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悦斋文章：民国时期的太原郊区农村经济

农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中华5000年文明，最主要的是农耕文明。笔者自幼在清徐老家农村长大，数代务农，尽管在学习和工作上，对农村经济和农业发展不专业，但也从小耳濡目染。经查阅1960年太原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编写出版的《巨变中的太原》、1935年《太原指南》、1936年版《山西大观》、2011年《民国太原》、2013年《山西外事记忆》等书籍，现就民国时期太原郊区的农村经济情况做一简述，以飨读者。

太原地理自然概况

据1935年《太原指南》载，太原位处山西省中部，东、西、北三山环抱，南面开阔平坦，汾河由北向南流贯而过。

上图为1935年出版的《太原指南》

太原从1921年设立市行政自治公所，1927年正式设市，至1934年，当时的市界为：东起宜春门（大东门）外的“西人义地”（指埋葬外国人的公共墓地），西至汾河边，南界为大营盘，北至飞机场（现赵庄附近）。东西宽二十余里，南北长三十余里，面积七百余方里。城墙内则南起首义门（现五一广场），北至小北门（现拱极门），长五里十七丈；东起大东门（现省住建厅），西至水西门（现市财政局），宽四里一百五十五丈，平均约二十四方里。城池坚固，俗称铁牛城（民国时称呼）。其东南西北各有两个城门：大东门曰宜春门，小东门为迎晖门；新南门称首义门，大南门曰迎泽门；水西门为振武门，旱西门曰阜城门；大北门称镇远门，小北门为拱极门。城墙四周共有12个城楼，在8个城门及4个城角各设置一个。

太原城墙内共有居民23950户，其中：住户20676户，商户2873户，公共处所401处（包括政治机关73处、军事机关53处、慈善机关9处、其他机关82处，大学校2处、专科学校4处、中学校16处、小学校35处，文化团体17处、社会团体11处、慈善团体15处、职业团体27处、民众团体33处、报馆15处、通讯社9处）。

全市市界范围内的人口有136179人（超过16万人即为市政府，因人口少故称太原市市政公所，日伪统治时期改称公署和市政府），其中：男性98776人，女性37403人。按职业划分，有职业者98250人，无职业者37929人（学生8189人，失学儿童3269人，各项嫌疑及罪犯491人）。有职业人员中，包括外国人108人，其中：男性57人，女性51人。以国籍划分，英国32人，美国11人，德国18人，俄国14人，其他国家33人。

上图为绘画《太原府》

据民国二十四年《太原指南》载：太原人勤俭，性格温和，秉唐虞之遗风，沿揖让之美俗。以唐风见称于世，历数千年而未堕；虽有天下莫强之谚，李唐奋发之迹，究为一时之变熊。而朴素耐劳，忠厚实在，种种美德，不愧二帝三王之遗民。较之各省，第宅虽壮，饮食极简，家资万金，三餐体明。美在淳朴，良在勤苦，铁积寸垒，以维生计，此全省实情。至於一般商人，不义之财不苟取，非分之惠不苟受。中华民国成立以来，晋商执全国之牛耳者在此；二十年来，晋人见重于平津鲁豫……等市、省之财东亦在此。

上图为赵戴文在《太原指南》中的题词

太原属大陆性气候，气候温和，冬季寒冷干燥，春季缺雨，夏季高温，秋季多雨。南部作物主要为冬小麦，北部主要是谷子，晋祠大米历史悠久。蔬菜生产集中在近郊的小井峪、柴村、晋祠、小店、亲贤、新城、向阳等。果品有葡萄、苹果、桃、杏、枣、梨等。总体来看，太原地区的农业条件良好，几千年来，太原人民在此耕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历史上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民国时期太原郊区

农村人口情况

据山西省政府要求，为了强化城市建设管理，阎锡山借鉴日本做法，在阳曲县基础上，于1921年单独设立了“太原市政公所”，主要负责区域内的工业、矿业、交通、文化、街巷。1927年，又根据南京国民政府要求，设立了“太原市市政公所”，成为太原市政府的最早建制。实际上，早在1919年2月，阎锡山即创设了“区”的建制，这在全国是最早的。

