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新刊｜邵学成：斯坦因之死

他太想去阿富汗考察了！

从白沙瓦到喀布尔这段路，斯坦因倾尽了一生去追求。

斯坦因是中国及亚洲近代史上的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近年来，邵学成围绕其在中国、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印度、美国、德国及英国的求学、工作与考古调查轨迹，多次实地踏查，思考斯坦因对亚洲文明做出的贡献，并反思其所代表的殖民地考古学视角。

本文详述了斯坦因逝世于阿富汗的经过，读者也可以从中了解一个与以往认知不同的斯坦因人生图景。

斯坦因之死：

从白沙瓦到喀布尔的最后旅程

文 ｜ 邵学成

（《读书》2025年6期新刊）

生于匈牙利，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工作在巴基斯坦山地，后移民英国，在中国新疆探险扬名，发现敦煌藏经洞，首任白沙瓦博物馆馆长，知天命的年纪生活在伊朗和伊拉克，晚年隐居克什米尔，逝于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葬在喀布尔公墓，这是斯坦因（A. Stein）一生的简单总结。他就像一名丝绸之路上不断辗转迁徙的游牧民，同时也是二十世纪饱受争议学者的缩影。在其去世多年后，当我多次站在他工作、生活过的地方以及坟墓前时，也会不禁想起一些关于生命与梦想的故事。

晚年斯坦因（Sir Aurel Stein，1862-1943）

壮志未酬身先死

一九四三年三月末，白沙瓦，一份电报送到斯坦因面前。

发报者是美国驻阿富汗公使范·恩格特（C. Van H. Engert），内容是邀请斯坦因前来阿富汗调查，并许诺承担考察费用，斯坦因大喜。这是一次完全出乎意料的邀约，范·恩格特是斯坦因在哈佛大学访问时的故友。阿富汗于一九三五年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事务由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负责，一九四二年美国在喀布尔设立了公使馆，次年四月，范·恩格特抵达喀布尔担任首任公使（任期三年）。之前，范·恩格特在一九二二年任驻伊朗大使馆二等秘书时曾首访阿富汗，秘密拜会国王，是首批阿富汗建国后抵达的欧美人士之一。范·恩格特在一九二八年曾专程拜访斯坦因，了解其阿富汗探险和第四次中国新疆考察计划。后在一九三〇年担任美国驻北平大使馆第一秘书期间，因哈佛大学美术馆赞助和英国使馆请求，曾给予斯坦因的新疆考察很多特殊帮助。虽然考察事宜不了了之，但两人一直惺惺相惜。此次范·恩格特主动邀请斯坦因来访，更像是要帮助其圆梦。

十月十九日（周二）斯坦因乘车从白沙瓦陆路出发，穿越开博尔山口，抵达喀布尔，住在美国公使馆。范·恩格特举办了简单的欢迎仪式，使馆里还有哈佛大学的伊朗学者弗莱（Richard N. Frye）、印度学者英格尔斯（Daniel H. H. Ingalls），都与斯坦因是故知。他们都应召在喀布尔担任阿富汗军事问题顾问，监督周边盟国动态。学者参军是那个时期的特色。斯坦因联络了几位旧友，以方便接下来的考古工作。

二十日（周三），范·恩格特带着斯坦因拜访了英国使馆，英国大使怀利（Francis V. Wylie）爵士与斯坦因是旧相识，曾在英属印度共事二十余年，他们交流很愉快，言语间充满了新希望。之前英国的三任大使都曾协调斯坦因来阿富汗事宜，但均告失败，这次终于了却遗憾。下午，斯坦因拜访了阿富汗外交部长以及其他政府官员，并提出在赫尔曼德山谷冬季考古的计划，获得批准。

