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专家拿《我的丈夫郭沫若》一书拜访作者，对方却说：非我所写

1938年5月，一本名为《我的丈夫郭沫若》的书籍在上海日新出版社出版，作者的署名为郭安娜，也就是郭沫若的日本妻子佐藤富子。

此书一出，立时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也让不少热衷于“窥探”名人隐私的人大饱眼福。以至于多年后，此书竟成为许多别有用心的人刻意造谣郭沫若的起点，时至今日，依旧被不少人视为抨击郭老的“有力证据”。

1938年出版的《我的丈夫郭沫若》

值得一提的是，多年来致力于研究郭沫若的知名专家唐明中，曾在1984年4月专程拜访了90岁高龄的郭安娜老人，并向她提起了埋藏心中多年的疑问，即《我的丈夫郭沫若》这本书是否对方所写。

面对媒体，郭安娜用她坚定的回答澄清了多年来的各种谣言和讹传：

“我没有写过，这不是我写的。”

郭沫若和郭安娜的感情是否真如传闻中所说的“背信弃义”？答案或许只在郭安娜的内心深处……

郭安娜的本名叫佐藤富子，生于日本一个行侠仗义的武士家族。从学生时代起，她就萌生出反抗权威以及同情弱者的精神。

在学校，面对那些因交不起学费而被勒令退学，或者一时和老师发生冲突的同学，她总是给予帮助，因此有着极好的学生缘。

1914年从日本仙台女校毕业后，佐藤富子就面临着一桩由母亲安排的婚事。但打心眼里感到厌恶的她，最后选择了以不辞而别的方式前往东京圣德玛丽医院应募看护，自此再没有回过家。

富子与传统的日本女性不一样，她有着自己的主见，叛逆勇敢、落落大方且从不畏惧强权。这一点，与日后诸多抨击抹黑郭老的文章中所描绘的逆来顺受、失去自我的弱者形象可谓是天壤之别。

佐藤富子与郭沫若及子女合影

1916年8月，24岁的郭沫若前往圣德玛丽医院照顾一位重病的同学。好奇医院来了一群中国学生的富子，也跟着其他人凑在窗外查看，正是这一“偷窥”，让她记住了儒雅斯文的郭沫若。

由于病情过重，郭沫若的好友在当晚就撒手人寰了。面对伤痛不已的郭沫若，富子陪伴在左右给了他一丝慰藉。多年后，郭沫若在日记中还曾这样温情的回忆着：

“上帝可怜我，见我死了一个契己的良友，便又送来了一位贤淑的腻友来，补我的缺陷。”

几天后，郭沫若又专程找到了富子，希望能拿回同学的X光底片。富子对此自然不会拒绝，但同时又对他拿回一位逝者的医疗资料感到意外。殊不知，这正是郭沫若对他表达爱意的开始。

不久，富子收到了郭沫若写给她的英文情书，上面只有简洁明了却又热情洋溢的一句话：

“当我在医院第一次见到你，你就像圣母玛利亚来到我面前。”

自此之后，两人虽分隔两地，但从未停止过书信。在信中，郭沫若亲昵地称呼对方为“安娜”，“郭安娜”也由此成为佐藤富子在郭沫若心中的专属称谓。

1916年12月，郭沫若将郭安娜接到了冈山定居。不过，由于日本明治维新后流行和欧美人结婚，二人的婚事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双方父母的强烈反对。

日本冈山县一角

安娜的父亲是毕业于北海道大学土木系的工程师，早年因极度憎恶战争而转信基督教并当上了牧师。也正因父亲的影响，安娜也笃信起基督教并坚持与郭沫若自由恋爱，因此受到“破门”的处分。

另一边，郭沫若父母也坚决反对儿子与日本女子成婚，有段时期甚至不愿和儿子联系。直到郭沫若和安娜有了孩子之后，郭家的长辈才逐渐接受了这个儿媳。

郭沫若在给父母的信件之中曾饶有兴致的描述着在日本那段静谧美好的生活：自己每天读书，和好友交谈切磋，安娜负责收拾所有的家务，闲暇之余还会帮自己修改作品。

1923年，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的郭沫若携安娜返回了祖国。这是安娜第一次跟随丈夫回到家乡。在上海，她认识了很多中国的朋友，最负盛名的就数周恩来了。

那时的周恩来常到郭沫若家中做客，给安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便在接受唐明中采访时，她仍旧笑着回忆当时的画面：

“那时候的周恩来还没有结婚，很年轻，很漂亮……我说的漂亮，是指外表上的，精神上也是很干净！他人很漂亮，心灵也漂亮。”

此外，周恩来当时提到的一句“慕宗悫之长风”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从那时起，她逐渐理解了丈夫郭沫若等人投笔从戎、乘风破浪的伟大志向。

短暂的相处让安娜对中国朋友和上海这座城市产生了特别的感情。之后她提前带3个孩子回到日本，郭沫若则留在国内，直到1924年春天再次前往日本。

旅日期间的郭沫若

作为妻子，安娜为郭沫若的生活和事业耗尽心血，最难能可贵的是，她因为丈夫而更加同情中国人的命运，更理解对方在北伐后近乎绝望的心情，那种看似心无旁骛地学习创作、却时刻寻求报国机会的强烈愿望。

七七事变爆发后，郭沫若也随即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抉择。继续留在日本，要么会被骂为汉奸，要么会被日方刻意针对；如果回到中国，又不得不面对与妻子和儿女的别急，甚至有可能因为这场战争而站到彼此的对立面上……