本文所言的“民国时期的太原郊区”主要指当时阳曲县和太原县的近郊农村。阳曲县并非现在的“阳曲县”，其主要涵盖现迎泽区、杏花岭区、万柏林区、尖草坪区和小店区的部分区域，而太原县则主要指晋源区和小店区的部分区域。

上图为《民国太原》登载的《阎锡山创设区制度》文

据《中国实业志·山西志》载，1935年，太原郊区农业人口仅7131人，约占当时太原全市总人口的8%。

1943年，日伪政权将阳曲、太原两县的一部分村庄划归太原市后，太原郊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当时共有大小村庄175个，农业人口6万人，耕地25万余亩。

民国前期太原郊区

农村经济概况

辛亥革命后，国内连年军阀混战，但山西境内相对稳定。1916年，阎锡山提出“保境安民”，推行“用民政治”，最突出的是“六政三事”。“六政”即发展水利、种树、养蚕种桑、禁烟、天足(妇女放小足，不再裹脚)、剪发(男人剪辫子)；“三事”即种棉、造林、发展牧畜，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发展。

上图为山西省公署印制的种棉教科书

当时，太原郊区农村和整个旧中国广大农村一样，地主、富农占有30％以上的土地，广大贫雇农占有土地不足2%。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遭受地主剥削的主要形式是地租。地租分为固定地租和活地租。固定地租是不管农田收入多少，都按预定数目，于收秋后把租金或实物交给地主。

上图为孔祥熙在《太原指南》的题词

据《中国实业志·山西志》载，1935年，太原县每亩地租是六斗粮，阳曲县每亩地租旱地为一至二元，水地为三至四元。小井峪一带每亩地租为小米一石，且只准播种一茬。有些地方还要“上打租”，即一亩最高产量三石的土地，佃户在春天耕种时，要先交一石的租金，秋后再交一石的租金。

活地租则是按照农田的产量，实行对半分、四六分，或三七分、二八分，农民大体是把50%-80％的收获交给地主。

除租佃土地外，农民通过当雇工，出卖劳动力的现象较为普遍。雇工分为长工和短工。长工一般是阴历正月十五日上工，劳动一年，又称“年工”。短工则多在农忙季节雇用，以“日工”最多，干一天赚一天，农忙季节一过，便被解雇。

上图为民国二十五年，榆次县公署征收的地丁银串票，所征收的6两6钱5分银子，折合“袁大头”大洋一元七角九分二厘，其中包括女校的经费大洋一分，可知农村学校经费占地丁银的0.56%

据1935年省政府实业部调查，阳曲县男雇工的工资为：日工资1角，月工资3元，年工资36元；女工日工资9分，月工资2.7元，年工资32元。太原县男雇工日工资1角2分，月工资3元，年工资36元；女雇工日工资1角，月工资2.5元，年工资25元（均为“袁大头”计算的银元）。

实际上多数雇工得不到那么多的收入，工资也难以固定，地区间差异较大。据李有亮回忆，抗战前新城村一带的平川杂粮区，长工一般是一年24元，30元以上只有是长工的工头。小井峪一带的蔬菜区工资最高，但长工工资也超不过40元。东西山地区长工最多15元。日工一般是一天一角半至二角，农忙时略微增加一些，山地日工最高为一角。当时一百斤小米的市场价是5元，一个长工一年的收入，养活一个人也很吃力，短工的生活就更无保障了。

为此，许多农民不得不靠借债生活，结果又陷入高利贷。高利贷有两种，一是借粮，二是借钱。地主通常在春种时借出，农户在秋收后归还本利。时间通常是六个月，利息为50%，即借一斗粮还一斗半粮，也有借一斗米还三斗谷的。借钱则一般是三分利，高的达五分。借粮或借钱都须立字据、交抵押，到期不能偿还的，以利作本，抵押作绝。

