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达与翦伯赞（雷音）

向达其人

向达是谁?恐怕今天许多人对这个名字都很陌生。笔者是在上世纪90年代给杨宪益先生做口述历史时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当时80多岁的杨宪益先生多次提起他，说他是自己最好的朋友，最可信赖的老大哥;还说他是最有学问的北大教授、历史学家，但在文革中被整死了。

杨宪益说向达个子不高，“敦敦实实的像一截木头桩子”，和他初接触时感到他厚重朴实，言语不多，彼此熟悉以后才发现，这个湖南“老土”尽管一副木讷的外表，骨子里却是热情如火，且为人幽默有趣。

他们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在伦敦相识。当时，杨宪益是个刚刚考上牛津大学的新生，20才出头，而向达已是35岁的壮年人，在学术和人生经历上都颇有经验了。可是，两人在年龄和学术上的差距并没有成为他们友谊的障碍，相反，他俩一见如故。在伦敦当年的中国留学生圈子里，有钱钟书、杨绛夫妇，有日后成为著名语言学家的吕叔湘，有北大历史系教授杨人楩和同是北大教授的俞大绂、俞大缜等一二十人，可杨宪益却和向达最要好。杨宪益说他最喜欢《易经》里的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向达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人，也正是这种气度，使他在1936至1937短短一年中，以艰苦卓绝的令外国人都感到惊讶的精神和速度在大英博物馆看完并抄录了500多部被英国人斯坦因掳走的敦煌卷子，写出重要的《记伦敦的敦煌俗文学》和《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成为中国敦煌学的奠基人。1941年和1943年，他两度赴西北荒漠考察敦煌千佛洞，成为中国第一代的“惊沙大漠的拓荒者”。

在敦煌零下二十多度、“连火都生不起”的艰苦环境下，他写出《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呼吁国民政府把敦煌千佛洞收归国有，并点名批评张大千为临摹莫高窟里层的壁画而撕毁破坏表层壁画的行为，引起国人的极大反响。在向达的有力呼吁和当时的监察院长于右任的推动下，国民政府终于在1943年成立了“寓保管于研究之中”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这是中国政府开创保护国宝级文物的首例。

最能体现向达性格的，是笔者从陈玉龙先生处听说的一件事(陈先生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秘书)。事情发生在1954年。那时向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一天，毛泽东派田家英到北京大学借阅北大图书馆馆藏善本书《红楼梦》。田家英持“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介绍信来到北大校长办公室，由当时的副校长汤用彤先生接待。汤先生亲自打电话给图书馆馆长向达，说明毛泽东借书之事，没想到竟被向达拒绝了。向达的理由是:善本书不能出借，这是图书馆的规定。即使是毛主席也要遵守这个规定。要用可以复印可以抄，就是不能借。事情僵住了。最后，在田家英的努力和汤用彤的反复斡旋下，向达同意破例借书。但是“一个月一定要还”。这就是向达!

事后，毛泽东也很守信义，他28天就把书还了。事隔半个世纪，事情的亲历者陈玉龙先生回想起来仍然不胜唏嘘地说:“向先生厉害呀!”

政治与学术的纠葛

向达和翦伯赞的关系不好，我是从杨宪益那儿第一次听到的。

杨宪益说:“向达是因为和翦伯赞关系不好而被划成右派的。”听到这话时我很吃惊。众所周知，翦伯赞在文革中被作为历史学界“反动学术权威”的代表被批判、打倒，受尽苦难，最后在一个叫巫中的“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的逼迫下，与他的夫人双双服毒自杀。他的悲惨遭遇成了文革惨剧的典型例证之一。“一个被迫害的人曾是迫害了别人的人”。在文坛，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周扬在反右前和反右中对冯雪峰的迫害，田汉对吴祖光被打成右派所起的“特殊作用”和吴晗在反右时“抛出”他的民盟下属冯亦代等，都属这种情况。王学典、孙延杰在《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山东画报出版社)一书中说:“极左政治整人的实际机制，就是通过调动某人周围的对立面，对立力量、被威胁到的人或者在学术地位上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来进行的。”在建国初期，翦伯赞虽然政治地位极高(他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但在学术上，却相对处于“弱势地位”。他的学历不高，解放前从未在中国有影响的大学当过教授。他在抗战时期写的大量历史论文，是“借历史说事”，以写历史论文为名，行批判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为实的“政治史学”。这种“为政治服务”的“历史学”，连翦伯赞的好友章伯钧都怀疑他的名著《中国史纲》会不会被中国正统的历史学界所承认。1952年院系调整后，翦伯赞被派来北京大学。他从未在一流大学任过教而成为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系主任，来领导向达、邓广铭这些人，其内心还是有些发虚的。

