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之死(同道)

辜鸿铭：寂寂而终

1917年，辜鸿铭踊跃参与“张勋复辟”，被封为“外务部侍郎”，12天后复辟失败，辜鸿铭只好又回到北京大学教他的英文，不过等待他的却是激进的师生们送给他的一顶“复辟论者”的帽子。为了避免政治上的攻伐，校长蔡元培不得不公开发表言论为他辩护：“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

1918年，《东方杂志》上刊登介绍辜鸿铭思想在西方反响的《中西文明之批判》一文，对辜鸿铭的“东方文化优越论”有肯定之意。带有保守意味的《东方杂志》与新文化运动的舆论策源地《新青年》杂志分庭抗礼，“五四”前期影响颇大。陈独秀率先发难，先对辜鸿铭进行定位———一个“君主论者”，然后就掀起了《新青年》与《东方杂志》关于中西文化的激烈大争论，对保守论调狂轰滥炸，从此新文化运动气焰日上，狂飙突进。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面对新文化阵营的讥嘲，辜鸿铭两次在上海《密勒氏远东评论》上发表题目为《反对中国文学革命》和《留学生与文学革命》的文章，言辞激烈，讥笑胡适以“音乐般美妙的声音”、粗庸鄙陋的“留学生英语”谈论所谓“活文学”和“重估一切价值”，极力反对新文化运动。

辜鸿铭的反击显然势单力孤，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对他一阵“炮轰”之后就掌握了话语权。

1923年1月，蔡元培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克扣教育经费，无理撤换法专、农专校长，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重赴欧洲。辜鸿铭与蔡同进退，随即也辞去北大教职。这可看作辜鸿铭在中国风云一生的落幕时刻。

此时，国民革命方兴未艾，“旧派”人物日薄西山，还留着清朝辫子的辜鸿铭更是成了一个“完全过时”的可笑人物，倍遭时论的讽刺与奚落。

但辜鸿铭自己却并不理会这些，1924年初的他已经67岁。他对大清朝的坚贞之心感动了废帝溥仪，终获召见，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中国传统的君主。他觉得亲临了一个王朝的最后一道荣光，并深感荣耀。

据《辜鸿铭传》描述：在太监的带领下，他来到了紫禁城的养心殿，平日里的辩才、自负和倔犟烟消云散，进门即拜跪在地上，三跪九叩，口中说着：“臣辜鸿铭向皇上请安。”

年方二十的溥仪微微颔首，道：“起来吧。”

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在与辜鸿铭进餐时发现，年迈体衰的辜鸿铭在溥仪面前敬畏得连话也说不出来。

然而，1924年10月，冯玉祥“逼宫”，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在辜鸿铭的心中，帝国之灯终于熄灭。他深知自己已“不容于中国”，于是应日本大东学会邀请，到东京讲学。他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抵御外辱，其功不在明治维新，而在中国传统的教化，并天真地幻想把日本所保存的纯正的中国古代文明带回来，从而使中国儒家传统文明得以恢复。带着这个梦想，他在日本期间，席不暇暖、马不停蹄地巡回演讲。初时大受欢迎，很多地方来邀讲座。在日期间，还应辜振甫的父亲辜显荣之邀赴台湾演讲，又在台湾政界和文化界掀起文化争论。他那时教过7岁的辜振甫ABC，留给辜振甫印象最深刻的教诲是“不要忘记你是中国人”。当时，台湾已经是日占区。但随着中日关系日渐恶化，辜的听众日渐稀少，他意识到，自己在日本也成为了多余的人。

3年后，1927年一个秋风萧瑟的雨天，辜鸿铭带着惆怅和遗憾，孤零零回到故国，当时送行的只有日本友人萨摩雄次一人。他回国后给萨寄过一次照片，上书：“年来检点人间事，惟有春风不世情”，失意与感慨溢于言表。

回到中国后，不久妻子淑姑去世。日本人推荐他做张作霖大帅顾问，当时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自任大元帅。张作霖对辜一身油光闪亮的清朝服饰和一条灰白的小辫子感到很有趣，匪气十足地劈头就问：“你能做什么事？”这使辜马上联想起42年前刚入张之洞幕府之时张之洞留给他的印象。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相随张之洞20余年，虽然不敢说“以国士相待”，但“始终礼遇不少衰”。面对张作霖的劈头一问，辜拂袖而去。

