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海公园寻找答案

▌方 彪（北京）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每逢寒暑假，我和两个姐姐都要到姥姥家住上一个星期。姥姥家在北大东斋，因为临近北海东门，到了姥姥家后就可以天天到北海去玩。当时一进东门就是儿童运动场，有滑梯、压板、秋千……那里是我和二姐的乐园。

大姐当时是读五六年级的“高小生”，姥姥特别喜欢她，给她织过两套“冰服”，一套红一套白。外公带我们到北海滑冰时，大姐在冰场上特别“招眼”，可以说是“亮点”。

外公白雄远曾任北大体育部主任。北方人称外公为“姥爷”，“姥爷”和“老爷”同音，外公觉得不顺耳，我们就叫他“外公”。姥姥也觉得“外婆”不顺耳，觉得还是叫“姥姥”亲切。所以我们“汇南北”，管姥爷叫“外公”，管外婆叫“姥姥”。

那时，北海要是有冰上活动，全家出动如同“过大年”。大姐“展翅”如新莺出谷、乳燕归巢，常常获得一片掌声。我和二姐跟着她在冰面上乱跑、乱窜，乐极了。活动结束后照例到北岸的仿膳吃午饭，肉末烧饼一端上来，我一口气能吃三套，真是美极了。

1953年南下干部实行工资制，父亲接全家到广西。车过黄河大桥时，我自言自语：“这车要是向北开多好”。父亲很惊讶：“你要是想回北京，到了汉口后我给你爷爷打个电报，到前门车站接你。”我没点头也没摇头。

到了广西后，我水土不服，两个姐姐却很快就融入新的环境之中。《祖国的花朵》上映后，我就闹着要回北京，上北海划船。我把父亲闹烦了，他就给爷爷发了封信。见信后奶奶大喜，让爷爷回了封电报：“速办”。父亲就把我托给了列车长，“捎”回了北京。

我就读的大石桥小学靠近北海北门，小队日、中队日大多在北海举行。凡是“过队日”，即可免费入园。小队日大多自行活动，中队日由辅导员带队。入园后还要举行仪式：出旗、敬礼、敲队鼓、吹队号、唱队歌。然后在少年科技馆（阐福寺）、少年水电站（今邮局）等地展开活动。

最让我们开心的是乘红领巾号喷水船。登上喷水船，有登上快艇的感觉，这也是许多少先队员海军梦开始的地方。我们在荡起双桨的过程中，往往举行“对抗赛”。胜者举桨高呼，负者期待再战。

1958年暑假，班主任郭玉鹏老师带着我们晚饭后游北海。我写下一首古体诗，郭老师还当场给我改了几个字。上中学后，北海依然令人陶醉。

1964年春节，北海恢复了灯会活动，我和同学们在周末相邀观灯。虽然没遭“雪打灯”，却遇“云遮月”，我们游兴不减。

1964年8月末的一个晚上，我们又到北海荡桨。月光朦胧中，“同桌的你”低吟了一曲《渔光曲》。我心意相合，但没有发出声来。

中学毕业后，对我们来说，也是学生时代结束了。新的一切开始了。

面对着“新的一切”，我感到茫然，总在问“为什么”？我在《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以及《中国宗教史》等书籍中寻找答案。

1965年的一天，我向李仲宏老人请教。李老是祖父的挚友。他是保定军校二期的高材生，毕业后一帆风顺，民国时是军界的一位骄子。可是他急流勇退，顿悟后弃军职，成为虔诚的居士，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

同住东四时，李老住我家后院。我小时候没少和他“捣乱”，但他从不生气，总是满脸慈祥，笑着抚摸我的头。我捅了“娄子”，他总能帮我“摆平”，让我免受责罚。

和李爷爷见面后，他和我谈巴甫洛夫学说、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送我出门时，他言道：“世事练达亦学问”。出门后，我登上了琼华岛顶端的揽翠轩，倚栏伫立良久。

后来，北海一度不对外开放。直到1978年，北海公园里的小船儿再度推开了波浪，此时，中国这艘龙舟开始纵横五大洋。我也奋起直追，忙起了事业。

时下，我年逾八旬，依然喜欢走在北海的林荫道上。这条鸟语花香的林荫道，在百年的沧桑里，不知道走过了多少怀揣着梦想的人，不论是梦开始的人、续梦的人、追梦的人还是忆梦的人，只要有梦，就是幸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