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贵族精神，在2600年前就成了万世笑柄

公元前638年11月1日，在料峭的寒风之中，春秋时期最愚蠢、最可笑，也最悲壮、最感人的一场战役——泓水之战爆发了。

由于人数较少的宋军已经提前占据了战场，楚军只能冒险渡河进攻。

我们知道，春秋时代的主要战争形式是车战。以战车作战有两大要素，非常之关键。

首先就是地形。春秋时候的战车驾驶起来非常麻烦。不仅车体长、横面宽、轮子大、底盘高，而且还得用缰绳同时驾驭四匹桀骜的骏马，这可不像我们现在参加一两个月驾驶班就能速成的，那得从小就开始训练，以为先秦时贵族的必修课。所以，即使最优秀的驭手也需要足够的平坦的地形，否则随时有可能整车倾覆。

其次就是阵形。由于战车笨重，驾驭困难，机动性太差，所以只能使用大排面横列方阵作战方式：两军对垒的战车都以横排前进，迎面对冲，敌我车辆俩俩交错，战车兵从车上立直了身子，趁着与敌车一错轴的时刻，拿戈往旁边车上的人脑袋上招呼，或者用矛去戳。正因为如此，所以前后排间隙要足够，这样才不会追尾；左右列的间隙也要足够，这样才能确保错车时两两夹击对方战车——就好比《尚书·牧誓》里面讲到武王伐纣，每行进个五六步，就要停下来整顿队形，并不单单是为了展示军队纪律，那是有实际用途的。

由此可见，春秋时车阵作战，谁占据了有利的地形，谁的阵形更稳固更整齐，谁就更有可能获胜。众所周知，渡河之时阵形紊乱，很容易被对方趁乱击溃，那么楚军统帅成得臣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事将领，怎么如此不加防备就渡河呢？

大多数人的看法，是认为楚军人多势众，根本没有把宋军看在眼里，认为随便打都能获胜，所以才会大摇大摆的渡河。

少数人的看法，是说成得臣此乃诱敌之计，他就等着宋军钻进自己的埋伏圈里，好来个瓮中捉鳖。

两种见解都有道理，我在这儿不予置评，但当时宋军大司马公孙固显然认同的是第一种看法，他对宋襄公说：“敌众我寡，及其未济也，请击之。”提议半渡而击之，打他个首尾不能相顾。

但是这条妙计在毕生尊奉古军礼的宋襄公看来，是绝对不被允许的。他摇了摇头说道：“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吾虽丧国之馀，寡人不忍行之也。须其出。”我前面已说过多次，在当时那样一个贵族时代，战争只是贵族之间的游戏，荣誉比胜利更重要，一个贵族，如果不是通过堂堂正正的战阵而打败敌人，那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身为春秋霸主，更加不能违反规则，否则何以服众？

更何况，宋国的国力确实远不如楚国，就算这次通过偷袭打败了楚军，也必定会遭到楚国更疯狂、更残忍的报复。所以，宋襄公的选择有其合理性，并不能简单斥为蠢猪。

事实上，在原始史料春秋三传之中，宋襄公的答词虽略有不同，但都很朴素庄重，尽显其君子之风。可在流传更广的明代《东周列国志》中，小说家冯梦龙给宋襄公编了另外一套说辞，说是宋襄公于战前在车上预竖了一面大旗，上绣“仁义”二字，待得此时便道：“汝见‘仁义’二字否？寡人堂堂之阵，岂有半济而击之理？”

冯梦龙很有才，在他的笔下，宋襄公完全变成了一个舞台上的小丑，喜剧效果十足，一副无厘头的蠢货形象。从此在人们的印象中，泓水之战演变成了一出搞笑的闹剧，悲壮之感全无。

过了一会儿，楚军已完全渡过泓水，但是乱乱哄哄，正在整理队列，部署阵形，公孙固又劝宋襄公趁乱进攻，打他个立足未稳。

这依然是不被当时国际法所允许的，所以宋襄公还是摇了摇头道：“未可，吾闻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待其己陈。”