焦躁不安的他曾委婉的向安娜提出想要离开的想法。安娜考虑再三后，对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走是可以的，只是你的性格不定，最是让人担心。只要你能认真做人，我就是有点麻烦，也能忍受。”

两国的敌对，注定让这个家庭没有没有办法保全。即便是安娜自己，心中的那份正义仁慈和对战争的憎恶，都不会让她做出阻拦郭沫若回国的事情。

1937年7月25日凌晨4点，郭沫若在给安娜留下一封信后就匆匆诀别了。他万般不舍地回过头，远远地看了一眼家的方向，擦拭眼泪，头也不回地朝前走去。

安娜是遗憾的，她遗憾的不是丈夫不辞而别，而是自己没有机会同他好好告别，没有亲手帮他准备好所需的衣物和干粮，更没有告诉他，自己期待着战争真正结束后与他的再次见面。

郭沫若在《家祭文》中曾写下过这样一句话：

“于时，残月在天，泠露在田，热泪在贞（郭沫若原名郭开贞）之颜面，贞非木石，能不伤心？”

郭沫若手书《甲申三百年祭》

郭沫若说自己是“别妇抛雏”，因为他始终对这件事情心怀愧疚。

郭沫若走后，日本的特务马上就找到了安娜，安娜在对方的盘问之下一直给予错误信息来拖延时间。郭沫若顺利到达上海并登报回国后，千叶县警察愤怒的逮捕了安娜逮捕，而后彻底搜查了她的家中，试图找寻一切有关郭沫若的"罪证"。

安娜在日方监狱中被严刑拷打，日本当局一边限制她的人生自由，一边在广播电台和报纸上大肆播报“中国文化领袖郭沫若的夫人投进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谣言。可即便如此，安娜还是想方设法写信给郭沫若，让他不要再回日本。

被释放后，安娜开始努力前往中国，她坚持只有郭沫若在的地方，才是她的家。无奈，她的申请被一次次的驳回……

1937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沦陷。当所有的日本媒体都在大肆报道这则“捷报”时，安娜的家中也涌入了众多数不清的记者，他们竞相争着采访安娜，让她谈一谈此刻的心情。

安娜始终不发一言，长子郭和夫挺身而出保护着母亲，并将记者尽数劝走。

郭沫若料到他逃离之后，妻子会受到责难，却没有想到会逼迫妻儿到如此境地。他主动找到驻日大使，希望对方能设法营救，帮助他的妻儿来到中国，但事情进展并不顺利。

之后，日本当局又开始胁迫安娜将子女全部改为日本国籍，但安娜却始终不松口。她清楚这些人丧心病狂的征兵投入侵略战场的真实目的，当然也就不会看着子女们走向父亲的敌对面。

应征入伍的日本兵

因此，她和子女们的心中都有一个不变的信念，即无论身处何种情况，都不能丧失活下去的勇气。即便在日本国内备受排挤，安娜也从未依附过任何人，也没有在子女面前说过丈夫任何怨言。

安娜的家人因为安娜的婚姻而受到牵连，就连妹妹的在学校受到的荣誉奖章都被剥夺。

另一边的郭沫若在家中老人的催促下，于1938年和参加抗日救亡文艺演出的于立群结合并生儿育女。

抗战胜利后不久，听闻中国已经开始内战的安娜，当即收拾好行装、带着孩子前往中国与郭沫若相会。在此之前，有人曾主动提出以高价购买郭沫若的全部手稿，但被她愤然拒绝。

1948年，阔别了11年的夫妻终于在香港见面。只是，站在安娜对面的不仅仅是她等待多年的丈夫，还有于立群和他们的5个孩子。安娜内心的复杂之情，又怎能用一两句话述说出来。

那段时间，安娜带着四儿子志鸿和郭沫若、于立群一家住在一栋房子里，后来，她选择了退出，带着儿子回到了日本。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听闻安娜随孩子们来到了中国，当即安排他们定居在大连。而安娜让留守在日本的二儿子带来父亲的所有手稿，全部交给了国家。

在爱情和大义面前，她总是做出牺牲自己的那个选择，去成全郭沫若的理想和未来。

影视作品中的晚年郭沫若

在中国安娜和孩子们过着平淡的生活。60年代初，四子郭志鸿辞别母亲回到日本时，安娜还曾提笔写信给他，提醒他时刻不忘自己的祖国：

“中国南朝时有一个少年叫宗悫，他叔父曾经问起他的志向，他说‘愿乘长风破万里浪’。孩子，你敬爱的周恩来叔叔，年轻时就最喜爱说‘慕宗悫之长风’。”

解放后的郭沫若与安娜曾数次见面，70年代初在北京，安娜还曾当面和郭沫若提起大庆原油的国宝级地位，并请他向上级转达不要出口的意见。

郭沫若病重期间，安娜也多次带儿女们前去见他。此外，他们依旧保持着通信的习惯，很多信件也都是由郭沫若的老友夏衍收转的。

1981年10月21日，四川乐山和日本市川结为友好城市，乐川是郭沫若的家乡，而市川又是郭沫若和安娜一同生活过的地方，被郭沫若视为第二故乡。

有人曾问安娜是否对郭沫若心存恨意，安娜摇摇头，坦然回答道：

“不恨，他也很可怜。”

安娜对中国的爱，又何尝不是对郭沫若感情的延续，而她的一身正气和舍己奉献，又何尝不是受到郭沫若的影响呢？

位于北京的郭沫若故居

毕竟她的温柔，使她觉得这个国家和人民都是善良而友善的，千方百计扎根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