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墨山：营盘墓地丝路奢华背后的希腊波斯汉风三重奏

#记录我的2025#新疆的地形特征可概括为 “三山夹两盆”，即山脉与盆地相间排列，自北向南依次为阿尔泰山、准噶尔盆地、天山山脉、塔里木盆地、昆仑山。而位于中部的天山内部及边缘又分布着多个山间盆地，如西段的伊犁盆地；中段南麓的焉耆盆地；东段的吐鲁番盆地。其中位于塔里木盆地东北侧的焉耆盆地是地形较为复杂的区域，这个盆地由西侧的霍拉山、北部的萨阿尔明山、东部的克孜勒山和南部的库鲁克塔格山所围成。

新疆地形图以及焉耆盆地位置

库鲁克塔格山呈西北-东南走向，绵延数百里，像巨人的手臂与阿尔金山、昆仑山将塔克拉玛干沙漠闭锁在塔里木盆地内。库鲁克塔格山南面有条河流叫孔雀河（古称 “敦轰之水”），它从南疆重镇库尔勒市穿过，一路东流，最后消失在神秘的罗布泊中。汉代在孔雀河上游的今库尔勒市一带有渠犁、尉犁等城邦小国，下游罗布泊西岸则是著名的楼兰国；库鲁克塔格山北部的水系汇聚于博斯腾湖，湖畔西部有古老的焉耆国，北部有危须小国。焉耆和龟兹、楼兰一样，都属于地区性大国，因此这个盆地被命名为焉耆盆地。

库鲁克塔格山虽然在维语、蒙古语中都是“干旱之山”的意思，但罗布泊水量充沛时期，山区降雨量较多，是水草丰美宜耕宜牧的地区，这里也有一个游牧部族建立的小国——墨山国。墨山国核心区域位于今新疆库尔勒市以东的库鲁克塔格山南麓、孔雀河北岸一带，包括今尉犁县兴地山谷、托克逊县与和硕县交界处。《汉书·西域传》称其为“山国”，人口较少“户四百五十，口五千，胜兵千人”，居民以游牧、狩猎、挖铁矿石为生，依赖邻国耕地与粮食贸易，“山出铁，民山居，寄田籴谷于焉耆、危须”。

墨山国在西域三十六国中的大体位置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依靠邻国提供粮食的小国却有着极为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墨山国东北通吐鲁番盆地及其北部的车师国，进而到达蒙古草原；东南与楼兰接壤，可经阳关进入中原；西部可进入焉耆盆地，经龟兹前往更遥远的西域国家。因此墨山国是汉晋时期丝绸之路中道的交通枢纽。

但是由于人口稀少，国力较弱，因此墨山常受焉耆、匈奴等势力左右。据《汉书》《后汉书》记载，墨山国与焉耆、尉犁、危须等国在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前119年）时，就派使者与西汉建立外交关系。公元前101年汉武帝设立屯田校尉（西域都护前身），驻地就在焉耆与龟兹之间的轮台（今轮台县卓尔库特古城遗址）。匈奴也不甘示弱，右部日逐王先贤掸在车师国设置童仆校尉，控制丝路天山道上的贸易。龟兹、焉耆、墨山等国离车师较近，因此在汉匈之间摇摆不定。公元前68年匈奴陷入内乱，被排挤出权力中心的先贤掸愤而向汉使郑吉投降，匈奴势力退出西域。

同年汉昭帝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郑吉出任首位都护，统筹西域事务。公元前48年，汉朝又在车师国境内设立了戊己校尉，防范北方游牧部族的侵袭。至此，包括墨山、龟兹、焉耆、疏勒、车师等西域三十六国纳入西汉王朝的统治之下。

首任西域都护郑吉雕像

东汉初年，匈奴趁中原战乱之际，持续南侵西域，焉耆、龟兹、墨山等国又倒向匈奴。公元75年，东汉明帝去世，朝廷暂时无暇西顾，北匈奴趁机联合焉耆、龟兹、车师等国发动叛乱，攻杀西域都护陈睦和戊己校尉耿恭。虽然墨山未直接参与叛乱，但其控制的山道为叛军运输物资和兵源提供了便利。

刚刚到达疏勒的班超坚守盘橐城（今喀什附近）18年，联合疏勒、于阗等少数支持汉朝的国家，运用高超的军事与外交智慧，先后击退了龟兹、姑墨、莎车等国的围攻，于公元91年发起反击，击败了北匈奴控制下的龟兹、姑墨等国，汉朝复设西域都护。公元94年，班超率诸国联军七万余人讨伐焉耆，诛杀亲匈奴的焉耆王广、尉犁王泛等人，“更立焉耆左侯元孟为王”，彻底平定了叛乱。墨山国作为焉耆附属地，被纳入汉朝的直接统治之下。

