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释永信”们也不少！

最近，少林寺主持释永信被抓的消息闹得沸沸扬扬，对于官方的对其的通报内容更是瞠目结舌。

这样一位佛教公众人物，竟然干起了“挪用侵占项目资金和寺院资产”的勾当，还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生有私生子，其私人生活不检点。

那么，释永信的事件算个例吗？曾经高高在上，被老百姓奉为神明代言人的僧侣为啥会沦落到今天地步。

今天，我们一起来客观的说说中国历史上的僧侣。

从我们印象中来看，僧侣大多以纯净、遵守清规戒律著称，其中很多还作为老百姓的表率，受到老百姓的尊敬与爱戴，比如，唐玄奘、鸠摩罗什、达摩、慧能、一行和尚等开宗佛法，在文学等方面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正面形象。

唐玄奘的西天取经更是人尽兼职，他克服艰难万苦，独自到达进度佛教中心那烂坨寺，学习瑜伽行派理论，并将大小乘佛法带回中国，对于我国佛教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鸠摩罗什则翻译了大量的经书，其翻译的《金刚经》、《法华经》、《中论》等，更是成为重要的汉传佛教的典籍，供后世学习、研究。

达摩，作为中国禅宗的初祖，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最为关键的人物之一。其开创“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宗法门，对于佛教影响很深。

慧能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其“顿悟成佛”更是代表着佛教的本土化。

一行和尚则是因为其在科学与佛学交叉的领域做出贡献而出名。

他钻研佛学经典与天文历算，研制黄道游仪、水运浑天仪，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科学家。

还有东晋的支道林，不仅精通佛理，还与当时名士广泛的交流，有效的促进了思想的传播。他在友人法虔和尚去世后，“闷闷不乐”，不到一年便因悲伤过度而圆寂，更是体现了他重情重义的一面。

近代的弘一法师（李叔同）则代表了和尚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卓越才能，他在戏剧、绘画、音乐、书法等领域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尤其是他的书法，简约超逸，被称为“弘一体”，影响着中国书法的发展。

在政治、军事领域，和尚僧侣同样的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比较出名的和尚有道衍和尚姚广孝、彭莹玉、佛图澄、释道安等。

姚广孝作为朱棣的军师，人称“黑衣宰相”，年轻时跟随道士席应真学习阴阳术数和兵法权谋。

后提出“天道在燕”的预言，并主动向燕王朱棣建议发动“靖难之役”，让其起兵造反，这才有了后来的朱棣称帝。

姚广孝的介入直接改变了明王朝皇位传承的格局。

他同时也成为明代唯一以文臣身份入祀明主庙的特殊人物，其在明初的政治中的地位不言而喻。

同样，东晋时期的佛图澄，深受后赵皇帝石勒的器重，被尊称为“大和尚”。石勒对其非常信任，直接让他参与军国大事。

还有作为前秦皇帝苻坚的顾问释道安，被誉为中国佛教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高僧之一。

作为佛图澄的弟子和慧远的师父，其在佛教上的造诣非凡。

作为当时的宗教名人，苻坚为了迎请他，不惜派长子苻丕率十万大军攻打襄阳。

事后，苻坚更是对于本次出兵，感叹“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这其中一人即释道安，半人则指同时被俘的名士习凿齿。

除开这些正面形象的僧侣外，还有很多称为妖僧，引起祸端的僧侣。

元末的农民起义领导者，彭莹玉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加入白莲教，凭借精湛的医术，走街串巷的给老百姓治病。在治病的同时，不忘向老百姓传递“弥勒下世，改换乾坤”的教义，吸引教众，传播自己的思想，为自己谋反做铺垫。

他先后发动了袁州起义以及加入徐寿辉起义等，虽然最终兵败被杀，但确是和尚造反的典范，其事迹名留青史。

同时，他主张“杀尽不平方太平”的观点略显激进，让我们看到了僧侣不善意的一面，完全与僧侣博爱的思想相背离。

除此之外，还有拓跋韩六陵深度介入尔朱荣军事集团的政治、军事活动中。

比如，他制造“六镇当兴”的预言，给尔朱荣集团造反提供了合法性，直接导致六镇起义爆发，北魏由此分裂成东魏、西魏。

同时，僧人韩山童伪造“弥勒佛转世”的身份，用“明王出世”的口号，来发起红巾军起义。

他将佛法与民族反抗意识相结合，提出“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属于有政治主张的起义军，也将宗教色彩融入到起义中。

