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爆发初期的战略规划

每当说起中国在二战中所起的作用，人们常举的例子是罗斯福说的中国战场拖住了日本上百万陆军精锐部队。实际上在我看来，整个反法西斯战争里中国起到的最大的作用是通过持久战迫使日本不得不铤而走险，违反理智发动自取灭亡的太平洋战争，实行南进战略从而提前把美国拉进了战场，于是反法西斯力量开始全面的大于法西斯势力，导致同盟国的全面胜利。

日本国土面积狭小，缺乏资源，无法支撑长期作战。因此，明治维新后确定的对外战略就是建立“争取先机，绪战必胜”的打多快好省的攻势作战。日军的作战和动员体制，就是按照“绪战必胜”的短促局部攻击模式建立起来的。而不是为了应对“全面战争”。

从明治建军以来，日军只打有把握的局部战争，争取快速胜利，若有延长为全面战争之势，马上缩手。甲午战争打到山海关就停手，日俄战争打到沈阳一线就停战。“九·一八”事件打到锦州一看东北军开始抵抗也就停止进攻；”一·二八”沪战见到中央军不断增兵，立即谈判停战；长城抗战兵临北平城下后即以和谈结束战争。每次都是见好就收，再从容寻找下一个局部战争良机。审慎操刀、耐心蚕食，这才是日本当年明治维新时的优秀战略家计划中的侵略战争。

二战时日本唯一的军事战略家石原莞尔就认为当时日本的工业实力不足以跟“美苏”任何一个打一场现代化战争。所以他的战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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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花一段时间经营满洲并大力发展日本的工业（这段时间内，既不要全面侵华，也不要去挑战美国或苏联），等到若干年之后，日本的工业实力已经具备，再根据未来的形势，决定是“南下”还是“北上”；只有当“大东亚共荣圈”整合完成之后，最后才能跟美国或苏联开打。

1937年七七事变，虽然属于华北方面日军青壮年军官下克上式的暴走，但日本的原计划也是将战争限制在华北地区而不是全面开战，但中国却按照蒋百里等人设计的战略，主动发起淞沪会战，逼迫日军将主战场扩大到长江三角区，由原定的由北向南逐步进攻，改成了由东向西的逆江前行，从而踏入持久战的泥淖之中。

这里要多说下当年国民政府的对日作战的战略规划，指导思想就是蒋百里的《国防论》。

蒋百里作为当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优秀毕业生，早在20年代就预测中日必有一战，且准确预判了日本侵华的时间和方式。即由北向南类似于蒙古灭宋的进攻方式，而华北平原地势平坦，便于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快速进攻，因此是中国防御的薄弱环节。中国采取的对策之一就是要通过各种手段让日本进攻改为由东向西逆流而上的方式，只有这样才能通过江南地区的河流及山地丘陵层层阻击。

整个《国防论》的思想核心是两点：

一是持久战理论。中国应利用广袤的地理纵深和庞大的人口优势，通过空间换时间，拖垮敌人。

二是国防经济学。即对日作战不仅依赖军事力量，还必须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经济基础是国防的命脉。

蒋百里在《国防论》一书的最后写道：对于日本的侵略，中国人是有办法的。

而国民政府的对日作战的具体运作上则以《国防论》为核心制定了两个作战目标，具体措施为：

（1）集中精锐部队发动淞沪会战，主动在上海挑起战火，将日军的进攻方向从华北转为华东，从而实现原定的引导日军由东向西逆流进攻的路线。并通过在上海的决战展示抗战决心，而且借英美在上海有巨大的利益，来吸引国际社会的干预或介入。

（2）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措施，迁都武汉（后迁重庆），尽力将工业和战线均西移至内陆，延长日军补给线。在后方（如四川、云南）建立军工生产基地；通过滇缅公路和中苏贸易获取外援。

可以说日军在战略上是被中方牵着鼻子走，不得不在华北和华东分成两条战线开战，兵力不足只好颁布全国动员令，战费飙增。自8月25日起，日本政府在5个月内接连发行6次公债，总值高达10亿日元。而开战前日圆纸币的总发行额才18亿日圆。为了应对战争，日本银行不得不打破原定的发行限制，开始狂印钞票，导致物价大涨。

日军好不容易打下首都南京，屠城示威，中国却不屈服，国民政府喊出了持久抗战的口号：“只要我们誓死不屈，持久抗战下去，敌人就时刻陷在危险的深渊，一有失利，或一旦他的弱点暴露出来，各国就会毫不迟疑的加以打击。”

中国的顽强抵抗让日本军部在中国战场上完全看不到战事结束的希望，原以为打下武汉后中国人会屈服，没想到在1938年11月25日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慷慨宣示自卢沟桥抗战到武汉撤退的17个月“只是抗战第一时期”，“从今而后的战争，才是第二期”。

