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常州地区在苏南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中的战略地位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场习近平总书记称之为“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大决战”中，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成为东方战场反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即日起，市委党史工委、市地方志办公室将在常州史志微信公众推出推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文章，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938年4月，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在陈毅、粟裕等领导下，先后挺进苏南敌后，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常州地区作为苏南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军事枢纽作用及深厚的群众基础，成为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本文以抗战时期常州地区的地理位置，新四军在常州地区开展的军事活动、战略部署、组织领导等为视角，对常州地区在新四军开辟的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中所处的战略地位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一些独特的观点。

1

常州地区是茅山抗日根据地地理位置上的战略核心区

常州位于江苏省南部，地处长江三角洲腹地，属长江下游平原，兼有高沙平原和山地湖圩。它北濒长江，西依茅山，南接太湖，东临苏州，沪宁铁路、京杭大运河贯穿全境，是连接上海、南京、杭州三大核心城市的交通咽喉。

新四军开辟茅山抗日根据地

位于常州西部的茅山，是江苏境内的一座重要山脉。抗战期间，新四军在此创建的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与五台山、太行山、大别山、大青山、沂蒙山等并称为中国六大山地抗日根据地。茅山横贯于金坛、溧阳南北两端，南部延伸至高淳的胥溪河，与天目山余脉相接，拱卫着杭州；北部至洛阳河，与宁镇丘陵相连，是南京的重要屏障，山体主要分布和延绵于丹徒、丹阳、句容、金坛、溧阳、溧水以及高淳境内。茅山的主体山峰大茅峰、二茅峰、三茅峰则盘踞于常州的金坛和镇江的句容之间，地理坐标大致为北纬31度，东经119度。金坛、溧阳往东地区则大部分为广阔的平原和水网地貌。

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将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反共和内战上。在常州地区部署的军队除对京杭公路、沪宁铁路比较重视外，其他地方侧主要以地方保安部队为主，正规军的数量较少，即便如此，大多也都部署在城区及其近郊范围，茅山的战略屏障作用根本就没有得到发挥。由于防御体系缺乏纵深化和系统化，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仓皇建立起来的防御体系，很快被日军摧毁。特别是淞沪会战失败后，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日军分三路向西进犯，直逼国民政府首都南京。1937年12月13日，南京被日本侵略军攻陷。日军占领南京后，对未逃出南京城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居民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30万中国同胞死在血泊中。南京沦陷后，富庶的常州地区迅速沦为日本对中国实行殖民统治的心脏地带和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实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后方重要战略基地。

1938年春，成立不久的新四军，被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编入第三战区序列。为了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提振中国人民的抗日信心，中共中央决定让新四军挺进国民党第三战区防地的茅山地区，在苏南敌后开辟战场，建立游击根据地，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打击和牵制日军。4月28日，新四军军部从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各抽调部分团以下干部和各支队侦察连共400余人，组成先遣支队，由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率领，从皖南岩寺出发，挺进苏南敌后作战略侦察。先遣支队出发后不久，毛泽东于5月4日就发展华中敌后游击战争的问题发布指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5月1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要求新四军“应当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地、积极地深入到敌人的后方去”，“在大江南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5月15日，毛泽东又作出具体的指示：“力争在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

5月中旬，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首先率部向江南敌后挺进。6月1日，第一支队沿着先遣支队走过的路线，于4日进抵高淳，8日到达溧水新桥与先遣支队会师。6月11日，陈毅率支队部和第二团及第一团第二营（担任支队警卫任务）继续东进，经白马桥到达溧阳竹箦桥、陶庄一带，进入常州地区。13日，部队穿越瓦屋山、磨盘山，在天王寺与薛埠之间越过常溧公路，进入茅山。

