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门绝学研究笔谈(5)｜华涛：中古阿拉伯—波斯文献与丝绸之路研究

编者按：冷门绝学通常指那些研究难度大、关注度低但极具文化价值的学科方向或学科。西域是东西方文化荟萃之地，其历史文化研究的多个领域与之密切相关，如对出土简牍文书、古代西域多民族语言文字、文献、宗教、艺术、古代丝绸之路考古遗存研究等。这些学科或学科方向的研究，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对于深刻领会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全面认识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以下这组笔谈，从出土简牍、吐鲁番学、回鹘文文献、吐蕃文文献、古阿拉伯—波斯文文献、古叙利亚文献等方面，反映了西域研究在冷门绝学中的独特价值，也期待学界关注并支持相关研究。

华涛

近年来国家非常重视“冷门绝学”。国家社科基金管理部门在2020年申报公告中对“冷门绝学”的概括性定义是：冷门学科主要是指一些学术关注度低、成果产出难、研究群体小的传统人文学科领域和研究方向；绝学是冷门学科中文化价值独特、学术门槛很高、研究难度极大、研究群体很小甚至后继无人的濒危学科。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古文字学、濒危语言（方言）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与历史研究（藏学、蒙古学、西夏学等）、特色地域文化研究、传统文献和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等等，均属于冷门绝学的范围。申报公告还特别指出，重点支持对国家发展、文明传承、文化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或填补空白，但目前投入不足、人才匮乏、研究断档、急需抢救的冷门绝学，并对边疆史、边海防史等学科领域予以倾斜，侧重人文基础研究，鼓励学者根据学术兴趣和学术积累运用新理论新方法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研究。虽然根据公告的说明，丝绸之路研究作为一个整体不会被列入“冷门绝学”的范畴，但与丝绸之路相关的中古阿拉伯文、波斯文文献，确是一个中国甚至世界各国都需要给与大力扶持的“冷门绝学”的研究。下面举几个例子。

中古阿拉伯文、波斯文文献与丝绸之路历史的关系极为密切，不仅有对道路交通的详细记录，也见证了科技和文化的双向传播，涉及多种学科，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14世纪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学者乌马里（Ibn Fadl Allah al-Umari，1301～1349年）在其《眼历诸国行记》中谈论到“弯路”和“直路”。他说，现实中绝大多数道路呈现弯曲形态，这源于自然障碍与人类活动的双重限制：包括地理障碍，如山脉、深谷、荒漠与水源匮乏迫使路线迂回，如埃及尼罗河洪泛期需绕道桥梁，导致实际路程远超直线距离。安全与资源需求，如商队为规避劫掠或获取补给，选择串联城镇的折线路径。例如，大马士革至麦加的朝觐路线因需途经扎营点和物资补给站，行程比直线距离多出15日。还有技术限制，如航海受制于码头分布与海况，如红海夜航停泊规避风险，印度洋航线因风浪更趋迂回。他还通过伊本·赛义德的记载，对比了“习惯路线”与“理论直路”的差异：从埃及经安巴尔至巴格达的传统商路耗时3个月，而直路仅需半月，但后者因穿越无人区而缺乏可行性。

在介绍了“弯路”之后，乌马里花了更大的篇幅介绍“直路”。他说：“请注意，连接两个城镇的直路是一个大圆的一段弧线，这个大圆环绕地球球面并把地球等分为二。前面已经说明过大地是球形的，这在几何学上是确定无疑的理论。地球上的弧线与天球的弧线都是一个大圆中的一段，大地的凸出球面对应天球的凹面。地球球面上构拟出的‘大圆’（复数）对应天球球面上构拟出的‘大圆’（复数），它们都分为360度，地球上的每一度与天球上的每一度相对应。如果人们在地球平地上沿子午圈向北极[1]移动，不论是朝北还是往南，人们行走的每一度，就是大圆上的一度。假如你想知道你距离任何城镇的直路距离，那都是一个估算的而不是精确的数字，因为学者们对长宽尺度的定义有不同的意见。……在古人的眼里，地球‘大圆’的每1度对应的地面弧段为66.66里，而后人认为，1度是56.66里。子午圈地面弧段里数的这一差别，或者是因为测量海拔的器具有差别，或是因为测量的地面有障碍，或者两个原因都有，或有更多的原因等等。所以很难把话说死，只能估算。我们用后人的意见，1度为56.66里。”

虽然这段中古阿拉伯文并不深奥，但是不易理解。笔者请教了不少朋友，最后是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朋友介绍说这里是天文—地理概念。再后来又请教了从事天文—地理测量的学者，并且阅读了近年来新出的关于古希腊托勒密的著作，才了解到这里实际上是以托勒密地球模型为基础，提出“直路即地球大圆弧线”的理论。[2]这一案例说明，虽然阿拉伯文甚至中古阿拉伯文，也不能算是非常艰难的学问，但是一些中古阿拉伯文的文献，涉及到多种学科，处于多种学科的边缘，大概就是所谓的“冷门绝学”了。