西域都护府驻地轮台卓尔库特古城遗址

公元123年，班勇在楼兰（公元前77后改名鄯善）柳中城设立西域长史府时，吐鲁番盆地的戊己校尉府也得到恢复。长史府负责保障塔里木盆地至伊犁河谷的丝路贸易畅通，戊己校尉府负责抵御北方匈奴、鲜卑等游牧部族的侵袭。楼兰与吐鲁番盆地之间的墨山成为沟通两地的战略要地。据郦道元《水经注・河水》卷二记载，墨山国在孔雀河北岸有两个重要的城镇，“（王）治墨山城，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它是墨山国都城，十九世纪末发现的营盘遗址可能就是墨山城故址。

另一座城池“注宾城”离罗布泊西岸的楼兰故城较近，其名称来源于“注宾河”（孔雀河支流）。它是汉晋时期西域长史府设在墨山国东部的屯田戍边军城。2008年，中国科学院科考队在罗布泊小河墓地西北6.3公里处发现的“汉晋四号遗址”可能就是“注宾城”。

营盘遗址与其他遗址的大体位置

营盘遗址位于新疆尉犁县东南约180公里处，地处孔雀河故道北岸，库鲁克塔格山南麓，由古城、墓葬群、佛寺及烽燧等遗迹构成，总面积约十多平方公里。是罗布泊地区规模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新疆汉晋遗址群，被誉为“第二个楼兰”。核心区有一座圆形的古城，周长约900米，夯土夹杂红柳枝的城墙残高5.6米。城周分布着数座佛寺、11座烽燧以及大量的农田、沟渠等遗迹。古城东北1.5公里处，有面积约37.5万平方米的墓地，里面发现了300多座墓葬，年代从西汉初期延续到东晋晚期（约公元前206年-公元420年）。

和中国西部大多数的古遗址一样，营盘遗址也在早期遭到殖民者的疯狂盗掘与破坏。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科兹洛夫、瑞典的斯文·赫定、英国的斯坦因等人先后以调查为幌子，来到该遗址盗掘走了大量铜镜、玻璃杯、丝绸等文物。熟读中国典籍的斯坦因武断地推测，这里就是《水经注》描述的"注宾城"，并且将遗址与汉军的驻地联系起来，命名为“营盘遗址”。

新疆尉犁营盘遗址

1928年至1930年，我国考古学家黄文弼曾经带领西北科学考察团深入塔里木盆地对上百处遗址进行详细考察。他认为营盘遗址与《水经注》描述的“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的墨山城位置相符，应该是墨山国的都城遗址。当时正值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在西北地区频繁盗掘古遗址的时期，软弱无能的北洋政府仅仅只是发布了 “限制古物出口” 总统令，但缺乏具体执行机制，实际效果甚微。面对被破坏的千疮百孔的遗址，黄文弼痛心疾首，但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能力组织一次像样的大规模考古发掘。

到1989年新疆文物普查队调查时，遗址中地面上的文物已经被劫掠一空，许多人认为营盘遗址已无考古价值。但这次的调查在清理9座被盗掘的墓葬时，仍然出土了65件文物，首次确认营盘墓地仍然具有考古价值。1995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组建考古队对营盘墓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系统性抢救发掘，此次发掘最大的成果是发现震惊学界的15号墓。

尉犁营盘墓地

该墓葬为竖穴土坑墓，长2.9米、宽1.46米，深1.8米。里面有一具保存完好的豪华彩绘四足箱式木棺。木棺底部有一土台，上面铺垫胡杨木树枝和芦苇编织的防潮层；木棺上蒙盖彩色狮纹毛毯，狮子呈站立侧望姿态，鬃毛卷曲浓密，肌肉线条夸张，口露利齿，两眼圆睁，似乎要择人而噬。狮子颈系飘带，四足踏于花瓣纹上，周围点缀着石榴花叶纹。狮纹来源于波斯文化，代表王权与守护。其颈系飘带、脚踏花瓣的造型与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石刻较为相似，反映出波斯文化对西域的影响。

木棺盖部和侧板以红、黑、黄为主色，绘有连续的菱形格。棺盖菱形格内绘制卷草纹、葡萄藤蔓、变形云等装饰图案；侧板菱形格内填充团花、宝瓶、有翼天马、鹰首狮身的格里芬等寓意吉祥的图案；木棺头部和足部的挡板上各绘制一大圆圈，里面用绘制石榴花。

M15出土的狮纹毛毡

这具木棺是融合多种文化元素和葬俗理念的产物。首先棺体采用榫卯结构拼接而成，为箱式棺木，与西域传统的无底船形棺木明显不同，这是来自中原汉地传统的葬具；棺木上密集的菱形格纹样与汉代漆棺（如马王堆汉墓）的云气几何纹二方连续纹样布局一致，象征天地沟通的宇宙观。

