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败后日本人逃亡惨状：上万人饿死流民遍地，女人最先被抛弃

1945年，日本一败涂地，兵败如山倒，投降电波刚落，上百万滞留在中国的日本侨民，立刻从特权阶层变成无主流民。

东北奉天、长春、吉兴村，一夜之间，全是抱孩子、拖行李、没饭吃的日本人。他们以为可以光荣归国，结果发现：没人管、没人要、没人接，等来的不是船，是冻死、饿死和沉默的抛弃。

尤其是那十万日本女人，从殖民计划的主角，变成逃亡末尾的牺牲品。这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逃亡”，不仅揭开了殖民机器的真相，也撕碎了日本人的体面和幻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投降。在中国东北，超过160万日本侨民和70多万关东军瞬间从统治者变成了“侨俘”。

仅在奉天（沈阳）车站，每天都有几千日本难民背着行李涌入，涌不进城，就住在铁西工厂的破工棚，露天成群地挤睡，四面透风，没有吃的。这个庞大的侨俘群体，原本是日本推行殖民政策的一环，却在战败后一夜被自己国家“清零”。

从1936年开始，日本实施“百万户满洲移民计划”，希望在20年内移入500万人口，彻底殖民东北。

到1945年，这项计划未完成，却已令大量日本平民安家在东北城镇和农村。这些人是以家庭为单位来的，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本意是“开疆拓土”，结果成了战争失败后的第一批“被抛弃者”。

日本战败后，日本政府第一时间设法遣返华南、台湾、东南亚等地的侨民，但对东北地区的110万人却刻意“拖延”。

1945年8月19日，关东军司令部制定了“让日本侨民继续留在东北”的政策，日本外务省甚至下发716号训令，明确写道：“不谈遣返，要停留现地”。

在苏军推进下，东北成为焦点。日本高层认为这批人“具有复国价值”，根本没考虑给她们一张船票。

中国共产党在接管东北后的工作第一难题，就是这批日本侨俘。黑龙江方正县吉兴村一地，集中着数万日本开拓团成员，最严重时期，5000余人死于饥饿与寒冷。

日侨住在没有门窗的破屋里，用烂草裹身保暖，晚上一地哭声，不知第二天谁还能睁眼。苏军拒绝救济，中国东北又刚从战争废墟中站起来，民主联军只能号召群众施粥施衣。

一些中国老百姓将日本妇女和孩子带回家中“收养”，不是亲情，是单纯不忍。

就在这些日本人指望祖国能出手时，日本政府派出的“敢死队”五人赴日请求协助，三人死在途中，最终带回的不过一纸模糊命令：“等通知”。

日本那时自身已是废墟，东京、广岛满地焦灰，哪还顾得上这批“后院弃兵”。“居留民会”变成了难民营接待站，日本人自发编排番号、拉队列，像军队一样维持秩序，但唯一等不来的就是救援。

在长春最大的三井百货大楼，每天挤满成千日本人打听消息，有人饿得靠舌头舔墙壁结霜，有人早晨出去找工，一顿饭都换不来。15岁少年国宏威雄，每天到桥头上站一上午，就为了换一顿午饭。

美国、苏联、中国三方最终介入。1946年1月5日，葫芦岛大遣返方案正式确立。苏军坚持不允许日本侨民通过营口、大连离开，唯独葫芦岛港口未被苏军控制，于是成为唯一通道。

但葫芦岛只能承载5万人，百万日侨像漏斗一样往这里挤，列车一节节压过东三省，背后是被烧光的家，前面是茫然的码头。

至1946年11月，葫芦岛累计遣返105万人，其余因病、因伤、因衰亡或被苏军押往西伯利亚，永久消失。

1946年春天，东北气温还在零下，方正县吉兴村的难民棚内，日本女人每天早上睁眼，先摸自己孩子还有没有气，再去和别人抢一把草灰烂饭。这不是意外，是制度制造的结局。

在日本的移民体系里，“开拓团”是工具，女人是繁殖单位，孩子是未来兵源。1945年8月投降以后，男人被苏军押往西伯利亚，女人和孩子连带行李，一股脑扔在中国。

原定计划里，日本开拓团到1945年应完成100万户、500万人口目标，最终留在东北的妇女儿童数量超过10万。

日本政府内部从未讨论如何安置这批人。1945年8月19日，关东军司令部呈送给苏联华西列夫斯基的《朝枝实施报告》中写得很清楚：希望“让在满日本人继续留在当地，恢复原有经济秩序”，“可以放弃日本国籍”。