1938年5月，新四军第一支队进入苏南茅山，为了不扰民而露宿街头的照片。

6月23日，项英在给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陈毅的信中指出：“你们目前应该以茅山、瓦屋山为根据地(包括新桥之西北山地)，并在镇句之间山地及丹阳西北山地建立基点，依靠这些基点向四周游击……一向南京；一向武进、常熟、无锡间；一向武进、金坛间游击挺进。”随后第二支队亦奉命从皖南出发东进，于7月到达茅山地区。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进入茅山地区后，部队一般以营为单位活动，在茅山周边以及金坛、溧阳以东和武进等广大水网地区，以分散对敌之集中战略，采取伏击、袭击、夜战、近战、长途奔袭等战术，机动灵活的打击敌人，积小胜为大胜。同时积极宣传、组织和发动民众参加抗日，恢复党的基层组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民主政权，开始了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从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地理位置看，常州地区的金坛、溧阳本就属于茅山的核心区域，是新四军立足和驻扎的大本营，金坛、溧阳以东直至长江沿岸广大的水网地区，则是新四军开展敌后游击战，牵制日军、打击日军、破坏敌人交通运输线和后方战略补给的广阔战场。新四军在这些地区及其周边，不仅建立了游击基地，还成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动员了200多万人民群众参加抗日，发展和壮大了新四军队伍，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茅山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历史贡献，也如同陈毅所说：茅山既是新四军在苏南的“立脚点”，又是新四军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出发点”。

2

常州地区是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枢

新四军进入茅山后，第一支队司令部先后设在西旸的乾元观和宝堰的前隍等地。在茅山，陈毅运筹帷幄，不仅先后收编了管文蔚、梅光迪、承寿根、吴甲寅；王寿生、宿元博、陈桂生、朱松涛等数十支地方抗日自卫武装，而且还成立了许多抗日民众团体，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和抗日民主政权。

活跃在茅山地区的新四军第十六旅部队

6月17日，进入茅山地区的新四军在镇江西南卫岗附近伏击日军运输车队，首战告捷。卫岗战斗的胜利，极大的鼓舞了江南人民的抗日热情。6月26日，陈毅在乾元观会见金坛民族资本家纪振纲，宣传抗日形势，教育争取纪振纲参加抗日。7月7日，陈毅在宝堰主持召开镇江、句容金坛、丹阳4县各界人士代表会议，成立第一家具有抗日民主政权性质的镇句金丹四县人民抗敌自卫委员会，并推举纪振纲为主任。随后不久，在金坛建昌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南分局苏南区工委（后改称为苏南特委），陈毅兼任书记。

苏南特委成立后，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派出部分干部以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名义，在金坛西旸、建昌、薛埠以及丹阳延陵一带发动群众，改造地方武装，恢复和重建地方中共组织。9月13日，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部由茅山地区移驻溧阳宋巷里（11月移驻溧阳水西村）。

为了有效牵制和打击敌人，配合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作战，从1938年6月中旬起至当年底，新四军在挺进茅山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先后在常州及其周边地区，主动对敌开展作战二百余次，粉碎日伪“扫荡”40余次，建立了10多块游击基地，拥有人口40余万，从而为建立茅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9年4月，苏南特委在金坛建昌建立了抗战初期常州地区的第一个县委——中共丹南县委（亦称中共金丹县委）。5月又建立了中共溧阳县委。此后，又相继建立了多个县委或相当于县委的党的组织。在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各游击基点逐步由少到多，不断扩大，在敌人控制相对薄弱的边沿地区连城一片，形成了既相互紧密联系又相对独立的游击区。

1939年8月，为适应敌后斗争形势的需要，加强统一协调与指挥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集中力量打破日、伪、顽的夹击，坚持江南敌后抗战，新四军军部决定将第一、第二支队合并指挥，增设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建制。9月4日，新四军军部给中央军委左权、藤代远的报告中称：“江南指挥部及一支队司令部在长荡湖以西之黄金山山地”。11月7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在溧阳水西村正式成立，由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罗忠毅任参谋长、刘炎任政治部主任。同时，经中共中央批准，在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设立新四军军事委员会分委会，由陈毅、粟裕、罗忠毅、刘炎、钟期光组成，陈毅任书记。