其次木棺纹饰虽然秉承了中原地区的祥瑞图案风格，但纹饰融入大量波斯、希腊、犍陀罗文化元素。比如石榴原产于波斯东部的阿富汗一带，其多籽生物学特征与波斯文化中的丰饶、多子象征意义紧密结合，成为其宗教仪式和艺术品常用的装饰图案；葡萄藤蔓则是亚历山大东征军带来的希腊艺术元素。将石榴纹与葡萄藤蔓以对称卷曲形态呈现，则反映了犍陀罗佛教艺术中“莲花座+菩提树”的圣树崇拜理念。

M15彩棺侧板上的石榴花等图案纹饰

此外木棺侧面的神兽格里芬（鹰首狮身）最早起源于西亚两河流域，在亚述帝国时期（公元前935年—公元前612年）传播至北方草原，成为亚欧草原上斯基泰文化中的守护神兽。斯基泰人在中国史书中被称为“塞种人”，而塔里木盆地的诸多国家起源，都是在大月氏人西迁，塞种人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南迁与当地更古老的氐羌族群和原始印欧人共同建立的。因此格里芬是本土文化的代表。而团花、宝瓶等图案，则是佛教文化中的常见元素。

M15彩棺盖部的菱形格内的石榴花

这件葬具集中了汉地工艺结构、犍陀罗艺术绘画写实技法、欧亚草原神兽符号等多种元素，证明公元2—3世纪塔里木盆地已存在深度融合的“混成文化”。

需要指出的是多元文化融合的彩绘棺木并非营盘墓地所特有，在营盘墓地的其他墓葬以及楼兰LE古城墓地、尉犁咸水泉墓地、和田布扎克墓地都出土过类似的四足箱式彩绘棺，只不过纹饰图案会随族群的不同，而出现较大差异。比如尉犁咸水泉8号墓地出土的彩棺盖部菱形格内会绘制斗马、斗骆驼的场景，反映了游牧文化中的娱乐活动；和田布扎克墓地的部分彩棺侧面则绘制中原地区的龙、虎，以及代表太阳的双头乌和代表月亮的蟾蜍等图案，是中原移民对故乡的久远记忆。

尉犁咸水泉8号墓地出土的彩棺斗骆驼场景

营盘墓地M15大墓出土的彩棺上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希腊、波斯文化元素，可能与墓主人身份有关。由于干燥的气候，导致尸身千年不腐，形成干尸。墓主人为身高约1.9米的25岁青年男性，推测为墨山国贵族或居住在墨山城的粟特富商。其服饰融合了更多的中原、西域及中亚元素。

墓主脸上戴着一块白色麻质贴金面具，以墨线在细麻布上勾勒出眉眼、嘴唇与胡须，前额贴金箔条，保持面具的平展。头部系一带状的头饰，将面具与软冠固定在一起。头枕织锦鸡鸣枕，身盖淡黄色绢质衾被，上身穿红地黄花“人兽树纹罽（jì）袍”。下身穿绛色菱格花卉纹丝绣长裤，采用加捻蚕丝织造，可能为新疆本地生产。足部穿绢面贴金毡袜，袜底贴金箔，体现奢华生活。左臂系扎长方形蓝色刺绣护膊，腰带上悬挂汉式香囊与帛鱼，兼具实用与装饰功能。

这些服饰中“人兽树纹罽袍”堪称国宝，它制作工艺复杂，纹饰图案集中了中原、波斯以及希腊、西域本土等多种文化元素，是古代东西方技术、艺术与信仰交流的实物载体，其精湛工艺与多元风格至今仍令人惊叹。

M15墓主人

所谓“罽”是一种羊毛纺织的厚重毛料，而这件“人兽树纹罽袍”面料是用双层两面纹饰的“罽”。其经线密度为14×2根/厘米（双面合股紧捻），纬线密度44×2根/厘米（弱捻双股），密度相当于现代精纺羊毛面料的两倍，纹饰图案处采用表里异色换层织法——正面呈红地黄纹，背面为黄地红纹。其工艺类似蜀锦的“彩条添花”技术，能使面料质地厚重且挺括。

罽袍长110厘米，是汉地传统的交领右衽袍，胯部两侧加梯形宽边并开衩，便于活动。左襟接缝处用黄蓝紫等色的卷藤花树纹罽料装饰，袖口处用红黄相间的彩条纹罽料装饰。

罽袍主题部分面料纹饰以石榴树为轴，对称分布四组裸体男性与两组动物（牛、羊）在石榴树下活动场景。人物卷发高鼻，肌肉隆起，手持矛、盾、剑等兵器，呈格斗或防御姿势，具有希腊化艺术中 “战士” 形象特征。动物纹样的牛和羊成对出现在石榴树下，硕果累累的石榴树则象征西域绿洲文明的丰饶。