二十一日（周四），斯坦因参观喀布尔博物馆，馆长阿里（Ahmed Ali Kohzad）陪同参观。阿里是外交官出身，精通多国语言，他们谈到法国所做的考古工作，查看新出土文物。此时喀布尔已是寒冷的深秋，博物馆建筑本是德国和法国援助规划的一座政府机构，没有供暖设备。从温暖的白沙瓦到寒冷的喀布尔，斯坦因还没有适应，在参观时着凉，开始头晕。回使馆后，斯坦因患感冒而引发支气管炎。他身体虚弱，次日休息一日。

二十三日（周六），斯坦因感觉有些好转，但非常怕冷，也只能在使馆里散步。当晚还有纪录片《沙漠的胜利》（Desert Victory）放映会，讲述盟军在北非对纳粹作战的胜利。斯坦因怕冷，没去看。他谢绝了所有的邀请。

二十四日（周日）早上，斯坦因感觉身体无法康复，推掉了与怀利大使的午餐邀约。斯坦因病重的消息传开了，旧友们纷纷过来探望。斯坦因与恩格特讨论后事，希望按照英国国教葬礼，首选葬在白沙瓦圣约翰教堂（St. John Church）；但如果只能葬在喀布尔基督教公墓Gora Kabur（“白色墓地”）也不错，他说：“我过着美好的生活，没有比在阿富汗结束一生更幸福的事情了，六十年来我一直想来阿富汗。”晚上，斯坦因突然中风，意识完全模糊，陷入昏迷，医生确定斯坦因身体无法支撑下去。

二十六日（周二）下午五点半，斯坦因病逝。他抵达阿富汗仅一周。阿富汗国王对斯坦因的突然逝世感到难过，渴望向其表达生前未能表达的敬意，于是安排修整墓地，以及清扫通往墓地的道路，为这次葬礼做好准备。

二十九日（周五），斯坦因下葬，葬礼由白沙瓦牧师主持，恩格特和怀利抬棺。葬礼出席者包括阿富汗国王、外交部长和其他政府部门代表，伊朗大使、伊拉克大使和苏联代办，各国学者，以及从白沙瓦赶来的老朋友们，共计百余人，这是迄今为止阿富汗规格最高的学者葬礼。

斯坦因去世的消息很快传遍世界，他的死亡成就了另外一种价值——成为压垮法国垄断阿富汗考古的最后一根稻草。正是这个源于二十年前的不合理政策，阻碍了斯坦因等人的早日前来。

白沙瓦军人的提携和相互成就

阿富汗在经历三次对英战争后，于一九一九年建国，其国内考古调查一片空白，斯坦因立即向阿富汗国王提出了考古调查申请，但迟迟未得到批准。探源古代犍陀罗一直是欧洲学者的梦想，但因为近代的政治因素，犍陀罗被人为划分为阿富汗和英属印度西北边境省（现巴基斯坦开普省，省会白沙瓦，一九〇一年成立）两部分，学者很难有机会进行有统筹安排的彻底调查。

西北边境省是斯坦因的福地，执政官迪恩（H. Deane）对斯坦因有着知遇之恩。西北边境省初创前后，社会动荡，部落间战事频发，文化人才寥寥。迪恩一直对地区历史考古感兴趣，但行政和军务繁忙，精力不逮，便想资助学者完成其愿望。时任旁遮普大学教务处主任的斯坦因怠于校内行政事务，正因无法实现个人抱负而苦闷，两人一拍即合，斯坦因得到迪恩的赞助来边境进行考古探险。一八九六年圣诞节假期，应迪恩邀请，斯坦因和法国学者富歇（A. Foucher）调查了英军刚刚占领的斯瓦特地区；一八九八年，斯坦因再次在迪恩支持下，对布内尔（Buner）进行调查。这两次调查都是紧跟军队的行动，考察的都是考古空白地，能够成功，勇气和运气占很大成分。随着考古报告的发表，年轻的斯坦因不负众望，开始在国际学界崭露头角，实现了人生和事业的弯道超车。