水西村位于溧阳西北部，地处茅山余脉瓦屋山南麓与洮湖平原接壤地带，北部丘陵起伏，南部水网密布。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后，陈毅、粟裕等在这里运筹帷幄，东进太滆、三下泰州、保卫水西，取得了黄金山“三战三捷”、安中里保卫战等重要战斗的胜利，成为党领导新四军开展敌后斗争的关键战场和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指挥中心。水西村的历史贡献，正如开国中将王必成所说：“没有水西，就没有茅山根据地，就没有东进，就没有苏北根据地，也没有黄桥战役的胜利”。

1939年12月，经中共中央东南局批准，中共苏皖区委员会（简称苏皖区党委）在金坛建昌成立。苏皖区党委辖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所属第一、第二支队活动范围内的苏南、苏皖、苏北3个特委和溧阳中心县委以及江当溧、江溧句2个县委。区委所在地建昌，地处茅山东麓，距金坛城区约10余公里，这里地势低洼，河流纵横交错，河边湖畔长满了茂密的芦苇和蒲草，埂旁岸上到处是树木和竹园，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新四军挺进茅山地区后，陈毅亲临建昌圩视察。战地服务团成员也迅速到此开展工作，发动群众参加抗日，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支部，使这里很快成为新四军的重要后勤保障基地和苏南党组织培训党员干部、输送抗战人才的“红色摇篮”，广大新四军指战员曾把这里亲切地之为“小莫斯科”。苏皖区委成立后，为适应苏南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需要，在建昌还举办了多期党员训练班，学员主要来各游击区的党支部书记、委员、党小组长以及抗委会的干部、委员等，也有部分来自外地的进步青年。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和中共苏皖区党委的成立，标志着苏南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正式形成，亦揭示了苏南敌后抗战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至1939年底，一个以茅山为中心，西起京芜铁路，东至苏常太，北达长江沿岸，南抵高淳、溧阳一线的苏南抗日游击根据地已初具规模，在敌人占领的心腹要地开辟了战场，为新四军坚持江南敌后抗战建立了人力、物力、兵员、财源基地，并成为新四军向江北、浙东发展的前进阵地。

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部（政治部）旧址

茅山是苏南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常州地区的金坛和溧阳则是茅山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之一。不仅如此，金坛和溧阳还是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挺进苏南敌后后，司令部及其机关以及后来成立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和苏皖区党委的长期驻扎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常州不仅是茅山抗日根据地地理位置上的中心，同时也是茅山乃至于整个苏南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枢所在地。

3

常州地区是新四军开辟向东作战的前哨基地

新四军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是中央早就确定的战略方针。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在“五四”指示中就明确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与内战时候，很大不同。当然，无论何时，应有谨慎的态度，具体的作战行动，应在具体情况许可之下，这是不能忽视的”。以陈毅、粟裕等为代表的新四军驻茅山地区部队，坚决、适时地贯彻了毛泽东的“五四”指示，以茅山抗日根据地为前进基地，东进、北上、南下，把根据地扩大东至上海周边、南至浙江大日山、西至皖南的广大地区。

1938年初，上海中央“特科”领导下的澄锡虞工委，为加强和争取对抗日自卫武装的领导，以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的名义，授以梅光迪领导的澄西抗日游击队“江南抗日游击大队”番号，任命梅光迪为司令、派刘振太为副大队长；授以朱松寿（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领导的自卫武装“苏浙人民抗日自卫军”番号，任命朱松寿为司令，张志强为政治部主任，并创办“青训班”，为地方培训抗日武装骨干。

