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纯：这段记载明确的历史，为何成了中韩朝日之间的一桩文化公案？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郭纯】

长期以来，鸭绿江一直是中国与朝鲜两国之间的天然界限。鸭绿江由长白山天池发源，流向西南，经中国吉林、辽宁两省后，在丹东入黄海。中国长期占有的鸭绿江北岸，由长白山脉和辽东丘陵构成，其地势较南岸更为平缓，山间平地较多，是水草丰美的宜居之处，也是清朝的“龙兴之地”。

清崇德三年（1638年），还未“入关”正式成为中原统治者的皇太极为了保护这片“龙兴之地”，防止朝鲜人进入宽甸（今辽宁省宽甸县）等地挖参，下令从凤凰城（今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区）至威远堡（今辽宁省本溪）建筑一条结合了土堤和壕沟的边防工事，由于在土堤上“每隔五尺插柳条三株”，故该工事又被叫作“柳条边”。从此，“柳条边”成了除鸭绿江外，中国与朝鲜的边界之一。

光绪三年（1877），随着长期以来大量人口移入原本被视为“禁区”的长白山地区，柳条边开禁，沿线桓仁（怀仁）、宽甸、通化等地被正式设县。就在当年，在怀仁县县令章樾门下任幕僚的关月山在鸭绿江的一条支流——通沟河附近的荒草杂蔓中发现了一座石碑，该碑高6米多，周身四面环刻隶楷汉字44行，共计1700余字。

关山月先是手拓数字带回署衙，回禀章樾，得到其应允后，将此碑“焚火除苔”以期得到完整的碑文拓本，但这也导致石碑的下半部遭受严重损伤；加上部分碑文本就漫漶不清，之后有人以石灰修补，使得对此碑碑文的解读及其所代表的背后历史，随着20世纪前后朝鲜半岛局势变化，成了中、日、韩/朝之间一段争论不休的文化公案。

晚清学界崇尚“小学”，学者都热衷于收集金石，在得到完整的碑文拓片后，很快有中国学者断定这块石碑记录的是关于高句丽第十九代好太王的事迹；结合中国史籍中的记载，甚至可以推测出碑文中记载的立碑时间“甲寅年九月廿九日乙酉迁就山陵”即是晋安帝义熙十年（414），这块碑应是好太王陵墓的墓碑。

好太王碑文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高句丽的建国传说，以及好太王的简要生平——他18岁登基，号“永乐太王”；39岁驾崩，谥号“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第二部分重点描述了好太王的功绩，大败百济，助新罗抗倭，攻东扶余，使高句丽获得了朝鲜半岛的统治权；第三部分则是关于他去世后守墓人的来源和数量规模。

由于好太王碑文中详述了一些关于古代日本（倭）入侵朝鲜半岛的事件：比如391年，倭渡海打败百济和新罗使其臣服；399年，百济和倭联合入侵新罗，新罗向高句丽求助；400年，高句丽将倭从新罗和朝鲜半岛南部逐出；404年，高句丽再次打败从海上入侵的倭，因此日方极为关注好太王碑的研究进展。

光绪九年（1883年），已有日本人将好太王碑的全本拓本带回日本研究。很快，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就开始让倾向军队的学者青江秀和横井忠直进行识读考证，横井忠直由此写成了《高句丽古碑考》，在日本影响很大。通过解读碑文，横井忠直竭力想说明日本曾统治过朝鲜半岛的百济、新罗、任那等国，显然想为日军参谋本部入侵朝鲜寻找历史依据。

好太王碑拓本

日本想侵占朝鲜半岛，乃至称霸东亚的觊觎之心早在1590年丰臣秀吉回复朝鲜国王的国书中就有所体现——“欲征大明四百余州，愿显嘉名于三国”。侵朝是征服中国的先导，也是明治维新后，一举成为世界强国的日本处心积虑想要发动的关键战争。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遂签订《马关条约》。该条约一直被视为日本全面侵韩的先声，清政府也由此放弃了对朝鲜国的宗主国地位以及相应的干涉权利。

不单朝鲜，《马关条约》甚至将辽东半岛的主权也交给了日本，虽然此后在“三国干涉还辽”的压力下，清政府以3000万两白银的代价拿回了主权，但充分证明其自身大厦将倾，对于辽东这片曾经的“龙兴之地”更是无力维护了。

而日本方面很早就认识到侵略战争不仅是军事活动，为了稳固自己日后的统治，文化侵略也很关键——要彻底调查被侵略国家的历史遗迹和文物，特别是关于领土主权的文物，对其进行“特别处理”，以期达到篡改历史，最终实现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目的。