而向达的学术道路，与翦伯赞有很大区别。他在大学师承历史学名家柳诒徵，有过正规的考据学的学术训练。1930年到北京图书馆任北图编纂委员会会员后，又常向冯承钧、陈垣等历史学名家学习、请教。从1935年到1938年，他先后游学英国、法国、德国。四年的欧洲游学经历使他开拓了眼界，具备了与西方学术界一争高下的雄心。回国后，他被北京大学等一流高等学府聘为教授，又参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西部考古研究活动，成为当时中国历史学界第一流的尖端人才，连傅斯年都称向达为“今日史学界之权威”。更可贵的是，向达除了在学术研究上大有前途外，他还具备其他学者所没有的“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实干作风。当年傅斯年和胡适最器重他的正是这一点，因为中国学术界太缺少这样的人了!

简言之，向达尽管在政治上不喜欢蒋介石政府，他在学术上却与“唯物史观派”走的是另一条路。说白了，向达并不认可翦伯赞走的学术道路，对翦伯赞的学术水平也不以为然。这一点正是日后翦伯赞与向达之争的症结所在。

章诒和女士在一篇回忆翦伯赞的文章中提到了翦与向达的“第一次交锋”。那时还是郑天挺担任北大历史系系主任。为了学习了解马列主义，郑天挺代表北大历史系全体教师聘请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杜国痒等四人来校座谈。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下，翦伯赞等人以为这些国统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老实谦虚地听一堂“马列主义历史学课”。没想到，一位北大历史系的青年教师针对所谓“奴隶制”问题公然站出来发表不同看法，侃侃而谈了一个多小时，把“报告会”变成了“论辩会”。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这种现象本属正常，可在“无产阶级专政”(那时叫“人民民主专政”)的新社会，就成了“大逆不道”，成了“阶级斗争”的一种动向。翦伯赞甚至把这个会定性为“鸿门宴”，认为幕后导演是向达。这大概是翦伯赞和向达结怨的开始。

1952年的院校调整，原北京大学历史系系主任、资深北大教授郑天挺调到南开大学历史系，为翦伯赞来北大腾空了位子。郑天挺一走，向达就成了翦伯赞在北大历史系的头一个对头了。

为什么?

因为向达是北大历史系中唯一的既能在学术上又能在政治资本上与翦伯赞一较高低的人，是他潜在的劲敌，其他教授都不在话下。向达在学术界的地位前面已经说过，解放后他被评为一级教授即是证明。在政治地位上，向达是北京大学著名的“进步教授”。正是他，在解放军攻城的炮声中拒绝了胡适的多次动员，毅然决定不去台湾，留在祖国大陆。他参加了北大“护校委员会”，并在毛子水(原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离校后“临危受命”，接替毛子水担任了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后来去了台湾)。还在西南联大时期，向达就参加过“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他保护过中共地下党员，发表过抗议特务杀人的声明，因此他的名字上过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见阎文儒、阎万钧:《向达先生小传》)这一切，都是向达的“政治资本”。最能证明向达政治态度的是，在1950年朝鲜战争打响之后，向达亲自把自己的小儿子送上抗美援朝前线。正是这一切，使向达在解放初期受到很高的“政治待遇”。1951年，他曾被邀参加“中国人民第一届赴朝慰问团”。这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也证明向达在政治上受到了极大的信任。后来，向达还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历史所考古所(第二所)副所长、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等职。

两人之间最后的、但不是最重要的可比性是——他们二人都是少数民族。翦伯赞是维吾尔族，而向达是土家族。

尽管如此，向达跟翦伯赞在政治身份上还是有“天壤之别”。向达是国民党时期留下的“旧人”，而翦伯赞却是“领导阶级”。

如果向达的性格像邓广铭一样，处处小心谨慎，注意与上级领导“搞好关系”，他的结局可能不会像后来那么惨。可向达不是那样的人。远在1949年，有关部门在向达的《生平档案》里就对他作如下评论:“富有正义感;自高自大，有学术独立超然的思想;有士大夫的坚贞，无士大夫的冷静;解放后对党极其拥护，但对民主人士非常不满，骂他们卑鄙。”(见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上述评论除去政治因素外，对向达性格的描述倒也客观真实。