对《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以下简称《混一图》）的研究，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Volume 3，1959)首先注意到世界地图上绘出非洲的倒三角形状，是15世纪初绘制于朝鲜的《混一图》，根据图上的文字，绘制者的知识来自于元朝，元朝与西域关系密切，大量阿拉伯—波斯知识传到中国，所以《混一图》上关于非洲的知识当来自西域。不过虽然李约瑟指出了《混一图》的知识来源，却并未找到阿拉伯—波斯地图原型，实际上我们至今也没有发现此类案例。《混一图》还表现出其他非洲知识。例如日本高桥正发现《混一图》上的非洲尼罗河从埃及向南方延伸，其手爪状源头和附近所谓的“月亮山”与阿拉伯地图很相似，而且地名写作“这不鲁哈麻”，即阿拉伯词“Jabal/山”和“al-Qamar/月亮”的音写。[3]这个音写还见于比朝鲜《混一图》更早的《大明混一图》。在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绘制的《大明混一图》上，尼罗河爪状河源图形旁标注了“je bu lu ha ma”（图上的地名原文是汉文，清代用满文译出写于纸条贴在地图上。这里根据澳门大学展出的和上海中国海洋博物馆陈列的《大明混一图》转写）。而这个月亮山和尼罗河手爪状源头，学者早在花剌子迷的手抄本卷宗《大地之图》（Ṣūrat al-Araḍ）中就发现了一幅专门图，[4]其作者花剌子迷（全名：穆罕默德·本·穆萨·花剌子密/Muḥammad ibn Mūsā al-Khwārizmī，约780～850年）是中世纪著名学者，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多个领域都有卓越贡献。《大地之图》列出了约2500个地理坐标，包括河流、山川、城镇等等。花剌子迷称这部著作“是由阿布·贾法尔·穆罕默德·本·穆萨·花剌子密从托勒密所著的《地理学》一书中提取的有关城市、群山、海洋、岛屿和河流的大地之图”。[5]现代学者在研究托勒密时，都会将《地理学》与该书进行比较，可见对托勒密的研究，离不开对后来继承了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中东伊斯兰文明及其文献的研究。

丝绸之路研究关注近代以前人类各地区各文明相互交往的历史，下限一般可以断在郑和航海结束和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开始，而对丝绸之路的上限，虽然也会谈到亚历山大东征时期的东西交流，以及当时或之后出现的希腊词汇“赛里斯”，但一般都会从张骞出使西域的“凿空”之举开始。而近年来学界不仅注意到李特尔（Carl Ritter，1779～1859年）比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年）更早系统地使用了“丝绸之路”一词和概念，[6]而且学者还认为托勒密《地理学》中引用的马里诺所述马其顿商人梅斯·提提阿努斯（Maes Titianus）代理人的东方经商行程记载，是现存最早的“丝绸之路”研究文本。[7]不过虽然托勒密对丝绸之路的记载非常重要，但那个时代，东西交通总归是相当零星的，记载不可能多，对包括亚洲东部的远方的认识，也往往靠理论推算。[8]“丝绸之路”的真正繁荣要到亚洲东西两端并立物质富裕和文化繁荣的唐朝和大食的时代，而直接和频繁交往，大概要到蒙古兴起之后了。

唐代和唐代之后，与西域交通有关的各种汉文记载相当丰富，既有道里的记录，也有风情习俗的描写。但是对葱岭以西的陆上“丝绸之路”和马六甲以西的“海上丝绸之路”，阿拉伯—波斯文献的记载要比汉文记载丰富得多。早在1943年，法国著名的东方学家让·索瓦热编写了一部关于东部伊斯兰世界历史的入门书《伊斯兰东方历史入门：书目指南》（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Muslim East：A Bibliographical Guide），十多年后，法国学者克洛德·卡昂（中世纪伊斯兰历史研究者）对该书做了较大修改，后翻译成英文出版，该书分为史料、研究工具和通论著作、历史书目三部分介绍了一些阿拉伯、波斯中古文献的基本信息。比如介绍了著名德国东方学家Carl Brockelmann(1868～1956年)的目录学著作《阿拉伯文献史》（Geschichte der Arabischen Litteratur），主要追述了直到19世纪的阿拉伯著作家、其著作和手稿收藏情况，该书1898年、1902年出版了第一和第二卷，1937～1942年间出版了补录（supplements）。由于是德文，加上编排复杂，至今中国学者很少使用。17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博学家哈吉·哈里发的名著《书名释疑》（Kashf al-Ẓunūn）介绍了按学科编排的10000名阿拉伯作者和约15000部著作，目前国内学者也很少提及。而西域史研究者很清楚，巴托尔德在19世纪末以硕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的名著《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中提到的阿拉伯—波斯文著作，中国学者使用过的还不多。

改革开放以后，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都在中古阿拉伯—波斯文献与丝绸之路研究方面有过重要的学科规划和培养计划，也曾经取得成绩。近年来北京、南京、上海等地也有若干青年学者从事这一方面研究。但总体上，中国在这一领域与欧美俄日还有不小的差距。在国家冷门绝学项目扶持下，加上AI技术的协助，中国学术界将会在不长的时间里，在这一领域赶上世界水平。

注释：

[1]据上下文此处应补“南极”。

[2]参阅鲁博林：《托勒密〈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23年。

[3]高桥正：《中世纪伊斯兰地图的东传》，《龙谷大学论集》第374号，1963年9月。

[4]见哈利，伍德沃德主编：《地图学史》第二卷第一分册（彩图图版4）。

[5] Hans von Mžik，ed.，Das Kitāb Ṣūrat al-Arḍ des Abu Ǧa’far Muḥammad ibn Mūsā al-Ḫuwārizmī，Leipzig，1926.

[6]万翔：《通道之地：中国边疆与李特尔对丝绸之路概念的发明》，《学术月刊》2025年第1期，第202～216页。

[7]杨共乐：《〈“丝绸之路”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与〈公元100年罗马商团的中国之行〉一文作者商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第108～111页；徐朗：《“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与拓展》，《西域研究》2020年第1期，第140～151页。

[8]参见鲁博林：《托勒密〈地理学〉研究》。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

审核：王文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