1938年9月，刘钊奉命来到溧阳宋巷里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部，面见陈毅，将关于苏南东路地区及杭（州）嘉（兴）湖（州）一带日伪军、国民党军和抗日自卫武装分布概况的情报交给了新四军。为了对东路情况有更切实的了解，10月初，陈毅决定派第二团参谋长王必成率第一营到东路地区作战略侦察。是月中旬，王必成率部抵到武进郑陆桥塾村时，澄锡虞工委书记何克希率领江南抗日游击大队和“青训班”参加了王必成部的行动。

粟裕和王必成（图片来源于网络）

部队到达江阴峭岐镇后，朱松寿闻讯从上海赶回来，向王必成汇报了与“忠救军”斗争的情况。根据澄锡虞工委的意见，朱松寿率“苏浙人民抗日自卫军”余部120多人，也随王必成部一起行动。部队行至锡北寨门后，王必成会见了无锡地下党干部陈枕白和“特科”派到“江浙游击军”邓本殷部工作的陈达等，详细了解了东路地区的敌情和抗日自卫武装的具体分布情况。尔后，王必成率部西返，在江阴青阳附近伏击了日军汽车，并将缴获的枪械装备了“青训班”学员。

10月底，何克希遵照陈毅指示，率澄锡虞工委领导的3支抗日武装来到茅山地区，陈毅亲自接见了何克希、梅光迪、朱松寿、吕平、张志强等人，对他们的抗日热情给予了高度肯定，建议部队留在溧阳竹箦桥附近由新四军帮助整训，并授予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第三路番号，任命梅光迪为司令，何克希为副司令，吕平为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二团组织股长徐绪奎任参谋长。部队改编为三个连：原“苏浙人民抗日自卫军”余部编为第一连，连长陈小文，原“江南抗日游击大队”及其管辖的周培大游击队编为第二连，连长刘振太，原“青训班”编为第三连，连长杨继武，共200余人，隶属于新四军第一支队建制，并从战地服务团抽调王新、龚鹏佐、包厚昌分别任三个连的政治指导员。同时江抗三路成立党的总支委员会，何克希为书记，各连均建立党支部。朱松寿经陈毅细致的思想工作，返回原地收集旧部。

11月，江抗三路与新四军第二团第三营一起，从竹箦桥地区出发，挺进滆湖以东的丫河、坊前、戴溪桥等地活动，在坊前缴获了国民党江苏省保安第九旅张少华（反共顽固分子）部周兰生游击队的数十人枪，俘张少华部“驻武南办事处”主任朱力子，经教育后释放。发动群众破毁武（进）宣（兴）公路，烧毁何留墅大桥，并在嘉泽附近打击了常州伪警武装的收租活动。返回茅山地区后，又配合新四军第二团特务连粉碎了日军延陵地区的“扫荡”。

1939年初，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到苏南视察工作，在听取了陈毅和一支队参谋长胡发坚关于分兵进入东路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的情况汇报后，决定派胡发坚亲自到江抗三路兼任副司令，并派王赤到该部任政治部副主任。随后，胡发坚率江抗三路东进到武进南部和无锡西部地区，为新四军主力东进创建前哨阵地。

新四军副军长项英

江抗三路进入该地区后，立即派出民运工作组，广泛宣传和组织群众，创办随营学校，培训抗日骨干，成立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和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等群众抗日团体，动员进步青年参军，并在武进的洛阳镇设立办事处。同时，江抗三路还十分注重团结地方抗日武装和爱国士绅共同抗日，收编了在马鞍墩一带开展抗日活动的刘金林游击队，成立江抗三路独立大队，任命刘金林为大队长，派华企哲任该部教导员。不久，又将在上店一带活动的张庆部收编，其人员编入各个连队，张庆被任命为司令部副官主任，并与锡西地区的地方实力派“十镇联防团”建立了联系，互相配合作战。

江抗三路在武南、锡西地区的抗日活动，不仅提高了军政素质和战斗力，增强了民众的抗日信心，而且扩大了江抗三路的政治影响。从而为新四军冲出茅山地区东进准备了前哨阵地。期间，胡发坚在武南洛阳谈家头村，因收缴侯人雄的大刀会武装时，不幸被流弹击中，壮烈牺牲。胡发坚牺牲后，新四军军部任命第二团团长张正坤接任第一支队参谋长，王必成任第二团团长，段焕竞任第二团参谋长。