但在《东周列国志》中，宋襄公再次变化形象，从小丑变成了流氓，他竟朝公孙固的脸上吐了口口水，骂道：“咄！汝贪一击之利，不顾万世之仁义耶？寡人堂堂之阵，岂有未成列而鼓之之理？”

冯梦龙又在恶搞了，宋襄公朝手下大将的脸上吐口水，举动好似街头无赖一般，这与他迂腐君子的形象岂非矛盾？

文字真是太神奇了，一个活的太认真以至较真的悲剧人物，也可以被塑造成一个极具喜感的拙劣小丑，历史就是这样被打扮的面目全非的。

正说话间，人多势众身经百战的楚军已经排好阵势，漫山遍野黑压压一片，好不吓人。

每一个宋国将士，包括宋襄公在内，脸上都露出了害怕的神色。

这些勇敢的战士也是人，只要是人就会在危险面前感到害怕，就和你、我，以及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一样。我们一般有过伟大的梦想，破灭了，于是寻找一种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继续下去，有时投机，有时退缩。这种生活方式并没错：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是不幸的，人们必须谨小慎微的生活。眼前的楚军强大到令人战栗，在那样的大势之下，他们的结局早被注定为必被遗忘的失败者传奇，这种挫败感和悲剧命运足以让任何人失去斗志。然而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叫做信念，或者叫做坚持，它能让人以全世界再无第二的斗心奔向失败……楚国人可以挺进中原，也可以征服华夏，但是在此之前，请先从宋国勇士们的尸体上踏过去！

于是蓦地，宋襄公圆睁双眼，奋然振臂，传令大军击鼓进攻，然后亲率兵车一马当先杀向楚阵，宋军为主将气势所鼓舞，遂一齐呐喊，燃烧热血与斗志朝失败冲锋而去，楚军同时击鼓，两军交错，杀声震天。

——冲啊，勇敢的甲士们，公平痛快的去战斗，用你们的戈矛，舞动礼义！

为了宋国的尊严，为了君子的荣耀，宋襄公与他的勇士们终于豁出一切拼死一战，虽然悲壮的结局早已注定，但这就是他们的责任，也是他们的使命；无论如何，这就是宋襄公的选择，也是他的宿命……

宋襄公实在是个傻子，这样的傻子，当今这个世界已经再也找不到了。

大战终于结束了，月色映照在商丘城头，悲伤而宁谧，宋襄公捂着流血不止的大腿，躺在战车上呻吟，城门大开，公子目夷带人迎了出来，将这帮残兵败将接入城内。

宋军败了，大败。这支军队人数又少，且为新建，好不容易提前到达战场，可以对楚军半渡而击之，却又被迂腐遵守军礼的宋襄公所否定，非要跟拥有丰富作战经验且人数众多的楚军摆开阵势公平对攻，结果很快就陷入苦战，而宋襄公由于身先士卒，也被一箭射中大腿，无力再指挥战斗，只能率众撤退，为了掩护他撤退，数百忠心耿耿的“门官”竟全数战死，宋军损失惨重。所谓“门官”，也就是春秋时国君的亲卫队，由卿大夫子弟组成。

总之，继齐桓之后，宋襄的霸业也灰飞烟灭，随风飘散了，只不过一个散的凄凉，一个散的悲壮。

从此，千年笑声在围观的看客间回荡，笑齐桓的昏，笑宋襄的仁，笑他们傻，笑他们咎由自取。

然而，宋襄公对此不仅不后悔，而且连反思也不肯；他丧师辱国，祸及百姓，国人纷纷举行抗议活动，指责于他，他却反而语重心长的批评大家说：“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为阻隘也。寡人虽殷商亡国之余，然一向谨守军礼，不鼓不成列。”

这句话里的“重”字，应读平声；所谓“不重伤”，就是指不能打击已经在战场上受伤的敌人。乘人之危对无法再战斗的弱者出手，这是卑鄙小人的行径，所以应该停止战斗，让对方的“卫生员”上来抢救。

