滦东抗战文化的三个遗存

昌黎抗日学校的一册小说教材

“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这句名言出自中篇小说《小英雄雨来》。该作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被选入全国中学语文教科书，感染和教育了不止一代人。但很少人知道，它的蓝本就是“冀东文艺三剑客”之一的管桦在河北省昌黎路南游击作战时创作的。

1944年正月，尖兵剧社的管桦同刘大为、李碧冰、王世昌4人组成了文工组，到北宁路（北平至辽宁沈阳）南的昌黎赤崖一带活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出版《大众报》，配合抗日武装开展宣传。当时，昌黎抗日民主政府在赤崖小学原址建立抗日中学，并委托管桦编写语文课本。4人便在小村庄里安顿下来。

雨来的形象绝不是凭空想象。他是抗日战争时期冀东少年儿童的一个缩影。小说中的芦花戏水、星夜攻读、智护交通员的情节，苇丛雏鸭、五谷飘香的田园风光景物，鲜活的方言土语，无一不是数十年前那场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冀东大地的真实写照。

管桦离家奔赴抗日战场，长年转战南北，但浓浓的乡情，给他留下了无限眷恋。他曾亲眼目睹了儿童团团长带领一群天真无邪的儿童站岗放哨、给八路军送鸡毛信、上树瞭望、捕捉敌特等许多动人故事。从军后，以前目睹的情景，就总是像演电影似的一幕幕在他脑海中浮现。就这样，管桦在昌黎路南创作了以雨来为主人公的短篇小说《雨来没有死》，这就是《小英雄雨来》的最初蓝本。

1948年，管桦因病离开部队，到东北鲁迅文艺学院研究室做研究员。他将曾经的稿子收集起来，请时任研究室主任周立波审阅。周立波被小说主人公雨来的精神所吸引、所感动，连连称赞这篇小说写得有骨头有肉，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1948年，《雨来没有死》这篇管桦的处女作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前身《晋察冀日报》上，受到了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教育部一位负责教科书的编审专程找到管桦，告知他《小英雄雨来》被选进了全国中学语文课本。

从此，小英雄雨来便成为全国少年儿童心目中的英雄。直到如今，人们仍常常会重温《小英雄雨来》中的名句：“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

八路军在滦东的一组照片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抗战一线，滦东抗日摄影创作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一些有着高超技艺的摄影者来到滦东，拍摄了一系列至今家喻户晓的作品。如雷烨的《滦河晓渡》、张进学的《解放山海关》、罗光达的《沙坨塔上的八路军哨兵》、齐观山的《八路军战士靠吃炒米、野菜坚持抗日斗争》等照片，都是记录滦东抗战的佐证。

所有摄影者中，雷烨（1916—1943）来滦东时间最早，摄影水平也最高。雷烨原名项俊文，出生于浙江金华。到延安后他改名雷烨，在抗大学习。1939年，雷烨主动要求随军挺进冀东抗日最前线，深入到冀热边长城内外，在极端困难和险恶的环境中，从事新闻采访报道工作。1943年牺牲时他任冀东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他曾用相机拍摄了《驰骋滦河挺进热南》《行进在祖国的边城》《熊熊篝火》《塞外宿营》《山岗晚炊》等冀东八路军扬帆东渡滦河与挺进热南的情景。他是我国公布的首批300名抗日英烈中唯一的摄影记者，也是世界百名杰出战地记者之一。

1942年冬，雷烨被选为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参议员，带着照相机和所拍摄照片来到冀西。在这里，他结识了另一位著名摄影师、晋察冀画报社主任沙飞。沙飞立即意识到了这批照片的价值，十分兴奋，决定在画报上选登一部分照片，并与雷烨相约一同拍摄将日军驱逐出山海关的情景。雷烨欣然答应，并为此日夜整理。但就在雷烨即将撰写完成照片说明时，一场惨剧发生了。日军包围了他所在的村庄，他用手枪掩护警卫员突围，终因寡不敌众，在南段峪村身负重伤。他从容地砸碎了照相机和自来水笔，用最后一颗子弹自尽，壮烈殉国。

遇难后，战友们从雷烨身上找到了那本带血的相册。晋察冀画报社指导员赵烈在雷烨牺牲后将相册收藏起来，并在上面写了怀念的话，但几个月后，赵烈也为保卫相册而牺牲。

底片被送到正被包围在柏崖村的沙飞手中。沙飞怕底片受潮，将底片用牛皮纸包好，分成了4大箱，警卫员赵银德背两箱，他自己背两箱。他独自背着两箱底片向村外冲，很快体力不支，于是将底片交给身边一名叫李明的编辑。李明背着底片继续突围，却不幸遇难，牺牲前将底片坚壁。