尽管政府也有限制高利贷的规定，但真正实行的不够彻底和到位，民间通常用“借据”“契约”等相互约定。明确约定年利率不得超过20%。如超过则属于“高利贷”，由“村公所”责令减低，借契须由村公所盖章方可生效。对于不用“官契”而私下定的约定，由于没有“村公所”盖章制约，通常为超过20%的“高利贷”。

上图为民国二十五年徐沟县限制高利贷的借据

1931年后，比较通行“上打利”，即借贷时先把利息扣除，借一斗米只给半斗，到期须还一斗。在高利贷的盘剥下，贫苦农民很难偿清债务。有的向地主借20银元，父、子、孙三代当长工仍还不清。因借高利贷被夺去田地、房屋和农具，导致倾家荡产、沦为赤贫的屡见不鲜。

上图为徐永昌在《太原指南》的题词

除地租、高利贷外，农民负担的苛捐杂税也名目繁多。从田赋看，光绪28年，全国最好的稻田每亩纳税四角，1928年增加到3元，增长7.5倍。军阀混战时期，太原农民的负担更大。每亩水地的田赋为8元，旱地为4元，坡地和山地为2至3元。太原县在1929年2月就预征了1930年的田赋，即使是富裕农民也负担不起。

当时，太原郊区的几十个村庄共修水渠四十八条，每条水渠均由地主恶霸等“乡绅”当“渠长”,每户农民每年在水渠上至少负担四个工、一斗粮，有的还有许多“摊派”。如晋祠村每年阴历四月十八、五月十二、六月十五、七月初二要祭祀“水母娘娘”，仅此一项每亩就得均摊两银元。浇地的水费，一般浇一亩地需缴银元一元，最高时每亩达四元。有时由于浇地还常常发生纠纷，形成地区间的对立，上游欺负下游，大村打压小村，有的甚至因用水而引发了械斗，导致伤人致死事件时有发生。

上图为毛驴拉水车浇地

农民在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地主、富农、恶霸和官吏的压榨。有的强占房产民田，强奸农民妻女；有的私设公堂、拷打农民。小井峪村有个恶霸李金茂，利用闾长的身份鱼肉乡里。有个农民打死他家一只鸡，李金茂硬逼着这个农民全家披麻带孝，给死鸡装棺材、搭灵棚、摆丧宴、吹响乐，像祭奠祖先一样进行送葬。导致农民含冤似海、申诉无门，过着痛苦的日子。

此外，由于“洋粉”“洋米”大量倾销，太原本地的农产品价格连年下跌。据1960年太原市人民委员会编印的《巨变中的太原》统计，从1930年至1934年间，每百斤小麦价格从8.26元，分别降为7.06元、5.73元、4.48元、3.84元；百斤小米则从5.3元，分别降为4.94元、3.86元、3.03元、2.63元，降幅均在一倍以上。

在粮价下降的同时，晋钞也大幅贬值，农民收入锐减。1936年平均亩产粮食约150斤，农民收入微乎其微，经济日趋破产，大批农民被迫卖地，流落到城里或逃荒到外地。土地大量变卖，又造成地价大幅贬值。太原县上等地的地价较1930年贬值30%，中等地贬40%，下等地贬50%。阳曲县三类地均贬值30%左右。就连阎锡山也不得不承认“连年来农村经济破产，自耕农沦为半自耕农，半自耕农沦为佃农、雇农，以致十室九困，十家九穷”。

日伪统治时期的农业情况

1937年11月8日，日寇侵占太原后，太原郊区农村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浩劫，日寇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抢夺财物、掳掠畜力，通过傀儡政权毫无节制地搜刮，连续五次实施“强化治安运动”，屠杀无辜群众。农民怵于淫威，辗转奔逃，流落他乡，致使农田荒芜、房舍成墟。

