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统治太原时期的民谣《八大天》

日寇侵华时期，所到之处都以灭绝人性的奸淫烧杀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而在其已占领区则推行“以华制华”的手段，利用地痞流氓，建立各种汉奸组织，加紧对沦陷区人民的奴役、控制，反美其名曰“搞大东亚共荣圈”。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之际，在太原传流着一首“八大天”的民谣，原话是：“警备队无法无天，宪兵队罪恶滔天，警务厅一手遮天，合作社洪福齐天，急进建设团屁股朝天，新民会一天不如一天，公务员闭门聊天，老百姓叫苦连天”。

这首民谣语言简练，刻画深刻，一针见血地对日伪统治太原的状况作出了生动的注解。我当时在太原工作，又是本市人，现就当时的见闻，简单分述一下这首民谣的所指。

警备队是日寇豢养的伪军，各道、市、县均有联队，大队建制，在日军指挥下，为虎作伥，对敌占区人民进行掠夺统治，对抗日根据地进行“讨伐”、“清剿”。由于日寇推行所谓“强化治安”运动，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警备队实际已成为日寇侵略中国的帮凶和进行统治的重要军事力量。伪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横征暴敛，无所不为。而伪军士兵有不少系地痞流氓、料子鬼，依仗日伪势力，敲诈勒索，巧取豪夺，更为人民痛恨。清源警备队大队长万平，中队长马汉生娶妻纳妾，嫖娼宿妓，在清源、太原购房买地，开设商号，都是掠夺所得。“剿”一次山，抡夺金银、粮食、耕牛、猪羊等物难以数计。故人民称警备队为无法无天。

宪兵队是日伪统治区公开的以日军宪兵为主体的特务机构。设有太原宪兵队本部和太原宪兵分队，还有以代号命名的“一四七九”特别宪兵队。这一特务组织又以其日人宪兵曹长（相当于中国军队中的上士)、军曹（中士）名字组织便衣队。当时在太原名声最大，人员最多的，有“雨宫”工作队，以汉奸吴国兴为首；有“清水”工作队，以陈国英为首。这些便衣头子，又网罗使用了大量的便衣，形成一个个流氓汉奸集团。有所谓：王茂园、麻子勤的“四大天王”；有屠老五（名屠希太）、陈宜斋为首的“十大弟兄”；还有以陈国英、吴国兴、陈家声、白子彦、张老四等八人号称的“八大金刚”。这些汉奸便衣，依仗日寇势力，抓捕群众，敲诈勒索，开娼聚赌，制贩毒品。在太原广置田宅，三妻四妾，腰缠累累，人民对其恨之入骨。如陈国英（太原南郊同戈村人)，原是军阀孙殿英部的一个副官，专事制造贩卖毒品，一九三四年逃往东北，投靠日本关东军，后随军侵华来山西，以护卫日军宪兵大佐镰田有功，得镰田赏识，组织了“清水”工作队。吴国兴，河南安阳人，是太原大东关吴家花园的“二公子”，抗战开始参加李堂贵的土匪武装，后投降日军，投靠宪兵曹长雨宫，组成“雨宫”工作队。陈家声，安徽省人，是日寇大便衣陈宜斋之子，依靠日军与其父势力，横行太原东山，娶陈家峪曹宽之大女、二女为妻妾，霸占长江、山庄头土地百余亩，出门腰挂手枪，牵引狼狗，尾随打手，到处物索戟财，抓捕无辜。日军宪兵和这些汉奸、便衣，常以“通匪”（即八路军）罪名，大肆抓人。只要被抓入宪兵队，“住木笼”“灌凉水”受尽各种酷刑，最后不是喂了狼狗，就是折磨得快死时放出。人民提起宪兵队谈虎色变，人人畏惧，故人民对宪兵队称之为罪恶滔天。

警务厅是日伪山西省政府所设的一个厅，是日伪推行警察统治的指挥机构。从日伪推行“强化治安”运动以来，强化了警多厅，以日军一手豢养的汉奸王新崇（东北人）为警务厅长，杨裕福（东北人）为山西省会警察署署长。为进行经济封锁物资统制，在各级警察机构专设了经济科（系），在科的领导下又专设了经济检查班。在警察统治方面，加强户籍管理，城门、隘口的盘稽、检查，户口突查，戏院、饭馆、旅店、妓院的定期检查与突查。将警察权力提到极高的位置。日伪警察凭借日伪政权赋予的权力，横行霸道，作威作福，借物资统制之名，巧取豪夺，敲诈勒索。警官脚蹬马靴，腰挎洋刀，肩戴肩章，招摇过市。经济班以各种“罪名”检查商号，翻箱倒柜，任意抓人。而被人民群众称为“黑狗子”的警察，更是寻隙滋事，大发洋财。无怪乎当时一些趋炎附势贪图享乐的女人有一句话：“宁嫁日本警察，不嫁天津买客。”由于遭到警务厅陷害再无申冤之处，所以人民群众称“警务厅一手遮天”。

合作社是日伪的经济组织，本来是一般的商业机构。但是随着日军的节节失利，资源枯竭，加以推行“经济封锁”，以“物资配给”稳定人心。而合作社有着掌管分配物资的权力，因此身价百倍。合作社借物资统制之名，大肆掠夺物资，有的与大奸商勾结，囤积居奇，大发横财。依仗物资配给的权力，从中慰扣盘剥，中饱私囊，有的竟成了暴发户。当时太原流传的一首民谣：“夫子拜天坛（指伪联合准备银行票面的图案），五百顶一元(指伪币贬值)，撑死囤积汉，饿死公务员。”所谓囤积汉一般商民是不敢，也无力去干，只有那些依附敌伪势力的官商和汉奸，才能有此权力、财力，即合作社正是推行敌伪经济政策的机构，人民群众讥讽为“洪福齐天”。