1939年4月，国民党内部掀起了一股反共逆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国民党第三战区也制定了《江南沦陷区内诸种武力之整理方案》，规定江南新四军的活动范围为江宁、句容、丹阳、镇江、当涂、芜湖等县，严格限制新四军向外发展。第三战区还成立了抗敌总动员委员会，负责社会宣传、群众工作、扩军、减租减息等，任何驻军不得插手。东路地区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不断扩张势力，并袭扰抗日游击队。苏南东路地区的抗日形势急转而下。

在此严峻形势下，陈毅为贯彻周恩来与新四军领导人共同商定的“向东作战”战略，在苏南敌后新四军的主力部队仅有第二、第六两个团的情况下，仍然决定派第六团进入东路地区，独立自主地扩大抗日力量，相机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为防止国民党第三战区找借口破坏东进，陈毅决定第六团打着江抗第二路的旗号，以地方抗日武装的名义东进。团长叶飞改名叶琛，副团长吴焜改名吴克刚，参谋长乔信明改名汪明，政治处主任刘松青改名刘飞。

第六团出发前夕，项英突然电告陈毅，措辞严厉地要求第六团停止东进。说东路地区不是新四军的防区，擅自东去会破坏统一战线；东路地区不仅有日军，还有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且京沪铁路两侧及公路沿线都是水网地区，交通便捷，日伪军据点林立，第六团去后很有可能被敌人消灭。于是，陈毅紧急将叶飞召到水西村研究对策，二人在对东路地区的形势作了充分的分析，一致认为部队东进后，不但不会被消灭，而且还有可能会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有基于此，陈毅毅然决定第六团仍按原计划出发。

1939年5月1日，叶飞率第六团700余人从竹箦桥地区出发，在武南戴溪桥、洛阳一带与江抗第三路会合，成立了江抗总指挥部，梅光迪任总指挥，叶飞、何克希、吴焜任副总指挥，乔信明任参谋长，刘飞任政治部主任，辖江抗第二路，吴焜兼任司令员，原第一、第二、第三营改称为一、二、三支队；江抗第三路，梅光迪兼任司令员，徐绪奎任参谋长，原第一、二、三连合编为第四支队，原独立大队改称为第五支队，计1000余人。5日，江抗指战员继续东进，于8日凌晨到达中共江南特委和无锡县委所在地无锡梅村，与中共江苏省委外县工委副书记兼江南特委书记林枫、特委组织部长张英、无锡县委书记王承业等人会合。为加强党对军队和地方工作的统一领导，成立了以叶飞为书记、林枫、何克希为副书记的中共东路地区工作委员会。

在叶飞率部出发后，陈毅致电项英，说该部都已经出发，追不回了。为掩护第六团的行动，5月19日新四军还在茅山地区重新组建了第六团（对内称为新六团），由段焕竞任团长，王丰庆任政治处主任。陈毅还请军部转告国民党第三战区：“叶飞因病告长假，其职由段焕竞代理”。江抗东进后，在东路地方党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创造性地执行了“向东作战”和“筹集人、枪、款”的战略方针，打击了日伪军，击溃了匪伪武装。至8月底，江抗从东进时的1000余人发展到5000余人，武器装备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初步打开了苏（州）、常（熟）、太（仓）和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的抗战局面。