当消息传到日本后，高层开始恐慌了，因为日本原本的设想是先征服物产丰富的中国，再依托中国的资源北进去进攻苏联。没想到，原定设想的“三个月灭亡中国“到现在打了一年多也没有结束的迹象，反而成了最想避免的持久战。

1939年5月11日，日苏在蒙古边境爆发了诺门罕战役，日军大败，东京震动。大本营紧急下令增强关东军，侵华战争转而采取守势。日军战史自述：“大本营对华作战企图显然处于低潮，其主要着眼仅在确保占领地区而已”。大本营将侵华日军区分为三大集团：华北方面军与部署在长三角的第13军守备占领区，占领珠三角与汕头的第21军截断香港援华路线，只有以武汉为中心的第11军仍然保持积极攻势，设法“摧毁敌之抗战意图”， “加强有效的谋略压力，以迫使抗日势力之衰亡”。

令日本没想到的是，1939年11月，中国军队竟然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反击，被称之为“冬季攻势”，国民党军队全线猛攻日军的两千公里防线，虽然未能击溃日军突破防线，但严重动摇了日军的信心。

日本第11军的战后报告震动了东京大本营：“事变勃发两年半以来，经过连战连败的敌军，至今仍然保持二百万军的统制一事，可从相当于（第11)军周边敌军8成余的71个师大军，能在同时转移攻势，反复顽强积极的攻击长达四旬的战绩，获得证明。其统帅部之威令，不但对正规军，甚至能及至游击队末稍的事实，亦可证实蒋介石的统制力，尚能掌握全军，使我方深有敌军仍然健在之感。”

日本高层更出现了无条件谈和的呼声，天皇御弟秩父宫雍仁亲王直接找上裕仁天皇，要求他“无条件解决中国事变”。

裕仁天皇和秩父宫雍仁亲王

正在这时，国民党军统局乘机恶搞了日本方面一次，派出特务假称宋子文的弟弟，与日本接触和谈停战事宜。日本高层狂喜，以为抓到了救命稻草，立即成立了对重庆当局谈判专案组“桐工作”，紧张谈判8个月，大本营紧盯进度，近卫文麿写亲笔信证实诚意，裕仁天皇更是取消了日本天皇历来的在盛夏季携全家避暑休假的传统习俗，理由就是说他不敢离开东京以免错过“桐工作”的最新动态汇报。

搞了大半年，日本发现“桐工作”只是军统局搜集日本情报的把戏。日军战史含恨记载道：“徒然曝露日本的弱点”。

日本军政高层分成几派各找渠道来想办法结束对中战争。以外务省为首的内阁是寄希望于汪伪政权；参谋本部想各种办法来与蒋介石的中央军黄埔系直接接触。

但日本海军军令部则认为只要国民政府继续存在，“事变便绝对无法终熄”，要求陆军主动从宜昌出击攻入四川，强调“用尽所有手段溃灭国民政府”。但陆军省却认为海军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陆军当前兵力不足，特别是后勤问题导致根本无法入四川作战。此后陆军以陆军航空兵没有远距离轰炸的能力为由，把对重庆的轰炸任务扔给了海军航空兵。

曾在中国战场指挥作战的陆相烟俊六，要求中国派遣军自己想办法在1940年中秋节之前结束战争，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却说：“虽期待昭和十六年(1941年)之中，应将中日战争予以解决。我等虽努力以赴，但是否能如期达成无确切信心。”气得烟俊六改由预算下手，拒不增加侵华战争急需的军费。

而负责作战的参谋本部经反复推演，发现唯一解决的办法只有撤军。第一部长富永恭次提出评估报告：“解决中日战争之道，不外二途：一为以武力席卷重庆、成都，二为从中国境内撤军。”

陆军省军务局长、当年挑起七七事变的罪魁之一的武藤章更是加码喊出“无条件”主动退兵，认为中国同样精疲力竭，日本的无条件退兵将激起中国的厌战情绪，战争自然解决。

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樋口季一郎提出的折衷方案则是利用承认汪伪政府之机，将日军撤到黄河以北，体面地变相撤军。

只是当时的中国派遣军中的主战派不同意此方法，因为如果撤离，代表当年挑起事变的陆军的失败。陆军次官阿南惟几特意跑去将樋口大骂一顿：“你对数十万的阵亡英灵没有感谢，也没有责任。你的意见不值一顾。”

最终日本人特有的谁都不承担责任的处理方式占了上风，即由参谋次长泽田茂提出的日军既然无力攻入四川，又不能直接自中国撤军，那么只能是“以拖待变，痴等国际局势变化。“而军方必须“完成对华长期战争的态势”，不过当时的国际局势却让日本无法再拖下去，因为英美对日本的制裁已经让日本不能再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