20世纪初，日本学者最早开始对中国的桓仁、集安（辑安）以及朝鲜平壤地区的高句丽王城和墓葬开展调查和小范围试掘活动。桓仁和集安都曾是高句丽早期都城所在之处，集安有名为尉那岩-丸都山城和被定名为国内城的平地城，这是典型的山城与平地城相结合的高句丽王城组合。

丸都山城 中国吉林网

这两地还遍布各时期的高句丽墓葬——早期的积石墓和晚期的封土石室墓：积石墓外型类似金字塔，集安附近十几座规模巨大、砌造考究的高句丽王陵均为积石墓；封土石室墓则有内容丰富，色彩鲜艳的壁画，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将军墓、舞踊墓、角觝墓、三室墓、四神墓、冉牟墓、环纹墓等30余座墓葬。朝鲜的平壤地区则是高句丽后期的建都之处，平壤有与集安形式相似的大城山城和清岩里土城，以平壤为中心的大同江下游则广布高句丽晚期的封土石室墓。

吉林集安，高句丽贵族墓葬群 世界遗产中心

除了对上述城址和墓葬进行基本的测绘和初步挖掘外，日本学者还以“文物保护”的名义，将大量高句丽文物运往本国收藏研究。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借助这一傀儡政权提供的“便利”，日本学者又对中国吉林境内的高句丽遗迹进行“深入”考古调查。

1935年9月28日至10月5日，日本学者池内宏、梅原末治、滨田耕策、三上次男、水野清一、田中丰藏、小泉显夫等对集安与桓仁周边的冉牟墓、四神墓、三室墓、太王陵、将军墓、千秋墓、西大墓、山城子山城、通沟城等高句丽文物遗迹进行调查。这次考察成果被池内宏与梅原末治写成了《通沟》一书，其上、下卷分别于1938年和1940年由日满文化协会出版，成为研究高句丽史的代表性著作。

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境内的高句丽文化遗迹一改过去缺乏专门管理的状态，迎来了新的生机。

吉林的通化、集安首先于20世纪60年初组织了文物普查队，对其辖区内的文物进行普查。1961年，好太王碑和洞沟（通沟）古墓群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1963年9月，中朝联合考古对集安周边的高句丽遗址展开了调查，对好太王碑进行实测，重新制作拓本，并清理了若干壁画墓。1968年和1970年，约有700多座墓葬集中在这两年被发掘，其中包括重要的长川1号壁画墓，壁画中伎乐百戏、山林逐猎场面和供养人图堪称高句丽壁画的代表作。1997年，长川古墓群和采石场遗址被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

长川1号墓壁画 山林逐猎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初，辽宁省博物馆考古工作队和本溪市博物馆，对桓仁县的五女山山城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从其遗迹和遗物判定五女山山城是高句丽早期的都城纥升骨城。1996年，五女山山城被列入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

另外，吉林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集安博物馆先后于1997年和2008年组织了对洞沟古墓群的测绘工作，确认洞沟平原现存7000余座高句丽时期的古墓，并公开出版了调查测绘报告，为进一步加强洞沟古墓群的管理、保护和研究提供了切实的基础。

为了尊重历史，更好地保护高句丽遗迹，并延续近百年来高句丽历史文化的学术研究传统，中、朝两国从2000至2003年对各自境内的高句丽文物遗迹进行调查清理，规划范围，整饬环境，形成报告，并申请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200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8届会议同意将中国申报的 “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3座王城和40座墓葬的考古遗迹，即五女山城、国内城、丸都山城，14座王陵及26座贵族墓葬；朝鲜申报的 “高句丽壁画墓群”——主要为30座高句丽后期，包含精美的壁画装饰的古墓，一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8届会议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朝鲜半岛饱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自身传统文化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制和阉割，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朝鲜民族主义思想的蓬勃发展。但日殖时期的各种宣传极大削弱了中国在朝鲜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尤其是朝韩分治后，一些韩国的民族主义者将高句丽视为古代韩国历史的中心，认为它代表着独立的朝鲜民族，与李氏朝鲜时期对中国的臣服形成对比。因此，高句丽历史的归属，在二战后成为引发中韩外交争议的一个重要问题。