这句话里的“二毛”，不是指两毛钱，也不是指两根毛，而是两种颜色的头发，即头发黑白相间之意；所谓“不擒二毛”，就是指不能俘虏头发已经花白的老兵，如果俘虏了，也要战后礼送回国，尊老敬贤的优良传统不能忘，即便是你死我活的敌人也该如此。

潘安的《秋兴赋》序言有曰：“晋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见二毛。”意思是说这位美男子在32岁的时候已经长出白头发了，即所谓“潘鬓”，有未老先衰之像也。

另外“不为阻隘”与“不鼓不成列”，意思是“不阻击敌人于地形险要之处”和“不攻打还没有结成阵势的敌军”。在春秋时代，不待对方摆开阵势就进攻的战例还并不多见，《左传》中记载的战例何止数百，但此等战例的只有四次，一为鲁攻宋，一为晋攻狄，一为鲁攻莒，一为吴攻楚。

现在我们听到这些古军礼，一定会觉得很可笑，但在宋襄公的时代，它却是为华夏诸侯所普遍奉行的战争法则。虽然偶尔有人违反，但大多数还是很守规矩的。我们来讲三个典型的例子吧。

第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好鹤的卫懿公，此君平常虽然混蛋，但死的却相当贵族，《左传》详细记录了当时谁是他的御者，谁是他的车右（注1），谁冲锋在前，谁坐镇在后。——在蛮族面前，这样的战术无异于自杀。尤其是，卫懿公坚持不肯撤去他的旗帜，这导致了他始终都是狄人重点攻击的目标，结果自然是败得很惨，但总算死出的贵族的荣光。

第二个例子则发生在百年后的宋国，当时，宋国的华氏家族叛乱，公子城率军平叛，与叛将华豹相遇，华豹张弓搭箭，向公子城射来，结果却偏离目标。华豹动作敏捷，又一次搭箭上弦。公子城一见，对他不屑地大喊：“不更射为鄙！”意思是按照当时战礼，双方一人一箭。你射了我一箭，现在应该我射你一箭了。你不守规则，岂不太卑鄙了！

被公子城一喊，华豹很难为情，就放下弓，垂手而立，老老实实地等公子城射他。结果宋子城一箭射死了华豹。华豹是个叛将，按理属于“乱臣贼子”，但就算是这样的“乱臣贼子”，也严格的恪守军礼，而且史书并没有嘲笑华豹愚蠢，相反却肯定他以生命维护了贵族的礼法与武士的尊严。

第三个例子就是孔子的高徒子路，打仗时帽带断了，他宁死也要先系好帽带再去作战，结果帽带系好了，自己也被敌人杀死了。

在那个遥远的时代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战争法则呢？这些后来罕见的战争法则，到底具体有哪些内容呢？这些上古军礼为何后来又逐渐隐没了呢？我们一个一个来回答。

在战国以前古人的意识形态里，天下为一家，大家长是“天子”，各国都是兄弟或姻亲之邦，亲戚之间有矛盾，可以用战争来表达怒火，但目的只是为了定出个胜负，杀伤不是追求的主要目标。只要对方服个软认个错，就行了，点到为止，无须斩尽杀绝。这样才能保证战争之后两国能重新恢复兄弟之谊，床头打架床尾和，打打闹闹还是一家人嘛。

所以，那时候的战争，在我们现代看来，形式大于内容，既不残酷也不血腥，反而有些优雅。我们常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春秋时代的战争就是请客吃饭，就是一场公平公正公开的体育比赛，参赛的运动员，多由贵族车兵（称甲士）组成，奴隶和平民（称徒卒）则好似在旁加油打气的啦啦队，通常只负责运输辎重、喂马煮饭等后勤工作。