10月26日，为了执行中央赋予新四军发展苏北的战略任务，江抗奉命撤至扬中老郎街、油坊桥一带，与管文蔚部合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新挺纵）。与此同时，陈毅向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推荐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到苏南东路来“独当一面”。1940年4月，谭震林奉命由溧阳经常州，并在常州地下党的掩护下进入东路地区主持工作。5月，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新江抗）成立，谭震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统一指挥江抗西撤后留在东路的部队和地方武装。东路军政委员会把发展武装力量和创建抗日根据地作为工作重心，斗争方式也逐步由秘密转为公开。江抗东路指挥部以苏州、常熟、太仓区为基点，东出昆山、嘉定、青浦地区，西入江阴、无锡、常熟地区。7、8月间，新江抗主力在江阴、无锡、常熟地区歼灭了顽军，并沟通了与第二支队的联系。在激烈的抗日反顽战斗中，新江抗不断壮大，到1940年11月，部队由原来的500多人发展到3000多人，扩编为3个纵队6个团，还帮助地方组建了一批县区常备队，控制了东路地区约200万人的 90多个城镇。

4

常州地区是新四军实现向北发展的战略跳板

1938年6月，陈毅在率部进入茅山地区后不久，就对新四军向北发展作了具体部署。7月上旬，陈毅在延陵附近约见管文蔚时，就巩固丹北、发展江北的任务向管部作了部署，并授予管部“丹阳游击纵队”番号，委任管文蔚为司令。之后，陈毅派刘炎赴管文蔚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整编部队，并派干部去加强领导，使其成为向北发展的一支主力部队。要向北发展，必须突破长江天堑。管文蔚遵照陈毅的指示，在发展壮大部队的同时，于8月在孟河一带击退了国民党江苏省保安第九旅旅长张少华部的进攻，歼其1个营，保卫了丹北抗日阵地，并对高桥、大港和三江营等地采取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挺纵第二支队方钧部还控制了新老洲，并进入江都大桥、嘶马一带的狭长地区。9月，管文蔚部被扩编新四军挺进纵队，对外称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共下辖4个支队。

10月6日，挺纵第一支队在张震东、郭猛率领下，从姚家桥渡过夹江攻占了扬中老郎街、八字桥等地。在准备集中兵力攻打扬中县政府所在地三茅镇时，国民党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暗中派张少华亲率保安第九旅的4个团紧急驰援，妄图将挺纵消灭在三茅镇。陈毅获悉情报后，急令挺纵立即撤回。9日，挺纵遵照陈毅指示撤至姚家桥一带。随后，张少华的4个团也紧随其后尾追至扬中江边。

10月至11月间，陈毅多次从溧阳赶往丹北，亲自察看龙潭、大港、大路一带的江滩，并与管文蔚乘船远眺扬中、新老洲地形，并确定扬中为第一渡江点，新老洲次之。12月，韦永义率挺纵第三支队渡江进入大桥、嘶马地区，并与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李明扬、李长江取得联系，递交了陈毅亲笔信函，说明共产党、新四军的抗日救国主张和到江北来与友军合作抗战的意图。两李也想借新四军的声威来抵制韩德勤妄图对其部进行兼并的图谋，于是同意挺纵在以嘶马、大桥、吴家桥为中心长30里、宽20里的地区活动。

1939年4月初，按照陈毅的指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和挺纵领导召开联席会议，商定了攻打扬中的具体作战部署：挺纵第一、第二支队配合第二团第一营攻打扬中，挺纵第四支队配合第二团第三营和特务连担任埤城、丹阳、孟城、奔牛方向的警戒，防备日军侧后的袭扰。在做了周密部署和充分准备后，是月9日晚，第二团第一营和挺纵第一支队从姚家桥、新桥两地渡江到达扬中，挺纵第二支队从新老洲渡江到达扬中新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经一夜战斗，全歼守敌贾长富团两个营，贾长富及伪维持会会长顾先知率所属逃往江北。10日，新四军进驻扬中。随后，挺纵司令部从江南进驻扬中老郎街，建立了以郭猛为主任的办事处，代行县政府职能，并吸收国民党县党部委员王兴、资本家左道成参加政府工作，这对以后争取国民党进步人士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梅嘉生率挺纵第四支队渡过长江到吴家桥地区活动。