1947年，中国历史学家金毓黼所著的《东北通史》正式出版，其中以《隋书》等典籍为依据，认为“高句丽一族本出扶余，为吾中华民族之一部分，立国于东北疆最久”，坚持认为高句丽是中国历史上一少数民族政权。这种观点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得到很多其他专家的认同。但从20世纪60年代起，这种观点随着国内外局势发生了一定变化，比如1978年出版的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将高句丽视为古代朝鲜国家。1990年代以后，随着对高句丽遗迹的研究深入，中国学者普遍认为“高句丽史首先属于中国，但高句丽史也是朝鲜历史的一部分”。

但韩国学术界的绝大多数学者认为高句丽是韩国古代国家，只有个别学者认为高句丽历史和中国历史一样同属中华文化圈，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韩国历史的一部分。而围绕高句丽历史的归属问题，在本世纪初，还曾爆发了一桩扑朔迷离的“高句丽壁画”的疑案。

2000年8月14日，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吉林集安当地考察时发现长川1号墓被盗，随即公安机关对集安市所有古墓进行调查，发现洞沟古墓群中的三室墓也有被盗迹象。经调查发现，集安当地人金权红、韩享国、韩昌国先后于1997年至1998年间4次进入三室墓盗得墓内壁画出行图、青龙图、白虎图、玄武图，并造成攻城图、凤鹿图、牛首人图、托梁力士图部分毁坏。

2000年，金权红又伙同他人将长川1号墓内的抚琴舞乐图、飞凤图、供养人图、百戏图盗走，并造成麒麟图毁坏。被盗走的壁画均被运往沈阳，卖给韩国人李万植，由其运往韩国，下落不明。

据同案案犯交代，李万植自称韩国古美术协会负责人，该协会是隶属于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的社团，但此信息未得到韩国政府的证实。2010年10月，中国国家文物局曾根据有效线索，向韩国政府要求返还这些被盗文物，但未得到韩国政府的正面回复。

面对被盗壁画，与韩国政府不愿正面回应的态度截然相反的是，韩国国内舆论表现得出奇一致——“高句丽文化怎么会是中国的文化？”，甚至有网民认为中国应该拿“侵占的韩国人的土地”来交换这些被盗的壁画。

并且，自2006-2007年起，韩国利用自身的影视文化产业优势，花大力制作了数部以高句丽历史为原型的电视剧，例如讲述高句丽开国传说的《朱蒙》，认为渤海国是高句丽继承者的《太王四神记》，关于高句丽权臣的《渊盖苏文》等等。虽然这几部剧均因故意丑化中国历史人物、片面夸大古代韩国的物质文化成就而饱受诟病，但凭借“韩流”的影响力，韩国在亚洲文化圈强力输出了“高句丽就是韩国历史一部分”的观点。

然而，与当前诸多存在较大争议的古代王国（民族）不同，高句丽是一个历史记载明确、出土文物丰富的古代政权。各种遗址和墓葬已经证明了高句丽最初的领土一直在中国东北地区，自辽宁通化到吉林伊通一带都是其活动领地。

相传高句丽的建国者朱蒙于汉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即位，但无确证。不过据《汉书》记载，王莽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高句丽一方由名叫句骊侯騊的地方首领击败了王莽的辽西大尹田谭率领的军队。大约此时，高句丽已建立了部族国家。

三国时代，魏国将领毌丘俭曾北征高句丽，并留下了《毌丘俭刻石记功碑》。十六国时代，前燕曾大败高句丽。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高句丽终为唐朝大将军李世勣所灭。由于朝鲜半岛上的新罗向唐王朝表示归顺，高句丽旧地的南部归入新罗，但其北部则并入由靺鞨族于公元698年建立的渤海国，渤海国“五京”中的“西京鸭绿府”就是高句丽旧地。

中国史书将高句丽视为一个“边疆民族政权”，详细记录其长达705年的国祚中所有重大历史事件。而高句丽遗迹中特有的“壁画”，更是证明了高句丽民族与汉民族的深入交流。

比如，长川1号墓的佛教供养人壁画上承炳灵寺窟的大型佛教壁画，下启北凉晚期的敦煌佛教壁画，是中国佛教传播上的重要一环；壁画上的女性服饰深受汉形制影响，女发中垂髻、鬃鬓与汉代妇女发式相近，女服中长襦与汉服直裾袍相似；绘有“青龙白虎”的“四神”图，也采用中原地区魏晋古墓中的常见形象。

高句丽文化不仅对同期的中国东北、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为后世渤海国、统一新罗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是东北亚吸纳与传播中原汉文化的重要枢纽。本质上，高句丽堪称汉唐时期东北地区民族融合与文化互鉴的典范，其历史发展轨迹清晰映射了东北亚各部族的兴衰迁徙，生动展现了边疆与中原的互动关系，无疑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进程中不可分割的关键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