他们已经在思考把这些人留下来当“殖民钉子户”，根本没考虑给她们一张船票。

这一政策直接导致东北大量日本女人被抛弃在生死边缘。苏军不发粮，气温零下二十度，女人们钻进牲口棚子用草当被，孩子饿得翻白眼，死的死、弃的弃。在方正一地，5000余名日侨死于饥饿与寒冷，村里每一晚都有尸体被推出棚外堆成冰坨。

她们原以为男人还会回来。结果是日本政府直接对外宣布，建议“女性和老人自寻出路”。在日本本土，大多数开拓团男子早已被“优先接运”离境，留下的，是年老体弱和被军方视作“非战力”的家庭成员。

在东北，这些女人被分成三种结局。一部分人彻底绝望，自杀、冻死或在路上“失踪”；一部分被中国百姓救回家中养着，给口饭吃、掏粪挑水换活命；还有一部分，为了留在村里，被迫“嫁人”，变成战后少数遗留的“日本媳妇”。

这种“被动嫁人”的过程没有感情，也不是选择。根据当时群众干部回忆，村里一个老寡妇家里收留了两个日本女人，先是给饭吃，后来变成给地种，再后来干脆成了儿媳妇。她们不说话，不反抗，不逃走。她们不是留下来生活，是留下来等死或者等通知。

而在广州，另一个局面也同样压抑。1945年9月11日，广州市日军全部撤离，5945名日侨提前半个月被强制集中在东郊龙潭仓库。那是一片简陋库房，超过半数人没有床位，只能睡帐篷，七天时间1453人就诊，营养不良严重，病死5人。

日侨请求驻广州日军出面改善条件，遭到拒绝。日军把工作转交给中方后，直接退出“护侨责任”，连一个日本医生都不留下。总领事馆也被迫解散，曾经的“皇民身份”，一夜之间清零。

10月，广州黄埔集中营开始接收日侨。三成女人没有帐篷，在泥地上生火做饭，儿童患病率极高，仅1946年2月就有因营养不良夭折的婴儿65人。集中营内自治组织名义上负责维持秩序，实际上人力枯竭、医疗中断、食物短缺，一切靠熬。

这些女人曾经是殖民系统的“育种器官”，战争结束后变成没人管的“废品”。她们无法对外发声，无法对内组织，除了死，没有退路。

但这还不是终点。更深的层次，是她们的存在本身，在日本战后记忆中被抹去。她们没有列入“归国统计”，没有进入“遣返名单”，没有写进官方回忆录。她们成了被国家计划制造，又被国家系统性遗忘的人群。

1945年以前，日本开拓团在中国东北被宣传为“国家的种子”，每一户开拓团都是“未来大东亚共荣的奠基石”。

计划很宏大：一边驱逐中国农民，一边安插日本农户；上面铺“天皇教育”，下面垒“殖民血统”。但战败一来，整个系统轰然塌陷。这不是突变，而是崩塌，一块一块塌，从女人开始。

当年提出“百万户满洲移民”的，是日本内阁会议和陆军大本营联手决策，1936年5月明确定为“国家对外七大国策之一”，从北海道、山形等地强征“愿意忍苦”的农户迁往东北。

每家配地配种子，设“开拓团本部”，修学校、建神社、派军人监控。东北村镇到处是日语招牌、神社石灯、开拓团警卫室。

日本女人在这套体系里就是“生育兵”，来就是为了育儿、办学、当“农村皇民母亲”。国家许诺“每户五亩水田，三头奶牛”，结果到了东北，发现土地是抢来的，劳力要自己干，医疗物资跟不上，水土不服，孩子发烧没人医，冻疮连鞋都穿不上。

战争末期，男人被编入军队，女人守着孩子苦熬。苏军进来以后，东北各地开拓团根本没有组织撤离计划，很多地方只来得及传一句话：“男人走，女人留”。

她们曾被教育“誓死不辱国体”，但当初系统派她们来殖民，却不准备派船接她们回国。在吉兴村、在长春、在广州，女人成为整场殖民幻灭最早碎裂的一环。

从“国家育种单位”到“逃亡难民”，日本殖民计划破产得悄无声息，却非常彻底。她们的尸体没有归档，她们的身份没有清算，她们的名字从官方文件里彻底消失。今天日本不提她们，不是无知，是刻意避讳。

而这场逃亡，正是殖民野心的“账本翻页”——日本历史自己写不下去的那一页，被她们的冻疮和饿死补上了。

日本投降后，滞留我国东北的10万日本女人去哪了？日本羞于启齿.中华网.2023-02-16

抗战胜利后中国遣返日本侨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11-24

百万日本侨俘葫芦岛大遣返.《文史精华》2007年第5期.2025-03-05

抗日战争研究︱1946广州遣返：日俘重于日侨，未促其反省.澎湃新闻. 2021-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