1905年，斯坦因写给英属印度西北边境省执政官迪恩的书籍赠词

一九〇二年，迪恩专门为斯坦因设立了西北边境省和俾路支省教育监察长兼考古专员的特聘职位，支持斯坦因的第一次中亚探险。斯坦因得以穿越西北边境省边境，沿瓦罕走廊进入中国。一九〇四年，迪恩派皮蓬协助斯坦因在马尔丹及周边调查，深入各个部落地区，发掘和收集了二百五十三件犍陀罗雕刻。除发掘出土外，大部分文物都是迪恩号召幕僚无偿捐赠的。斯坦因知恩图报，称赞迪恩和皮蓬（Philip J. G. Pipon）等人的捐赠意义非凡，在文物上标注捐赠人名字和发现地点。随后省维多利亚女王纪念厅被改为博物馆，一九〇六年，斯坦因出任第一任馆长，这批文物成为白沙瓦博物馆的第一批藏品，作为博物馆常设展品，这些军官的名字在各种著作中被反复提及。军人成为保护文物的楷模，省内考古遗迹被国际关注，学者与军人实现了双赢。

1906年，斯坦因为白沙瓦博物馆征集的第一批犍陀罗文物，菩萨像背后标注军官皮蓬的名字和发现地点

博物馆既是文物展示场所，也是政府的文化会客厅，社交活动自然少不了。斯坦因是一个害羞的人，并不喜欢在社交中消耗时间，而更喜欢野外冒险和孤独的生活，喜欢充满挑战的长途旅行。他于次年辞去馆长职位，继续其第二次中国探险。迪恩去世后，其副手继任，仍给予斯坦因最大的支持。迪恩及其幕僚源源不断向斯坦因提供信息情报和考察便利，借助军人构建的关系网让斯坦因受益。斯坦因获封爵士后，一九一一年再次担任白沙瓦博物馆馆长，在政府支持下发掘贵霜王朝皇家寺院遗址，出土迄今为止最大、最多的佛教造像，构成了白沙瓦博物馆主体收藏内容之一。

巴基斯坦白沙瓦博物馆外观

英国在被迫承认阿富汗独立后，转变军事思维，两国建交，互遣使节。驻阿富汗首任大使汉弗莱斯（Francis Humphrys）的夫人玛丽是迪恩的大女儿，自幼熟识斯坦因；公使团成员皮蓬曾是迪恩幕僚，多次协助斯坦因的犍陀罗发掘作业。英国选拔外交官都是从英属印度的西北边境省遴选，其原因有二：一是西北边境省原属阿富汗杜兰尼王朝领地，第二次英阿战争后被英国占领，因为靠近阿富汗边境，省内历史、部落、民族与阿富汗一脉相承；二是省内公务员多是行伍出身，对阿战争经验丰富，政府试图将边境治理经验延伸至阿富汗。

在阿富汗方面，老国王在一九〇六年曾批准斯坦因通过其领内瓦罕走廊前往中国调查，双方也有一定的信任基础。总之，权衡利弊，一切条件看似对斯坦因都很有利，斯坦因也对其多年经营的关系信心满满。这次英、阿建交，斯坦因看到了一丝机会，巨大的成就与荣耀近在咫尺。

亚历山大的后代们两面三刀

二十世纪初，在欧洲中心论思想影响下，考古学成为文化战略的一部分，这在殖民地国家表现尤为明显。在历史上，阿富汗是亚历山大东征和玄奘西行的必经之地，也成为二十世纪初英、法、德、俄探险竞争的最后场地。考虑到英、阿三次战争的影响，独立后的阿富汗政府决定在文化上效尤法国，在军事上学习德国。当时法、阿两国没有建交，阿富汗通过伊朗信使接洽法国外交部主动请求合作，经过交涉，法国驻伊朗德黑兰使馆安排富歇作为代理人，立即前往阿富汗抢占先机，并展开活动。