急进建设团是日伪统治时，强抓壮丁成立的一支劳动部队。是伪政权第二任省长冯司直的一大“政绩”，是为讨好日寇，开发资源，支援侵略战争，邀功献媚的“杰作”。省级设有本部，道、市、县设有联队、大队、中队。以聂士庆为本部长，共征集壮丁数千人。这支劳动部队日人称为苦力。从事开矿、筑路、修桥、建筑等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以部队建制分别编为班、小队、中队、大队、联队，发给黑色制服。由于终年累月从事劳动，蹶起屁股干活。人民用“屁股朝天”形容这支伪军。后来由于兵源枯竭，这支伪军也被迫充当炮灰，编入了伪绥请军的建制。

新民会是日军侵略我国时，在其占领区为进行殖民统治，而扶持成立的一个吹牛宣传组织。在日军侵占一个地区后，进行宣传，建立日伪政权，吹捧“王道乐土”，宣扬“赫赫战果”。它的“业绩”，为日本侵略军赏识。在日伪统治区，省，道、市、县、区均设立有新民会，人民对所谓的“王道乐土”，认识到完全是胡说八道，涂脂抹粉；所吹捧的“大东亚圣战”与“赫赫战果”已证明完全是欺骗宣传。随着我解放区的日益壮大，八路军的节节胜利消息，铁的事实鼓舞着沦陷区的人民，而新民会靠吹牛皮、拍马屁的伎俩已为人民所看透。加上日寇在统治区依靠血腥镇压，特务统治，维持其苟延残喘的局面，依靠宪兵、警察、伪军、特务等机构，残害人民。这种局面当时任省新民会事务部长的瓮希圣亦哀叹新民会今不如昔，新民会的活动愈来愈不得民心，其人员只得按时上班，混日熬时而已。故人民群众说“新民会一天不如一天”。

公务员是日军占领区在各个机关，团体以及各种办事机构为日伪政权工作，而依靠薪金收入维持生活的广大职员。由于太原是日伪统治山西的中心，各种伪机关、团体甚多，而公务员形成一个阶层。这些人有些是忠于日伪的汉奸，而大多数是依靠微薄薪金度日的一般人员，这些人中有的具有一定的爱国思想；有的不满日伪的法西斯统治；有的对我党我军有一定认识，认识到拯救他们跳出水深火热的环境，只有依靠共产党、八路军，这是民族的希望；有的对国民党、蒋介石也抱有幻想。这些人有一定的文化，认识到日寇已走到穷途末路。对这一形势，又慑于日伪的淫威，只得找三五知已议论国事，谈论出路，闭门聊天。有一个清源籍伪职员给我讲了曾任清源县伪县知事梁晓峰的一首抒发个人感受的诗。我记得是：“昔日皇国做大夫（指在清朝时中过进士)，今日‘大夫’又‘皇国’（日本人称自己为皇军），‘皇国”、‘大夫’曾两度，奴隶、汉奸任人欺。”他说：“那些昏庸老朽尚知汉奸、奴隶的滋味，而我辈青年难道不知亡国之恨，民族之仇。”这些人在闲聊中对阎、日之间信使往还，传说什么朱绶光到大原，白太冲从中穿针引线，交城县长郝步庭、清源县长李其瑞都是阎锡山派来的，对日、阎勾结亦表示了莫大愤概。人民群众对这些职员阶层给以“闭门卿天”的概括，最为恰当。

日伪统治区的广大劳动群众，又生活的怎样呢？除了日军铁路的蹂躏，就是饱受各种特务汉奸机关的迫害、压制。以太原商号为例，凡不挂便衣流氓头子屠老五像片的，遭物索敲诈者一日数起。而要挂一张像，必孤开屠为师，三节两寿，逢年过节要送礼，各种名日办的红白喜事要送礼。居老五本来没有母亲，不知从那里弄来个老太缕，以母作寿抛索线财达银洋万余元。屠希太如此，而其他便衣头子也是一丘之貉，商号在如此盘剥重压下，一九四四年倒闭达150余户。至于广大工农群众，痛苦更不堪言。在经济统治下，领点为数不多的“配给”，加以物价飞涨，伪币贬值，连最低限度的温饱都无保证。特别是日本侵略者推行“毒化政策”，以日伪便衣特务，组成庞大的制毒贩毒网。人们染上这一嗜好，倾家荡产，卖儿卖女，沦落为“麻包太君”（没有衣服，披一条麻袋御寒)的不计其数，在冬季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遇上大风大雪天气，只有冻饿而死。一九四四年冬一场大雪，首义门外城壕边冻死三百余人。真是饿殍遍地，惨不忍睹。当时生活在太原的人民对日伪暴行痛恨至极，而对日伪的大逮捕，人人如坐针毡，朝不保夕。一九四四年秋，日军一四七九部队，在太原大搜捕，一夜扣捕无辜群众四百余人，在其报纸上大肆宣传是“中共地下组织，被我一网打尽。”实际都是普通百姓与下层公务人员。抓入一四七九部队后，硬逼承认与共党关系，闹出不少笑话。人民生活在这样环境下，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随时都有坐牢或杀头危险。人民的呼声：“老百姓叫苦连天”，正是出自心底的控诉。

(作者原在阎锡山特警宪指挥处工作、现任太原市吉祥生产服务公司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