不久，好友梁敦彦去世。辜鸿铭开始沉浸在诗人弥尔顿失明后的诗作里。其时，辜精神上异常苦痛，“日惟祈求速死”。

1928年3月，辜鸿铭染了感冒，头昏目眩，咳嗽连连，请了法国医生来看，不见好转。然后是高烧，头脑里是一片混乱，梦中一会儿是英国，一会儿又是槟榔屿故地，一会儿是张之洞府中……后来痰中出现血丝，中西医诊断均为肺炎。4月底，已经无法进食。30日，感觉大限来临，两个女儿床前饮泣，心中实在不放心两个还没出嫁的孩子。下午3时40分，辜鸿铭几乎无声地说了句“名望、地位都不过是泡泡，转瞬即逝”之后，便闭上了眼睛。

1928年5月1日《晨报》载：

辜鸿铭昨日（30日）下午三时四十分，在京寓逝世。辜氏所患系肺炎症，历时已月余，遍经中西医诊治，以年老未易奏功，竟以不起。辜号汤生，福建籍。1856年生于新加坡，学于英国爱丁堡大学。通哲学文学，尤长于英法德等国文字。曾英译四书，另有英文著述多种。归国后，入张之洞幕府，任两湖督署文案十七年。复充上海沪浦局总办五年，及南洋公学教务长。辛亥革命后居北京，任北京大学教授多年。前年赴日，在日本帝国大学演讲。张作霖就大元帅，辜复由日回京，任北京大学教授。为学好推崇儒家，于西方哲学，多所非诣。又主忠君之说。性孤僻，发辫至今犹存。享年72岁。

据罗振玉（辜在张之洞幕府时的同事）记述：临死前几天，辜还口占遗奏，“尚殷殷以东西政教不同为言”，念念不忘他的东西文化差异论。遗疏报给溥仪后，废帝念其忠心，赏银治丧，并赐“含谟吐忠”四字匾额，赐谥唐公。

临死前，他将在清末所著奏疏、条陈与域外政制等文结集，由罗振玉润色并作序，题作《读易草堂文集》，是为他的两部中文著作之一。

安葬辜鸿铭的是他的两个女儿，她们给他的遗体穿上全套崭新的清朝官服，把他那条发白的辫子夹杂着红丝线，细细编好，才放入棺木。与同时代其他文化名人相比，辜鸿铭这个来自西洋的中国人死得极为寂寥。

葬后，女儿珍东、娜娃到苏州落发为尼。

章太炎：大师亡矣

1936年6月7日晚饭后，章太炎遵照医生的嘱咐，在夫人汤国梨的搀扶下，绕着住宅散步，不料突然昏倒，汤国梨连忙喊人抬到卧室，并派人立即到博习医院请主任医师、美国人苏迈尔诊治。在医生的抢救下，太炎先生尽管脱离了危险，但却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6月13日，章太炎突发高烧，体温竟达40度。14日凌晨，从口中吐出鼻菌烂肉两块，病情已至弥留状态。

汤国梨（章太炎夫人）、李根源（民国元老、同盟会员、章太炎国学讲习所的资助者）、苏迈尔医生围绕在病人周围。章太炎卧室门外的空地上，高高低低跪着国学讲习会的学员，他们每人手中举着一支点燃的香，低声啜泣着。

7点45分，卧室中传出汤国梨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弟子们知道太炎先生走了，于是，低低的啜泣变成号啕大哭，悲声震天。

弥留之际，他断断续续吐出两句遗言：“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遗言与其父如出一辙。

南京国民党政府得知章太炎病逝的消息后，于7月9日发布国葬令，称：

宿儒章炳麟，性行耿介，学问淹通。早岁以文字提倡民族革命，身遭幽系，义无屈挠。嗣后抗拒帝制，奔走护法，备尝艰险，弥著坚贞。居恒研精经术，抉奥钩玄，究其诣极，有逾往哲。所至以讲学为事，岿然儒宗，士林推重。

弟子们以不同方式表达他们痛失良师的哀伤之情。灵堂内悬挂着挽联：

素王之功不在禹下

明德之后必有达人

下署马裕藻、徐寿裳、吴承仕、周作人、沈兼士、钱玄同等6人。

在北京，章门弟子马裕藻、许寿裳、朱希祖、钱玄同、吴承仕、周作人、刘文典、沈兼士、马宗芗、黄子通等又单独举行了追悼会。他们曾发过这样一则《通启》：“先师章太炎发生不幸，于本年六月十四日卒于江苏吴县，先生为革命元勋，国学泰斗，一旦辞世，薄海同悲。”当时，北京已经成了抗战的前线，因此，参加追悼会的人，心中又有另一重哀伤。