随着日寇侵略战线的拉长，日军供给更为紧张，日伪政府提出了“以战养战”“长治久安”的策略。1938年初，伪山西省公署采取了恢复沦陷区农业生产的措施。1939年和1940年，山西广大农村发生了水、旱、虫、雹等灾害，涉及46县市、50余万人，灾情严重的太原、晋中地区收获仅达一二成，略轻的晋南也仅收获五六成。各地日伪政权仍按册挨户征粮，一家一户都不能漏交和漏征。

上图为农民在打谷场上劳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的粮棉军需品紧张，日伪政府强化了在太原地区的“征粮”。所谓“征粮”，已成为赤裸裸的抢粮。1942年起，日寇在占领区推行了“现地自活”体制，就是在山西的近10万日军和3万多侨民的生活来源、战略物资供给等，全部依靠向山西沦陷区人民的掠夺来解决。太原作为日伪的“首善之区”，太原人民经受的苦难更深、更重。

1943年春，日军借口汪伪国民政府已于1943年1月9日对英美宣战，要求日战区实行“参战体制”，把华北作为后方基地，进一步加深了对太原人民的搜刮，使得沦陷区人民缺衣少食、颠沛流离、苦苦挣扎。为增加田赋，日寇在太原郊区推行了毒化政策，逼迫农民种植罂栗。仅新城村就种植罂粟二百亩，占全村土地的10％。种植罂粟需要肥沃的土地，以致粮食作物大部被调至贫瘠之地，粮食产量随之减少，吸毒人员则较为增多，约每十五人就有一人吸毒，从而使农村经济更加凋敝。笔者就多次听老人说过解放前吸毒的好多事情。据《民国太原》登载的统计数据，阳曲县1941年有耕畜5498头，1942年降到2740头。粮食亩产量1941年有112斤，1942年则降到47.6斤。

据杨建峰所著，2013年出版的《山西外事记忆》中《一个日本战犯的自供状——记城野宏特赦后重返太原参观访问》文载，曾任伪山西省公署顾问辅佐官，解放后被判刑的日本罪犯城野宏，1964年被特赦后来到太原参观，向负责接待的省外事办领导说：“我还利用伪保安队和伪警察队掠夺中国人民大量的财物。仅在1944和1945两年中，在山西掠夺的粮食即达15万吨。如1944年秋的忻县扫荡，不仅是粮食，而且还以收买物资为名，甚至连棉花、麻、古铜、铁都加以掠夺了，并且在其它各县也都是这样。还派遣直属大队协助掠夺了宁武的煤炭和定襄的铁矿，掠夺了无数牲畜，破坏了生产。从而使无辜人民陷入饥寒交迫，以草根树皮充饥的悲惨境地。仅1943年在高平县一个地方，就有190余人被饿死，有些竟陷于吃人肉的悲惨境地”。

民国后期的农业经济情况

1945年8月底抗战胜利，阎锡山从晋西返并，重新掌握了山西政权。他一面派兵进攻解放区，一面推行“兵农合一”和“三自传训”，致使太原人民纷纷外逃，大片土地荒芜。

“兵农合一”的主要内容是：“编组”“分地”和“均粮”。所谓“编组”，就是在农村统一登记役龄壮丁，每六人编成一个“兵农互助小组”，其中一人当“常备兵”入营打仗，其余五人为“国民兵”在“份地”上种地。两个“国民兵”负责耕种“常备兵”的份地，并负担“常备兵”本人及其家属的生活。所谓“份地”，就是把耕地按产量和壮丁数划分为若干份，每份地的范围不等，少的6至8亩，多的40至60亩。所谓“均粮”就是把土地按产量标准分成七等二十一级，不同等级的土地规定不同的征粮数。

实行“兵农合一”后，太原农民的负担更为加重，各种摊派和杂税均落到农民的身上。农民领到“份地”后不准离开村，如“常备兵”逃跑，就由同组的“国民兵”顶替。即使农民转业，也逃不出“兵农合一”的牢笼，因为除“兵农”小组外，还有“兵工”“兵矿”“兵商”“兵学”，以至“兵运”小组等。