当时，赵银德背着另外两箱底片也在奋力突围，并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他将底片藏在草坑里，躲过了日军的搜索。后来，这两箱底片完好无损地被找回来。沙飞与赵银德重逢后，头一句话就问：“底片背出来了吗？”赵银德说：“背出来了！”沙飞很激动，捶着他的胸膛说：“小赵你还真把底片背出来了！”

不久，刊登雷烨照片的《晋察冀画报》第3期出版了，而雷烨和许多同志已经不能亲眼看到它。为了悼念这位忠实的革命战友、出色的摄影家，画报在这一期里增辟专页，刊登了雷烨的遗作《滦河曲》，作为永恒的纪念。

柏崖村突围，沙飞为了保护底片，跑掉了鞋和袜子，光着脚在山间雪路上跑了十几里路，双脚被严重冻伤，肉都磨破了。医生要为他截肢。沙飞哭着请求保住他的脚。他说：“我是记者，我不能够没有脚。”他哀求大夫，但大夫没有表态。后来经军区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协调，同意保守治疗。脚暂时保住，却很长时间不能行走，与雷烨一起许下的“拍摄收复山海关”的愿望也没有实现。

长城代表中华民族，而山海关则代表了长城。长城抗战就是在这里开始的。“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的标志就是跨过长城，冲出山海关。张进学是沙飞的得意门生，也是沙飞最信任的助手。1942年7月，晋察冀调人支援冀热辽解放区，沙飞派张进学随队前往。沙飞对张进学说：“那里环境艰苦，很需要人，你第一批去，你们将来是第一批打到鸭绿江边的。你们是尖兵，那儿有长城、山海关，环境最艰苦，军队和人民的斗争最英勇，你们要很好地把军民抗战的事记录下来。”并且叮嘱他说，一定要“把部队开进天下第一关山海关时的雄伟场面拍摄下来”。

沙飞将珍藏的白求恩大夫逝世前留给他的相机交给张进学：“进学，相机和使命都托付给你了！”

沙飞、雷烨与张进学的愿望直到1945年8月才最终实现。大反攻开始后，张进学用沙飞给他的相机拍下了八路军战士穿过山海关的不朽画面。沙飞马上刊用了这一画面，作为1945年12月出版的《晋察冀画报》第9、第10期合刊本的封面。这幅作品后来被认为是“反映八路军军事胜利的重要摄影代表作之一”。

红军长征用过的一条皮带

秦皇岛市解放后组建的第一个文艺团体是秦皇岛市文工团，它的前身是1945年成立于昌（黎）滦（县）乐（亭）联合县的冀热辽军区第17军分区海滨剧社。

剧社成立时一穷二白，军分区既没有钱财，也没有粮食，甚至连乐器都凑不全，只得到一条珍贵的“红军的皮带”。这是一位红军老连长长征时留下的。那时同志们吃光了粮食，吃光了野菜、草根，把大家的皮带都煮了分食。但濒临绝境的同志们硬是留下了这条皮带，扎在指导员曾辉腰上。这是因为指导员是党代表，跟着党必定胜利。

曾辉（1906—1947），原名曾启静，1906年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是一名参加过反“围剿”和长征的老红军。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他来到冀东地区，参与开辟抗日根据地。曾辉在担任12团政治委员期间，曾指挥部队伏击日军，手刃潘家峪惨案制造者佐佐木二郎。

1945年1月4日，军区调曾辉前往冀东北宁铁路沿线以南的第17军分区任副政委。剧社成立那天，曾辉扎着这条皮带出现在剧社同志们的面前，他将这条皮带庄重地交给了剧社。

1947年1月11日，因消息泄露，曾辉与地委及分区领导在转移途中，不幸被国民党军3个团包围。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身负重伤的曾辉忍着剧痛，用轻机枪迎敌，叫警卫员从副司令张振宇遗体上摘下公文包，郑重地命令：“这3个公文包里都是党的核心机密和重要文件，一定要保护好，突围后交给上级。万一冲不出去时，一定要就地销毁，切不可落入敌手！”随后，曾辉伏在土窑后面的草丛中，用机枪掩护战士们突围。子弹打光了，敌人的子弹像雨点似的倾泻过来，曾辉仰面倒在草丛之中……那条长征时留存下的珍贵皮带被赠予了海滨剧社，那个谈笑风生的曾辉政委永远地离开了大家。

1949年4月，地委文工团（原海滨剧社）移驻秦皇岛，朱燕仍任团长，那条珍贵的皮带也在秦皇岛留存下来。一条凝聚着长征精神与延安精神的皮带，成为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当地人民“坚定信仰，艰苦奋斗，舍生忘死，不怕牺牲”的精神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