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闻疑云》（三十一）——抗日烈士邵瑞麟坠机之谜

邵瑞麟，辽宁省新民县西蛇山子人，1913年农历正月初六出生，满族。父亲系晚清时期的地方官，被清廷封为“庄家王府大老爷”。

邵瑞麟1931年9月之前，在新民县和沈阳市读完小学、中学。“九一八”事变时，在沈阳亲眼看到日本侵略者奸淫烧掠、屠杀无辜的暴行。

他由于不甘心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不甘心当亡国奴，便带着21岁的妻子阎萃英一起逃进山海关。

当时，阎萃英在北平亲戚家帮工，18岁的邵瑞麟满怀报仇雪恨的激情，投军从戎，考入中央陆军学校第八期骑辎科学习。

1932年春毕业后，他转到杭州梅东高桥进行空军入伍训练，下半年升到笕桥航校本部参加飞行训练，是中央航空学校第三期轰炸班的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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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2月3日毕业后，因校内的美国顾问团期满回国，校方便在毕业生中挑选20名比较优秀的飞行员，留航校充当飞行教官，来接替飞行训练任务，邵瑞麟、王倬俩人留校当了飞行教官。

1936年5月，中央航校在广州、洛阳两地设立分校，王倬调到广州，邵瑞麟调到洛阳继续担任飞行教官，并兼学生总队的区队长。

第七期飞行员陈学波是邵瑞麟带飞的学员之一，他至今仍记得邵教官带飞时对技术要求颇严，唯恐操纵失误，“千小心，万小心，不能一时不小心”的教诲，半个世纪之后仍铭记在他的脑海之中。

1937年，邵瑞麟随校迁至昆明，曾随空军供应司令王叔铭将军一起组成中国空军代表团赴莫斯科接收苏联援华的30架CБ- 2轰炸机，还受到斯大林的接见。

是年冬，邵瑞麟调轰炸大队赴新疆接收苏联援助的轰炸机，并参加改装新机种的飞行训练。不久，被任命为空军第二大队11中队少校队长。

第二大队进驻四川成都太平寺机场之后，战斗起飞十分频繁，邵瑞麟多次领队出征，在轰炸运城、宜昌的战斗中，因任务完成得很出色，受到上级的表彰和奖励。

他还单机深入敌纵深侦察照相、散发传单，成为传颂一时的孤胆英雄。

邵瑞麟的妻子阎萃英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件事：

一次，一辆小汽车突然开到空勤家属大院阎萃英家门口，从车上下来一个年轻的军官，催她赶快上汽车去机场。

飞行员的妻子最害怕的事就是紧急去机场，凡遇到这种情况，多半是出了严重的飞行事故，凶多吉少。她一听催去机场就慌了神，找了一件外衣还没有来得及穿就往汽车上跑。

那个年轻军官和小车司机，一个抱着还不会走路的邵瑞麟的儿子，一个领着刚会走路的邵瑞麟的女儿，也急忙上了汽车。

赶到机场一看，停机坪侧面的大草坪上摆着一张八仙桌子，桌上铺着蓝色的毛毯，上面摆着一个一抱粗的大酒坛子，旁边站着不少的将校级军官，还有一支军乐队，几个手持鲜花的小姑娘。

这个场面，使得阎萃英捉摸不透出了什么事。

这时，一架飞机落了地，军乐队大奏凯旋曲，将校们满面笑容地走向飞机。飞行员出了座舱，接受了姑娘们的献花和将军们的庆功酒。

看到这里，阎萃英流出了激动的泪水。两个孩子看到下飞机的是自己的爸爸，女儿英子跑上去拉着爸爸的手，儿子英侠伸出双手要爸爸抱。邵瑞麟一手抱着儿子，一手牵着女儿，脸却对着阎萃英说：

“起飞前不能告诉你，请原谅。今天到日本人的老窝去照相、撒传单，真痛快！”

1941年底至1942年初，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艰苦的时期。

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意大利强占了南欧和北非的大片领土；日本于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妄图通过对东南亚国家的占领，采取南北夹攻之势，吞并整个中国，占领亚洲及太平洋地区。

为了达此目的，1941年冬，日军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嘉林机场集结各型飞机450余架。