人兽树纹罽袍上的图案

人物动态符合解剖学人体构造原理，其写实性源自希腊罗马艺术对事物的细致观察，而对称与程式化的植物纹样布局则是波斯装饰文化的传统。人物胳膊上飘带随风轻柔舞动，类似龟兹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于阗画派“曹衣出水”风格，反映了西域对中亚艺术本土化的改造。

虽然“人兽树纹罽袍”纹饰元素大多来自中亚、西亚，但纺织技术和染色技术却来自西域和中原。罽袍双层两面纹毛织工艺需复杂的提花织机才能纺织，虽然没有证据证明这些面料产自中原地区，但其纺织技术大概率来自中原内地。2012考古工作者在成都老官山汉墓中发现了4台蜀锦提花机的模型。而蜀锦中的“彩条起花、彩条添花”等种类就是双层结构的丝织品。老官山汉墓是西汉中期墓葬，营盘墓地M15的年代在东汉晚期，两者相距一百五十多年，双层面料的纺织技术足以从四川盆地传播到罗布泊地区。

成都老官山汉墓复原的蜀锦提花机

“人兽树纹罽袍”主色调为红黄，袖口等局部以蓝紫为主。红色使用茜草+明矾染制；黄色采用当地的胡杨木汁液染色；蓝色则是中原地区普遍采用的靛青染制。以上染料的原材料都能在自然界中找到，唯有紫色是中国人在战国时期首先人工合成的化学染料，因此被称为“中国紫”。它是特有的一种人造硅酸铜钡染料，在秦始皇陵兵马俑中广泛使用，西方直到1856年，才由英国化学家威廉-亨利-珀金（William Henry Perkin）合成类似的紫色染料。因此，如果说其他颜色的染料技术可能是由别的地方传入或当地工匠摸索得出，那么紫色染制技术一定来自中原王朝。

因此，这件“人兽树纹罽袍”不仅是墓主身份的象征，更是古代东西方技术、艺术与信仰交流的实物载体，其精湛工艺与多元风格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实物明证。

拼缝在衣襟处的卷藤花树纹紫色毛锦

墨山国作为人口仅五千的丝路枢纽，其“寄田籴谷于焉耆”的粮食依赖模式，迫使它必须开放贸易通道换取生存资源。这种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和生存环境的脆弱性使其成为丝绸之路上以海纳百川胸怀吸收东西方文明精华的典范，形成独特的贸易中介文化。相较于自给型大国龟兹、焉耆（以佛教艺术为主），墨山文物更突出实用主义的融合。

来自中原的漆盒

除了墓主人的服饰，M15墓还出土了来自萨珊波斯的玻璃杯，中原汉代的铜镜，魏晋时期的漆器、釉陶碗，以及当地制造的胡杨木餐具（盘、罐）、漆奁盒、贴金粉盒等物品。此外在营盘墓地的其他墓葬出土的重要文物也处处显示文化融合的印记，如：当地生产的汉式间色毛裙、绞编丝履，以及用来自西亚和东南亚沿海地区的原材料制作的人面玻璃珠耳坠、珍珠项链等物品。正是基于这些重大的发现，此次新疆尉犁营盘墓地的考古发现被评选为“1997年度中国考古十大新发现”。

镶绿色玻璃珠的金耳饰

这次的考古发掘证实营盘遗址为汉晋时期楼兰西出西域的"十字路口"，遗址可能是历史文献记载的西域山国（墨山国）都城——墨山城。它的发现填补了汉晋丝路"中道"研究的空白，揭示了塔里木盆地东部存在的高度发达的贸易网络。该遗址出土的代表性文物，如狮纹毯、人兽树纹罽袍现藏于新疆博物馆，并列入禁止出境展览名录。

墨山国的命运也和楼兰一样，公元4世纪以后受气候变化和自然冲淤影响，塔里木河下游发生大改道。原来沿天山南麓东行北河道断流，河水改道南移，经铁干里克、阿拉干附近，与且末河汇合后向东流入罗布泊。此次改道使博斯腾湖的水量锐减，而依靠博斯腾湖溢出水为源头的孔雀河彻底干涸，使墨山城不再适宜人类生存，最终被废弃。至唐初这里已成为“并沙碛之地，绝水草难行”（引用自隋裴矩的《西域图记》）的荒漠。而水源的枯竭也使库鲁克塔格山的降水量越来越少，最终成为名副其实“干旱之山”，只留下墨山城的废墟在风沙中呜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