上图为山西农事测候所

“兵农合一”首先在太原郊区和晋中各县推行，第一年太原郊区约出“常备兵”七千名。每“份地”的经济负担，包括地租、优待粮、正额负担、调解粮、学校粮、救济粮、军购粮、马料、份数粮、富商粮、耕地粮等，合在一起少者十石以上，多者二十石，一般在十六石左右。以当时最好的土地看，一“份地”产量约二十五石，约80％被掠夺。对无力耕种、收获较低的也照样负担。至于占郊区农户30％以上、不在役龄的农民，则因“兵农合一”而全部失去了土地，被迫充当国民兵的“助耕人”，全年劳动下来也难得一饱，而且还要承担各种苛捐杂税。故就像一条逼命、要粮、征兵的铁锁链，把农民变成了农奴，农民为了活命，不得不背井离乡，导致有家难归。

为加强特务统治，太原的所有村庄都建立了由村长、同志会特派员和总队长组成的“三人小组”，以及“兵农基干”特务网，实行“自清、自卫、自治”“三自传训”，对可疑的农民施以烫火柱、钉竹签、坐板凳、顶砖头、乱棍打等惨绝人寰的刑法。1948年被打死、饿死的太原农民约六千余人，占总人口的10%。据市委统战部原副部长张四本1989年撰文回忆，清源县在“三自传训”中被打死者三百多人，东罗村为被杀最多的8个村庄之一，较日寇统治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东罗村时春梅即受过“三自传训”的毒打。

在残暴统治下，太原郊区的农村完全陷于饥饿和死亡的绝境，荒芜耕地达30％，粮食产量下降40%，劳力不及抗战前的60%，耕畜仅为抗战前的26%。绝大多数农民靠糠皮、豆渣、苜蓿、树叶、野菜充饥。

据建国初西温庄村统计，90％以上的农户，每年至少要吃八个月的糠菜，有的甚至连野菜、树叶都被刨光。很多农民被逼鬻儿卖妻。当时晋祠镇南大寺村26户人家，有卖妻子的5户，卖儿女的9户，28人被饿死。

据1948年《山西省粮荒实录》载，1947年1月至8月，太原、晋中各县未降透雨，导致春夏亢旱、耕种失时，入秋后又阴雨连绵，霜冻成灾，造成收成不足其他年份的十分之三四。1948年春，太原粮价暴涨，小米每市石初二日为330万元，十日即涨至400万元，十六日涨为500万元，二十日涨为670万元。小麦每市石初二日为360万元，十日涨为450万元，十六日涨为540万元，二十日涨为700万元，二十四日涨为880万元，且仍持续上涨。当年春，太原晋中各县360万人口中，至少有十分之四五缺三个月的粮食180万石。

为了帮助广大民众解决粮荒，1948年3月24日，市民黎光通过《太原晚报》，提出了《同心协力共渡粮荒》的四点建议：一是建议市民们从心理上先赶快镇定下来，只要当下还有粮吃，就不要盲目的追求粮价而竞购；二是对自由市场及黑市售粮，政府应严格管制，如限制购粮的数量，确实无粮吃的人方准予售卖；三是对无粮吃的贫穷户，应先由各合作社在存粮内优先配售，其他暂且尚不需要的，则迟些配售；四是对于治本的办法，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只有扩大向省外购运食粮，要求中央救济。希望本省市各机关商号，动员人力、资金，努力向外购运粮食。只要大家同心协力，方能克服粮荒危机。

当然，民众的想法是好的，但阎锡山政权不能顺应大势，尤其是1948年10月初至1949年4月，古城太原被围期间，太原城内只能通过国民政府的“空投”救援，得到少量的粮食，城内人民被迫定量“供给”，人民生活非常艰难，最终在1949年4月24日解放，太原人民才迎来了新生。

笔者注：本文主要参考了1935年《太原指南》；1936年《山西大观》；1960年6月太原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编印的《巨变中的太原》；2011年贾立进主编的《民国太原》；2013年《山西外事记忆》及《东罗村轶事》等相关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