斯坦因在向阿富汗国王申请调查时，并不知法国已抢占先机。富歇此前和斯坦因一起调查犍陀罗，出版专著，名利双收；但在感情上他深陷师生恋丑闻。迫于学界批评和世俗压力，富歇和年轻的学生妻子逃离法国，奔赴英属印度担任考古局外籍顾问，与斯坦因等人共事。得到法政府任命，富歇夫妇立刻表示同意。为避免英国同事怀疑，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富歇夫妇没有走传统陆路经白沙瓦-开博尔山口进入阿富汗；而是选择经海路前往伊朗，在波斯湾上岸，中转德黑兰后，一路骑马从陆路进入阿富汗。随后，富歇秘密制定法国垄断阿富汗考古权三十年的条约。

富歇夫妇与阿富汗人合影（来源：archeologie.culture.gouv.fr）

富歇作为法国驻阿富汗考古代表团的首任主任，考古工作逐步展开。面对这有失公允的政策，外交斡旋也无能为力。在国家意志主导的政治背景下，一些学者持续挑战法国的垄断地位，但都以失败告终。一直等待阿富汗答复的斯坦因梦碎。汉弗莱斯和玛丽夫妇在任职外交官期间，只能秘密收集阿富汗各地区信息情报，设法传递给斯坦因。

一九二六年，富歇以寻找亚历山大城为目标的田野发掘失利，加之病重的原因，被迫离开阿富汗，吉美博物馆馆长哈金（J. Hackin）代理主任。哈金是卢森堡裔移民，入籍法国后在“一战”中荣立军功，是个善于合作的人，其参与的雪铁龙探险队在一九三一年通过西北边境省时，英政府也给予了特殊的关照和礼遇。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美术馆（简称V&A）与吉美博物馆之间互动频繁，一些交流和调查也成为可能。

一九三八年八月，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教授巴格尔（E. Barger）和V&A美术馆策展人怀特（P. Wright）从巴基斯坦抵达喀布尔，在英国大使馆和阿富汗政府支持下，考察巴米扬、巴尔赫等北部省份地区，发现佛教遗物。次年春在V&A美术馆举办考察成果展，备受英国各界瞩目。一九四〇年，V&A美术馆科德林顿教授（K. B. Codrington）奔赴阿富汗，协助哈金进行考古发掘。这两位军人出身的学者还秘密监视德国和日本的军事动向，从事情报侦察工作。当法国败北消息传到喀布尔，哈金和阿富汗签订共享文物协议，出土文物被暂存在喀布尔、白沙瓦的英国大使馆，哈金率员工返回英国，参加戴高乐流亡政府的抵抗运动，次年被德国潜艇袭击罹难。哈金走后，乌克兰裔考古学者吉尔斯曼（R. Girshman）从伊朗奔赴阿富汗继续工作，这时的富歇夫妇逃离了法国，躲避在西班牙乡间，不问世事。

4 世纪斯瓦特山谷灰色片岩佛像浮雕，是巴格尔和怀特 1938 年在斯瓦特山谷探险时发掘的阿穆路克（Amluk）出土文物的一部分（来源：collections.vam.ac.uk）

斯坦因在接到美国邀请后进行准备，首先同西北边境省政府和驻喀布尔的英国公使馆确认可以成行。随后，印度考古局负责人惠勒（M. Wheeler）批准斯坦因前往巴、阿边境科西斯坦（Khistan）发掘，斯坦因计划同时完成这两个方案，从喀布尔前往坎大哈，穿越赫尔曼德河谷，抵达阿、巴边境的科西斯坦再进行发掘。

斯坦因写信咨询吉尔斯曼。之前数次考察伊朗，吉尔斯曼都给予斯坦因很大的支持，两人同为犹太移民，更有一层惺惺相惜的感觉。吉尔斯曼常年负责在西亚考古发掘，将更为科学的层位学方法引进阿富汗，这也与惠勒即将在英属印度推广的方法一致。戴高乐流亡政府也重视与维希伪政权的海外考古话语权争夺，这几个月迫于压力，吉尔斯曼也准备与斯坦因会面后，撤离阿富汗暂避埃及。