既然是贵族的公平决斗，当然有贵族的臭规矩：

第一，战争要选择时间，不能伤害农时，耽误农业生产。不要有意利用对方民众的困苦，更不能在对方国丧的时候展开进攻。

第二，战争之前，要先到太庙去祭告祖先，强调自己打的是一场正义的战争，然后还要占卜，如果不吉就不打，因为这说明祖先不同意。

第三，占卜吉了，还要给对方下战书，约好比赛的时间地点，不能“不宣而战”。完了还要大摇大摆的击鼓出境，不能偷偷摸摸隐藏行军路线。另外战场的选择也有讲究，必须选空旷的“隧野之地”，农田或城市这样的人口密集地则是绝对不行的，因为这样会伤及无辜百姓。

第四，进入敌人的国家后，不能施暴于庙堂圣地，不可以打猎伤害农业，不可以破坏建筑物，不能焚烧居所，不能砍伐林木，不可以抢掠六畜、庄稼和其他器械。

第五，在正式开战之前，还要派勇士去对方营地挑战，美其名曰“致师”。这时候双方的勇士单打独斗，双方的士卒各自为运动员加油打气，“致师”一般只活捉不杀人，打击对方的士气而已，游戏的意味更显浓厚。

第六，致师结束后，双方“运动员”入场，等到完全摆开阵势，这才开始面对面冲锋（配乐：运动员交响曲），冲锋过程中战车还不能相撞（杀伤力太大），必须要错车而战，并且持何种武器的人应站在什么位置都有严格规定。战场上看到了对方的国君，还得从车上跳下来，摘掉头盔，敬个礼，戴上帽子，然后才能上车开战；开战时碰上老弱病残，不能加以伤害；对方如果受伤了，还要把他带回军营好好治疗，然后礼送回国。

第七，既然类似于竞技比赛，当然是一战定胜负，双方一冲锋，谁的阵脚先乱，谁就算输，对方一投降，这仗就算是打完了。所以战斗往往很快就结束，甚至一回合就能分出胜负，经常是白天打仗，晚上就可以回家陪老婆，“宜将剩勇追穷寇”在当时是没有市场的，军礼明文规定：追击步兵，只要对方逃跑超过百步，另一方就不能再追赶；追击车兵，一方撤退超过九十里，另一方也不许跟踪追袭，应该原地列阵，放归老弱俘虏，欢送败军回国。所以“五十步笑百步”并不奇怪，因为逃到百步之外，就没有危险了，而只逃了五十步，还要跟敌人作战。逃五十步，自然要比逃一百步的勇敢啊。

幼稚吧，可笑吧，这些臭规矩在我们现代人看来，的确很是古怪。可这些在人类社会的童年，却真真正正地出现过，不仅出现过，而且是一个阶级不可更改的文化信念。在中国，这个阶级被称为贵族士大夫，在欧洲这个阶级被称为贵族骑士，但在本质上他们是相同的。只不过欧洲这个阶级出现要晚一些。中世纪以后，欧洲渐渐分为若干并立的国家，由于这些国家信仰相同，语言相通（拉丁语），故彼此之间虽有战争，但也秉持着骑士之精神（当然，关乎信仰的宗教战争除外），视贵族之荣誉与君子之精神胜过生命。如英国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名臣腓力·西德尼爵士就是一个类似宋襄公的贵族君子。1586年，他在一次援助荷兰对抗西班牙的战斗中身受重伤。临死之际，旁边有人递送一瓶饮水到他口边，他方勉强抬头就饮，忽见不远之处卧着一个垂死的敌人，于是就不肯饮水，将瓶推向敌人说：“他比我的需要还大。”