扬中与江南之间的夹江江面较狭，港口码头多，水上交通发达。岛内河汊交织，土地肥沃，树林成荫，芦苇丛生，物产丰富，为新四军的给养和开展活动等提供了有利条件。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获悉挺纵占领扬中，并过江在江都沿江一带活动，即令李明扬，李长江、张少华、张星炳等部夺回沿江地区和扬中，但由于两李按兵不动，韩的其他部队也未敢轻举妄动。于是，韩德勤要求第三战区顾祝同向新四军军部施加压力，限期撤出扬中，并要委派扬中县长前来恢复“秩序”，均被陈毅婉言拒绝。

遭拒后，韩德勤仍不死心，于是不惜重金，对挺纵第二支队的支队长方钧进行了收买。方钧原是川军连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杀害过红军人员，上海沦陷时带领10余人投奔管文蔚。管抽调一部分抗日自卫团的基干武装，将其扩充100余人，驻守大港、大路镇一带，相机向北发展。方占领新老洲后，居功自傲，闹独立性，不赞成部队党化，后自立山头，打起“长江边区游击总司令部”旗号，自封为司令，并企图率部投靠韩德勤。4月11日，方钧部参谋长倪建于三茅镇将挺纵战地服务团团长王子清扣押杀害，并收缴了服务团武装。陈毅知情后，立即命令第二团第一营协同挺纵第三、第四支队于4月17日将方钧所部缴械，方钧只身逃亡兴化。挺纵第三、第四支队接收了该部驻防的大桥、嘶马、三江营等地区，进而向吴家桥以北地区发展。此次行动中，挺纵政治部主任龙树林不幸牺牲，其职由魏天禄（后为陈时夫）接任。挺纵第二支队也进行重建，管寒涛任司令员，鲍志椿任政治部主任，至此，形成了以姚家桥、大路—扬中—三江营和大港—新老洲—大桥、嘶马、吴家桥的东、西两条通道，从而，为新四军大部队向北发展创造了条件。

10月26日，挺纵与奉命撤至扬中老郎街、油坊桥一带的江抗合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新挺纵），由管文蔚任司令、叶飞任副司令、张开荆任参谋长，陈时夫任政治部主任。新挺纵下辖4个团：江抗第一团改编为挺纵第一团，团长乔信明、政委刘先胜、参谋长廖政国；江抗第二团改编为挺纵第二团，团长徐绪奎、政委何克希、参谋长廖昌金、政治处主任吕平；原挺进纵队第一、第四支队合编为挺纵第三团，团长梅嘉生、政委李一平、参谋长张震东、政治处主任胡文杰；原挺进纵队第二、第三支队合编为挺纵第四团，团长韦永义、政委刘文学、参谋长焦勇，政治处主任鲍志椿。不久，挺纵第三团先行过江，到达江都地区。至12月底，江抗主力和领导机关除少数留守扬中外，其余全部渡江至苏北的吴家桥一带。

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第一次反共高潮遭到失败后，把军事摩擦的重点从华北转向了华中，致使大江南北局势恶化。为了加快实施向北发展战略，陈毅令陶勇、卢胜率新四军第四团团部和第二营，组成的苏皖支队，经扬中北渡长江，进入仪征、天长、六合地区。不久，新四军挺进纵队第三团又与苏皖支队进行了合编，合编后仍称苏皖支队，陶勇为司令，梅嘉生为副司令，卢胜为政委。至此，新四军到达苏北的部队已达4000余人，控制了长江渡口，形成了足跨长江两岸的态势，使新四军以茅山为基地向北发展的条件已经成熟。同时也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主力部队渡江北上，开辟苏中打下了基础。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共常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国共产党常州历史大事记（1919-2012）》，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12月版

2、中共常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常州武进地区革命斗争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

3、茅山新四军纪念馆编，《新四军与苏南抗日根据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部分图片视频来自互联网

版权归原作者或媒体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