为了粉碎敌人的战略企图，1942年1月24日，滇缅战区司令部命令中国空军第一、第二轰炸机大队起飞轰炸嘉林机场。

9时许，云南沾益机场的停机坪上，一排排CБ-2型轰炸机，油满箱，弹满舱，做好了一切起飞准备。

邵瑞麟驾驶的苏制SB-2轻型轰炸机

第一大队的飞行人员在副大队长杨仲安的带领下，整齐地到达指定的集结地——停机坪前的柏油滑行道上，等待王叔铭司令做起飞前的最后指示。

但是，第二大队的副领队长机、第30中队队长潘万全因故没有到机场。作战起飞的时刻眼看就要到了，即将出征的机群没有备份的指挥员，怎能升空作战呢？

这时，第11中队队长邵瑞麟少校挺身而出，向王叔铭司令请战，愿意挑此重担，协助姜副大队长领队出征。

王司令十分赞赏邵瑞麟的英雄行为，毅然决定二大队的副指挥由11中队队长邵瑞麟担任。

10时10分，空军第一大队九架CБ- 3型轰炸机，在副大队长、归国华侨杨仲安，领航主任杨槐的率领下按顺序起飞。

紧接着，第二大队九架飞机在副大队长姜献祥、中队长邵瑞麟的率领下，也按顺序起飞了。

掩护机群是美国陈纳德将军领导的志愿航空队八架P -40战斗机。

这个轰炸机和战斗机混合编队，组成一个大机群，像蓝天上的一把宝剑刺向敌人的心脏。

嘉林机场上空布着一层薄薄的白云，飞机在云上飞行，还能透过云层看到地面的明显目标。

进入轰炸航线之后，远距离看不清目标时，他们就用计时轰炸法进行概略瞄准。近距离肉眼能见目标，就用光学瞄准具进行精确修正，取得了极为理想的轰炸效果。

炸弹投下后，何健生将“OБП”精密瞄准具转向180°，用45°角观察自己的弹着点，只见停机坪上一片火海，十几架日本轰炸机被炸毁，燃起熊熊大火。报载：“我空军轰炸大队猛炸敌军事目标，投弹20余吨，敌损失奇重。”

很快，第一大队领航主任杨槐下达返航口令，顺利通过敌人高射炮区。

当第二大队领航主任陈竟筠正在下达转弯口令之际，正碰上敌人的高射炮火力网，邵瑞麟、陈竟筠驾驶的飞机被击中起火，冒出滚滚的黑烟，飞机像喝醉酒似地上下左右不规则地摇摆，操纵已十分困难。

这时，邵瑞麟向姜献祥摆手示意，让他把机群带回基地。姜献祥向邵瑞麟点了点头，含着眼泪执行率领机群返回基地的命令。

邵瑞麟驾驶的轰炸机在白纱帐似的卷云层上冒着长长的黑烟，像一条黑龙在翻滚，黑白分明，十分清晰。突然，机翼向左猛侧，机头冲向大地，一声巨响，飞机凌空爆炸，和他在同一机群比翼齐飞的空中勇士都目睹了这一悲壮的情景。

飞行员吴乃安、领航长何健生驾驶的飞机是僚机中队的长机，他们在驾驶舱中庄重地举手敬礼，向邵瑞麟队长做最后的告别。

但在他们敬礼的右手还没有放下来的时候，日军的高射炮弹也把他们驾驶的1763号飞机击伤了，左发动机停了车，用右发动机单发飞行50分钟飞到马关后，右发动机也停了车，何健生被迫跳伞，被日军俘虏。

而吴乃安和通讯射击员驾驶受伤的飞机强迫着陆在森林沟壑中，机毁人伤……这就是在轰炸敌占嘉林机场战斗中我空军损失两架轰炸机的全部情况。

可是，日军宣传机构却登报说邵瑞麟迫降未死。何健生被日军押送到嘉林机场附近的监狱中，其空军轰炸联队长田贡大佐亲自审讯何健生。

何对田贡说：

“我亲眼看见邵瑞麟的飞机凌空爆炸，壮烈牺牲了。你们为什么说邵瑞麟迫降被俘呢？”

田贡狡猾地说：

“说邵瑞麟迫降未死，是‘大东亚圣战’的需要，知道邵瑞麟死了的只你一个人，报纸公布他活着，看报纸的则是很多很多的人。”

就这样，日本宣传机构的讹传蒙蔽欺骗了许多人，连中国政府也信以为真，曾四次出面与法方交涉，并不惜以巨款设法营救。后得知早已机毁人亡，就是出再多的美金，也赎不回来邵瑞麟宝贵的生命，才结束了营救活动。

1942年1月24日，邵瑞麟为抗日救国流尽最后一滴血，时年29岁。

阎萃英，这个在辽宁省法库县阎千户村长大的贫农女儿，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不幸，她的丈夫邵瑞麟牺牲时，留下四个五岁以下的孩子，最小的蓉子出生才4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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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哭得死去活来，几天饭水不进。和她住在同一个大院中的空军司令王叔铭几次到她家去安慰她，鼓励她坚强地生活下去，并勉励她“教育好子女，继承父志”。

副大队长姜献祥也多次到邵家看望，并把邵瑞麟作战牺牲的详细经过告知阎萃英，在生活上给阎萃英一家五口多方面的照顾。

1948年7月21日，在邵瑞麟牺牲六年半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荣哀状，追赠邵瑞麟为空军中校军衔，以表彰其忠贞为国的功绩。

如今，邵瑞麟的子女都已人到中年。年近八旬的阎萃英，和次子一起住在东北老家沈阳。长子邵英侠是四川教育学院的副教授；次子邵麟子在沈阳市汽车公司工作；长女邵英子在重庆市兼善中学当教师；次女邵蓉子在四川万县粮食职工学校当教员。家庭生活都过得幸福美满。

邵瑞麟的挚友王倬先生，最近接受陈纳德航空队的邀请到美国访问，将邵瑞麟全家的情况向现住美国的和现住台湾省的老同学、老朋友王叔铭、姜献祥、罗英德、王世铎、祝鸿信等高级将领做了介绍。

台湾“国防部”人事部门退休中将李文渊先生，1987年7月来大陆后，在四川省成都市专门会见了邵英侠；邵英侠在成都航空委员会子弟小学的同学刘伟民先生（1948年去台湾）也专程到成都，代表邵瑞麟先生的老同事、老同学看望邵瑞麟的全家，转达他们对抗日烈士家属的关怀。

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邵瑞麟为革命烈士，将其名字刻在南京中山陵抗日空军烈士墓。

大陆和台湾，一片海水隔成海峡两岸，但蔚蓝的天空却紧密地连成一片。炎黄子孙为民族生存而在蓝天上凝结的战斗情谊紧紧地把人们的心联系在一起，愿海内外的炎黄子孙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共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