得志的文人，多有《归去来辞》的隐逸志向。文学作品中“钓翁”“樵夫”是其寄托，山水田园诗是最密集、深厚的载体。

陶渊明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放弃仕途躬耕田野，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王维的隐逸之趣多“以画入诗”，借景写心、情融于景，“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虚实相间、意境深远，尽显其超然出尘的意兴与气定神闲的姿态。

由上可见，古代文学叙述了中华农耕文明从生成到延续、从发展到嬗变的千年历史，成为其传承至今的重要载体。叙农事、绘农人、抒农情的创作和记载，为后世“解码”农耕文明提供了珍贵文本。当下，应持续赋予中华农耕文明和古代文学新时代涵义，强化文化认同、讲好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