所以，基于此等贵族之荣誉精神，中世纪的战争一般不杀俘虏，不伤害非战斗人员，也不对毫无防备、没有披挂整齐的骑士发动攻击。两国交战之时，需要等待双方列阵完毕，然后两方主帅还要来到前线会面，互示敬意，说许多的客套话，最后互请先行开火。过意不去的一方，只得先动手，然后对方才开始还击。战争结束后，俘虏了对方骑士还得搞“三陪”，陪吃饭喝酒沐浴，待如上宾，等他的领主拿钱来赎。如英法百年战争期间，在克里西及普瓦泰被俘的法国骑士，就经常受邀与胜利者英国人一起盛饮娱乐，活得安然舒适。当然，作为一个俘虏，你也得遵守规则，老老实实呆着，如果不交赎金就逃跑，从此以后就不要在贵族圈里混了。你的纹章或画像，走到哪儿都会被倒挂起来以示鄙视，相当于“社会性死亡”。比如，普瓦捷战役失败后法王约翰二世被英军统帅黑太子爱德华俘虏押回英格兰，在把一个儿子安茹公爵路易一世留下做人质后约翰二世回国去筹赎金，不料这孩子逃跑了，约翰二世为了挽回名誉，竟然自愿返回英国做人质，数月后死去。

事实上，在世界各大古文明中，贵族时代的战争都有类似的规则和礼仪，比如成书于公元前的古印度婆罗门教《摩奴法典》与《摩诃婆罗多》就规定：身为一个高级种姓的武士，在战斗中决不应该对敌使用奸诈兵器，如内藏尖椎的棍棒，或有钩刺的、涂毒的箭，或燃火的标枪。车兵对车兵作战，象兵对象兵作战，马兵对马兵作战，步兵对步兵作战。不应打击老人妇女，不应杀害那些鼓手和号手、车夫、牲口或运送兵器的人，也不应攻击不在战争状态之人，如睡眠的人，疯癫的人，转过脸的人，无甲胄的人，手无寸铁的人，武器损坏的人，怯懦逃走的人，甚至悲伤的人。而且，印度贵族可不是说说而已，公元前326年，亚历山大东征印度，在著名的许达斯佩河战役中，以逸待劳的印度军坐等希腊军队渡河、休息、调整、布阵，等到对方准备完毕才开战，结果印度军战败。这与宋襄公的泓之战何其相似。而亚历山大的希腊军队也同样是讲规矩的，在高加美拉大战前，谋士提议夜袭波斯大营，亚历山大毫不犹豫就拒绝了，“偷来的胜利是不光彩的”。另外古希腊人在战争间隙还常设有“中场休息”，以便交战双方从战场上取回阵亡者的遗体进行安葬（注2）。

总之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今天之标准去评判古人的是非。泓之战宋襄公他不蠢，他也不是不懂得打仗，他只是按照贵族的老规矩办事而已，不幸的是这个老规矩渐渐不合时宜，所以最终消失在了失败者的血液里，与战亡者一同被深埋在了地下。如果不是我国史书的记载还算完备，我们这些后人根本就不会知道我们的祖先居然还曾如此“贵族”过。

当然，我们现在还是很喜欢什么“贵族小区”、“贵族学校”、“贵族会所”、“贵族时尚”、“贵族风度”、“单身贵族”、“贵族生活”，但是很不幸，大部分中国人所理解的贵族，就是住别墅开豪车打高尔夫，就是天上人间挥金如土。这是贵族吗？不好意思，这只是土豪而已。真正的贵族，必须像宋襄公这样，在所有的竞争中既要求赢，也要按照规则来赢，这样才赢的漂亮，赢的高贵；如果二者无法兼得，那么宁愿不要赢。从这一点来说，宋襄公可以说是中国最后一个贵族了，因为像他这样遵守规矩的人，两千六百多年来已经一个也找不到了！

当然，正是由于中国的贵族时代太短，所以最终才自下而上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而西方的贵族时代太长，则只能自上而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总之，社会是不断演进的，而演进的方向，取决于生产方式，也取决于历史传统。

注1：春秋时战车每车载三人，车左是主将，负责射箭，御者居中，负责驾车，车右则执戈矛，负责近战并保护主将（故又称戎右）。车右还有一个重要职能，过去因为路不好，车经常容易陷到坑里或者是被木头等物挂住，这个时候车右就得下去推车，所以车右基本都由大力士充任。

注2：杜君立：《历史的细节：技术，文明与战争》，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第58-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