他们的行为都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很大的灾难。

这其中最为出名的是唐代的辩机和尚。他与高阳公主的绯闻，成为最富戏剧的佛教案件。

辩机作为玄奘的弟子，深受玄奘信任，让他协助自己翻译佛经。

由于其相貌不凡，容貌俊朗、气度不凡，被高阳公主看上，进而私通，其后被被唐太宗发现，下令腰斩。

辩机的死激起了高阳公主的愤怒，在唐太宗死后，高宗时期，直接促生了高阳公主与房遗爱等的谋反，最终失败被赐死。

不禁让人感慨，辩机和尚一点都不超脱凡俗，而是满身铜臭气。

还有南北朝梁元帝萧绎的皇后徐昭佩就曾与瑶光寺的智远道人发生私情，他们之间的奸情被发现后，智远被处死，徐昭佩也被迫自杀，甚是遗憾。

武则天时期的薛怀义（冯小宝）则作为武则天的男宠，武则天为了方便其进入宫禁，安排他剃度为僧，打着僧人的旗号进出皇宫。

这些僧人作为“淫僧”，与佛教清规戒律的标准背道而驰，让人大跌眼界。

僧侣也因为土地经营和商业活动，带来了很多经济争议。

比如清代嘉庆年间的刑科题本档案中记载，寺院土地纠纷现象已经非常普遍。

湖南永州府新田县的邓姓宗族曾建寺置田并招僧管理，但到了嘉庆年间，发生了寺僧轻扬盗卖庵田的实践，导致邓姓宗族不得不“收田逐僧”，重新招纳僧人。

贵州普安县的马岚山寺更是因为租谷问题，导致了暴力冲突。浙江黄岩县普度寺就出现了僧人借贷不还，想以寺田抵债，引发斗殴。

四川崇庆州澈觉堂案中，僧人欲出租祖施田地还债，结果导致控告演变为命案。

除了淫僧外，还有很多僧侣的行为更是放纵，被后世称为“妖僧”、“汉奸”。

元朝的杨琏真迦作为藏传佛教的僧侣，忽必烈任命他为“江南释教都总统”，从名号看，应该很正派。

但其干的事情却让人不耻。比如他发动了到江南地区盗掘南宋皇陵的行动，“将皇陵中的尸骨搬出，弃置于山林野外”，还将宋理宗的头骨制成饮用器物献给忽必烈，着实令人发紫，瞠目结舌。

他的这一行为给江南汉人心中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民间因此也留下了“元朝不过百年，必遭天谴”的诅咒，足见老百姓对于杨琏真迦的恨之入骨。

还有发生在1946年的静安寺“汉奸和尚案”更是将僧侣充当汉奸走狗的形象展现出来。

事件大概是这样的，静安寺的监院密加被控在日军占领期间，勾结日军，“担任大东亚佛教会常务理事”，并涉嫌“勾结日宪兵队”、“举办法会祈祷日军胜利”。

其在充当汉奸时期，还涉嫌侵占寺院资产，真是将不要脸与无底限发挥到了极致。

这时期，除了密加外，在日军胁迫下，广州六榕寺住持铁禅出任“日华佛教会会长”，也干起了卖国求荣的勾当。

在其任职期间，他拜见了日本大早，并发动僧尼信众去拥护汪伪政权与日本签订的《中日和平条约》，可恶可恨。

你看，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还真的不能深挖，要不然越挖越深，红榜、黑料还真不少。

释永信事件也向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看到了当代佛教面临的身份危机，更是让我们开始思考，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佛教怎样去保持宗教的神秘性，僧侣如何在物质的诱惑中坚守戒律......

我们并不是排斥商业化，而是排斥商业化背后的人性贪念与腐败现象，以及佛教作为教化世人的根本教义被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