殊途而同归

“性格决定命运”。向达的“憨直”性格终于给他自己惹了祸。

从翦伯赞1957年9月18日在郭沫若主持召开的“社会科学界批判右派”的大会上对向达的揭发批判来看，向达在上世纪50年代曾率真地对各种问题发表过他的看法。例如他批评中国科学院的行政干部是“张宗昌带兵”，“既是外行又不信任人”;他对解放后知识分子不受尊重的现状表示过不满，说“科学家是街头流浪者，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他对史学界学术水平的停滞甚至倒退表示痛心，认为“现在的史学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分不开的”。向达特别不同意用教条主义来束缚丰富多彩的历史研究，批评解放后的历史学只剩下了“五朵金花”等等。(章诒和:《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忆父亲与翦伯赞的交往》)

这些言论，即使在当时看来，也谈不上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是翦伯赞却“上纲上线”，把向达和雷海宗、荣孟源三人一起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并把他们和“章罗反党联盟”的“反党活动”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向达就被网在这张铁网里，动弹不得了。

以翦伯赞的水平，以他洞察事物的能力，难道他真的认为向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想“搞垮党、搞垮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吗?我想不至于。但是他却硬把向达打成了“右派分子”。

我说向达是“硬被打成右派”，不是毫无根据的。笔者从北大东语系退休教授陈玉龙先生处得知:1957年，正值北大“大鸣大放”最高潮时，向达恰恰不在北京，回老家参加“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成立活动去了。正因为此，向达还曾庆幸地对陈玉龙说“鸣放时幸而我不在北京，否则我这次(反右)跑不了”的话。但是向达自我庆幸的时间很短，他到底还是没有“跑了”。翦伯赞把向达历年对一些问题公开发表的“诤言”集中起来，就变成了向达“配合章罗反党集团”“向党进攻”的“罪行”。

更加滑稽的是，据陈玉龙介绍，最初找不到向达的“反党言行”(因为向达根本没有参加北大的“鸣放”，何来的“言行”)，北大历史系的“左派”们就在向达参加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活动上大做文章，批判向达此举是“煽动民族分裂”，“煽动土家族独立”。

现在看来，当时的形势很清楚，无论向达是“鸣放”还是“沉默”，他都已经是“瓮中之鳖”，想跑也“跑不了”了。

关于向达在文革中的遭遇，邓广铭先生在口述历史中曾经提到一次他被逼在三伏天毒日头底下下跪几小时的情景:

他(向达)家里有个写字台，他那个写字台比这个(指邓自己的写字台)复杂。这边一个突出的一块，那边也突出一块，相对称的。他这边摆了一个镇纸的木头老虎，那边就买了一个毛主席的石膏像。我们也常到向达家里去。有时开会就在他家里开，谁也没认为这有问题。到了红卫兵抄他家了，质问他，“你对毛主席是什么意思?你把毛主席放在老虎口上?”因此就斗他。怎么斗?我们办公室那时在三院，二层(楼)前边当中那一部分，有个阳台，叫他跪在那上头，顶着大太阳。惨极了!(邓广铭访谈，1995年6月12日)

关于向达之死，邓广铭有这样的口述:

(1966年)9月27号，红卫兵就来叫“集合”去。集合之后，红卫兵就发了命令了:下乡劳动。还说，马上就要过国庆节，“国庆节是劳动人民开心之日，就是像你们这些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在那里，我们分成两个组，一个是甲组，一个是乙组。甲组是罪状最厉害的，过去划为右派或者是别的什么，乙组是比较轻一点的。我在乙组，向达自然在甲组。到了10月16号，又来命令，凡是乙组的人都回校。向达曾经划过右派，就留在那儿(不让回校)。他有尿毒症，腿脚肿，走路疼。虽有校医，但医生对这些犯人不给你好好看，就说是这儿发炎了，给你消炎片。他不知道，这种病越吃消炎片越坏，到了最后简直不能动了。以前他走路一拐一拐的，现在简直不能动了，被送回北大。进了北大不知哪个医院，没救，死了。1966年就死了。他是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北大教授。(邓广铭访谈，1995年6月12日)

向达一倒，北大历史系就再也没有威胁翦伯赞学术地位的人了。

令翦伯赞万万想不到的是，他曾在别人身上运用过的“罗织罪名”的手法，有一天会加倍地“回报”到自己身上来。向达被打成右派八年以后，他就被戴上更大的“帽子”，受到了全国范围的“围剿”，最后还要了他的命。我想，如果翦伯赞能像周扬那样，熬过十年文革，也许会从与众不同的独特角度，彻悟出这场悲剧的多方面的根源来。然而，历史没有给他这个机会。他逝世于1968年12月18日，比向达多活了两年，但殊途而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