和他那个时代的杰出革命党人一样，章太炎的一生都和日本相关：他们的革命大本营不得不建在这个邻邦，他们革命之后建立的国家最深刻的危机也是来自这个咄咄逼人的邻邦。章太炎死后坟墓的安危荣辱，也最终取决于这个邻邦的一个小小军佐。

“七七事变”爆发后，战火逼近苏州，后方变成了前线。章太炎的灵柩无法下葬，只好暂停放于苏州锦帆路章氏寓所后园的防空洞内。立张大千画章太炎像于墓碑，像下有马相伯题词：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录陈子昂诗。太炎先生像赞，叹吾道之孤也。九十叟马良。

1937年11月，苏州沦陷，日军闯入章家后花园内，看到后园内一座新墓，没有墓碑，怀疑内埋财宝，一定要挖墓看个究竟。章氏留下的唯一一位老家人苦苦劝止，竟遭毒打。亏得有个日本军佐闻讯赶来，知道这新墓是章太炎的，便喝退了日军。过了几天，还亲自来祭奠了一番，并在墓旁立了一个木柱，上书“章太炎之墓”几个大字。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日本兵来骚扰。

时光流逝，转瞬过了20年。

1955年4月3日，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为章太炎举行了安葬仪式。按照章太炎生前的遗愿，他的灵柩迁葬于杭州西湖边上，南屏山麓，荔枝峰下，紧邻抗清英雄张苍水墓。

生前，章太炎曾两次为自己选择墓地。民初被袁世凯软禁时选择葬在“攘夷匡夏”的明朝刘伯温墓侧，刘伯温因为抗元、匡复华夏而为后人所景仰。1936年国难危重的时候，章太炎选择了死后葬于抗清英雄张苍水墓侧。

张苍水明末起兵抗清，拥鲁王监国，赐进士，加翰林院编修，官至兵部尚书。抵抗异族斗争长达二十余年，宁死不为清朝子民。太炎曾替《张苍水集》作跋，对张苍水推崇备至，有“余不得遭公，为执牧圉”之叹。紧依最敬慕的英雄之墓，章太炎大概也能笑慰九泉了。

蔡元培：长眠香江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上海沦陷，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中央研究院也迁往内地。蔡元培因不愿随蒋介石去重庆，改从上海赴香港，准备转赴昆明，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务。这是他在1928年倡议创建的中国第一个统一的最高科学研究机构。但是到达香港之前，蔡元培刚刚得了一场伤寒病。已经近70岁的老人，面对前面的长途跋涉，十分担心能否安全到达昆明。无奈之下，只好先滞留香港。

1937年12月26日，夫人周养浩携子女也到港，全家在九龙柯士甸道156号租房居住。

蔡元培在港期间，除了读书阅报之外，绝无其他消遣。由于怕受人注意，因此很少跨出大门。香港住宅，又很狭窄，三四个房间，便成为他日常活动的小天地，生活的枯燥，是可以想像的。

蔡先生在港的生活来源仅靠中央研究院的薪水，居港的开支需要用港币，而中央研究院每月所寄月薪为法币，按牌价一兑换就所剩无几了。战时的香港房租既贵，物价又高，加上子女教育医药等费用，每个月都是入不敷出。蔡元培逝世后，衣衾棺木的费用及所欠一千多元医药费，都是别人给代付的。

香港地位特殊，环境复杂，因此蔡元培对外都用“周子余”的名字，外间知道他真实身份的人很少。仿佛隐于闹市，门可罗雀。他在香港仅有一次公开演讲———1938年5月20日，保卫中国大同盟（由宋庆龄创立）及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举办的美术品展览会开幕式上的演讲。居港期间，蔡元培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领导中央研究院的工作。1938年2月的最后一天，蔡先生主持了在香港举行的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总干事朱家骅和丁西林、李四光、竺可桢、傅斯年、陶孟和等十位所长的如期到来，令他的精神为之一振，就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战时院务工作的许多重大原则。

在枯燥、清贫、寂寞中，蔡元培的生命渐渐地走到了尽头，这盏光照中国思想界的明灯即将熄灭。

1940年3月3日早晨，蔡元培起身后到浴室去时，在浴室门边，忽然感到一阵头晕，失足摔倒，吐了一口鲜血。于是赶紧找来商务印书馆的一位特约医师朱惠康，朱医生看过后未找出病源。这天晚上，他一宿都未睡好。