在命运的兜转中进入阿富汗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斯坦因离阿富汗梦想只有一步之遥了。好消息也不断传来，欧洲战场上盟军开始反攻，中国远征军也协同英军在南亚击溃日本，战争快要结束了。一九四三年八月，阿富汗政府驱逐了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的外交人员，与纳粹划清界限，寻求美国政府更多支持。九月底斯坦因在克什米尔营地撤离下山时，意外滚下山坡，摔伤胳膊，回到白沙瓦不得已休养了一段时间。

这时候的白沙瓦是“二战”中的世外桃源，十月十日（周日）上午，斯坦因去圣约翰教堂做晨祷，这座教堂是白沙瓦最重要的宗教和社交活动场所，无数殒命英阿战争的将士都埋葬于此，白沙瓦地区的政要和军事将领的家属周末也会在此聚会。斯坦因晚年常阅读一些《圣经》段落，在教会有很多老友，常常一起享受教堂内的清静时光。那天在牧师布道后，大家都祝福斯坦因能够从阿富汗凯旋。

斯坦因晚年常去的白沙瓦圣约翰教堂

下午斯坦因回到白沙瓦博物馆冲洗照片时，突然因为显影液的化学刺激而情绪失控，焦虑到晕厥。医生让斯坦因上床休息，给斯坦因喝了威士忌。吃过晚餐，他恢复了正常。馆长沙库尔（M. A. Shakur）觉得这是一个坏兆头，挽留斯坦因过了冬再去阿富汗，但斯坦因已不愿意再等待。

临行前，省政府、当地王侯、英属印度考古局和白沙瓦博物馆方面都纷纷举办送行会，所有旧部都为此次远行而祈祷。斯坦因数度哽咽，并交代了遗产继承等身后事宜。

十七日（周日），斯坦因只身乘坐美国派来的吉普车出发，平静而又决绝，沙库尔等众人哭着送别。斯坦因沿着喀布尔河逆流而上，车辆在颠簸中抵达喀布尔。斯坦因到来是一件具有轰动效应的事情，大家都对美国政府的运作能力和斯坦因的毅力刮目相看。

吉尔斯曼按照原计划前往使馆与斯坦因告别，也意外成为斯坦因的临终见证人，两位命运多舛的老友见面，斯坦因吃力地握着吉尔斯曼的手，说出了自己的遗言：“在喀布尔离开这个世界，了无遗憾。”然后，他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一九四五年春，斯坦因遗嘱执行人海伦（Helen M. Allen）夫妇为墓葬补写、镌刻了墓志铭：

印度考古局的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之墓。他是一位学者、探险家和作家。他通过自己在印度、中国、波斯和伊拉克的艰苦卓绝的旅行，扩展了人类的知识范围。他于一八六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出生于布达佩斯，一九〇四年成为英国公民，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死于喀布尔。他是一位极受爱戴的人。

阿富汗喀布尔英国人公墓中的斯坦因墓

“二战”结束后，世界恢复平静，法国的文化垄断提前作废，各国考古队纷纷涌入阿富汗，考古成果层出不穷。一九四六年九月，惠勒带领印度考古局奔赴阿富汗进行考古调查，馆长沙库尔也是成员之一，他们一起给斯坦因扫墓。离别前沙库尔带走了一把土，洒在了白沙瓦博物馆院子里。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英国海外墓地协会发现喀布尔墓地破落不堪，于是收集战争中遗落的三十余块旧墓碑碎片嵌入墓园墙壁，其中有些墓主人是陪着斯坦因在犍陀罗调查的军人。在阿富汗内战的喀布尔围城期间，墓地常常遭受流弹袭击，斯坦因墓碑被炸毁。国际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代表团专门乘坐军用飞机前往修理，并定期组织纪念仪式。人们对他的敬意令人动容。

斯坦因死于阿富汗考察之路是遗憾还是壮烈，是古典探险家高贵的谢幕，还是理想主义者最后的坚持，人们评论不一。但从白沙瓦到喀布尔的这段旅程，斯坦因心心念念了一辈子，倾尽了一生去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