第二天上午，朱医生过来复诊，认为可能是胃溃疡，因为家里人手不多，照料不便，因此建议送到养和医院去诊治。到了养和医院，朱医师又诊断可能是急性胃溃疡，于是通过文学家许地山找来港大医学院的英籍教授寇克博士，为蔡元培诊治，并施手术。

由于输血设备都在香港大学，又将蔡元培转移到香港大学。输血的过程中，蔡已经陷入昏迷状态。输完之后，他的手足开始缓缓活动，有时两片嘴唇微微翕动，像要开口说话。寇克博士认为，这种反应情形非常良好，令人兴奋。

回到养和医院，已是午夜以后。约至四点多钟，蔡元培的呼吸开始显得很费力。六时左右，口中嘘气已经极为微弱。养和医院院长李树芬和寇克博士虽然先后来到，但到七点左右，两位医师都认为救治无望。九时过后，蔡元培嘘出了最后一口微弱的气息。

陈寅恪：生离死别

1966年7月，“文革”波及到了中山大学。

陈寅恪这次终于没能幸免。

第一批大字报贴出来了。不过不是来自陈寅恪所在的历史系，而是来自学校的后勤部门。贴大字报的人强烈谴责一直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陈寅恪，多年来大肆挥霍国家的财产和人民的血汗钱，每月要吃进口药物，每天还要享受“三个半护士”的护理！

所谓大肆挥霍国家的财产和人民的血汗钱，是指陈寅恪4年前在洗澡的时候滑倒，右腿股骨颈折断之后，广东省政府拨专款给他补充营养；而“每月三个半护士”，是指三个专职护士24小时轮换护理和照顾他的生活，半个则是指中山大学保健室能随时安排出护士去陈寅恪家里值班。

对陈寅恪的打击不仅仅来自大字报。7月，陈寅恪晚年的得力助手黄萱被历史系召回参加运动；9月，校方撤走了“三个半护士”，陈夫人唐筼只好自己出资聘请护士护理陈寅恪。

10月，破四旧之风蔓延到了岭南，人们开始随意进入陈宅。陈寅恪的书籍和一些未刊的书稿、手稿被查封，多年精心保存的一些文物字画也被抄走，尤其是他精心保存的祖父陈宝箴和清朝官员来往的信札也被翻了出来。

当时还未完全靠边站的中山大学领导，将情况反映给了广东省委和已经上调北京的陶铸。陶铸历任广东省长和省委书记，一直对陈寅恪照顾有加。情况反映给他之后，他先后38次对广东省委做了“遥控指示”：对陈寅恪的待遇要保持原状不变。

但鞭长莫及。对陈寅恪的大字报照样铺天盖地而来。秋冬之际，大字报已经快把陈寅恪淹没了。东南区一号的楼房被贴满了，红色的砖墙都已经看不见了，整幢大楼显得阴森恐怖，活像一口纸棺材。大楼四周的树木上挂上了长幅标语，风一吹来，像片片白幡“沙沙”作响。

高音喇叭是陈寅恪最害怕的一种声音。住宅对面的办公楼被造反派占领，高音喇叭每天不间歇播放。平常日子陈寅恪尚且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这样一来睡觉几乎成了一种奢望。1945年陈寅恪用眼过度，双目失明。所以每当召开大型批斗会，造反者便将几只高音喇叭直接吊在陈宅的屋前屋后，有时甚至将小喇叭吊到陈寅恪的床前，名曰“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20年后，梁宗岱的夫人在《宗岱和我》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颤颤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活活给吓死了。

1967年夏，唐筼心脏病发作，濒临死亡。长女陈流求回到广州来照顾母亲。半个月后，她走的时候，陈寅恪对她说：“这次算是生离死别了。”语气十分悲凉。

1969年春节刚过，陈寅恪被勒令搬出东南区一号楼，据说陈寅恪被迫搬家的原因是因为工宣队看中这座楼房，想做指挥部使用。

5月5日，陈寅恪被迫做口头交代，但并没有“过关”，因为交代中并没有“承认错误”，而是说了许多类似“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的话。于是不断逼问，直到陈寅恪不能讲话。

在不断折磨下，陈寅恪瘦得不成样子。少数亲朋好友偷偷登门看望时，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流泪。

1969年10月7日早上五点半，因为心力衰竭，肠梗阻、肠麻痹，陈寅恪走完了他79年的人生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