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石一枫：《借命而生》反思人与命，《一日顶流》关注爱与怕

在刚过去的4月，作家石一枫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他的小说《借命而生》改编的剧集终于播出，另一件是，他的新长篇小说《一日顶流》出版面世。

在小说《借命而生》中，石一枫写了一个失意狱警杜湘东和逃犯许文革的数十年纠缠。

故事发生在1980年代末，渴望成为刑警的警校生杜湘东，无奈被分配到京郊监狱，生活如同一潭死水。逃犯许文革曾是一家国营机械厂的工厂子弟，因企图盗窃进口车发动机被捕。一次帮忙向外装货的间隙，许文革成功越狱。

追凶并不在杜湘东的权责范围之内，他却愿意自发追捕，最终功败垂成。时值世纪之交，在一日又一日世事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曾经的理想主义在杜湘东身上渐渐退潮。他开始允许自己在工作期间喝得醉醺醺，甘愿调到单位的闲职磨洋工。妻子在1980年代因为他持枪追捕逃犯的英勇行为嫁给他，却也在1990年代之后，因为生计，对渐显无能的丈夫多生怨怼。

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若干年后，流亡在外的许文革成为民营企业家，为了解决缠绕在身的法律问题，选择自首入狱。杜湘东仍将其视为仇敌，看不惯许文革在狱中受到的优待，故意查扣送进监狱的换洗衣物以及哮喘药品。但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那晚，杜湘东救下了因生意崩盘而选择自杀的许文革。

“他从来就不甘心当管教，一直想做个刑警，但直到今天才破获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桩案件——不是为了抓人，而是为了救人，救的还是他曾经最想抓住的那个人。”在小说结尾处，石一枫如此安排这一对失意者在大时代里的命运。

70后作家石一枫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生长在部队大院，曾在《当代》杂志工作多年。早年，他对王朔的“顽主叙事”推崇备至，那时的石一枫热衷写四九城里的痞子、混混，不止一部小说作品里的人物，启用《阳光灿烂的日子》主人公马小军的名字。

近些年，他开始用第三人称视角打量那些在北京奋力生活的本地小民和外来人口，比如热衷抢打折面包的“北漂”健身教练，与物业公司“斗法”的北京大妈……

转变来自于一种心态调整。“你别那么自恋，你不是个特殊的人，你的工作就跟工人、农民一样，人家种地打螺丝，你无非就是码字。你自己没什么值得过多表述的，能够调整心态，观察生活，然后推演逻辑，我觉得这对于作家是一个能力。”石一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作家石一枫。受访者供图

在2025年4月出版的长篇新作《一日顶流》中，石一枫聚焦一对相依为命的北京父子：儿子胡莘瓯和父亲蛰居在曾经的剧团家属楼，过着颇为边缘的本地生活。父亲沉迷网络世界，大门不出，胡莘瓯的人生也难称成功。因为一次直播，胡莘瓯意外成为顶流“求管哥”，为躲避汹涌而至的流量捕手，踏上逃离流量之路，也开始寻找失恋的心爱女孩。

小说从世纪之交的计算机“千年虫”恐慌写起，借此勾连几十年里，中国人的互联网生活史。石一枫回忆起千禧之交，“千年虫”所引发的“时间危机”，说那是“典型的世纪之交的气氛”。“现在看起来都是自个儿吓唬自个儿，自个儿给自个儿解闷儿。”

2025年5月6日，围绕着《借命而生》与新作《一日顶流》，石一枫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

写作要写出那个时代人的气息

剧集版《借命而生》中杜湘东（秦昊饰）和刘芬芳（钟楚曦饰）在跳舞。资料图

南方周末：小说《借命而生》的两个主人公：杜湘东，一个不太得志的狱警；许文革，严打时期被判挺重的逃犯。一些影视作品里，猫鼠游戏的故事模式其实挺多，《借命而生》处理的则是这两个人因为各自的机遇、困境，达到了某种共情。为什么会用这样一种情感去连接身份对立的两个人？

石一枫：猫鼠游戏是一个挺经典的文学故事模式，《悲惨世界》里，沙威一直追着冉阿让；美国有部电影就被译为《猫鼠游戏》，追逐和逃脱的故事很多，就跟爱情故事似的。但爱情故事反复写，能写出新意，不在爱情故事模式本身，而在于人和时代的关系。

我觉得杜湘东跟许文革俩人能从互相对立的状态，产生共情，还是因为他们的遭遇基本是一致的。

杜湘东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有英雄情结的人，最后消沉。许文革也是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都渴望实现自我价值，也坚信自己能实现，这是这代人的特点。某种意义上，他们俩是一种人，只不过杜湘东想当一个英雄警察，许文革想当一个依靠技术（发家）的资本家。那个年代的主流思想，（人）都是想有成就，但时代不会给所有人机会，他们恰好又都是被时代所耽误的人。

人世间的事儿，就残酷在梦想是少数人能实现的，这也是文学更应该关心的地方。

就这种关系，我觉得在追逃模式里，能写出新意来。要没有这个新意就不要写了。一优秀警察，靠聪明才智，福尔摩斯那一套终于抓住我们身边的坏人，没必要写。恰恰是（理想主义者的失败）这个东西里边，能写出那个时代的人的气息。这个关系还极其特殊，只有那个时代有。

南方周末：小说从1980年代末，写到2008年，这二十年里时代的变化剧烈。就像你小说写的，八十年代很多人推崇理想主义的生活，到了九十年代，私营经济兴起，对不少人而言，曾经的浪漫变成了一时糊涂。为什么想到要在这样一个小说里，去写他们的精神困境？

石一枫：我觉得小说就该写这个。这就是作家的工作。（如果）作家不触及你说的这层面的东西，我也觉得就不用工作了。

当然具体来说，触及那个时代，可能是包含一点对时代的总结。八十年代中国人活得更精神化一点，认为精神价值高于一切。九十年代，中国人发现，提高日常生活（水平），致富才是真的。但同时也伴随有个人的困境：没致富的人心里会不舒服。致了富的人也会想，好像人生变得没追求了，就这么点钱的事。

你会发现，大家都挺困顿、茫然，感觉自己活得太具体了，感叹英雄主义已经离自己远去，变成了庸俗的人。

《借命而生》剧照。资料图

南方周末：所以小说的结尾挺让人唏嘘的，杜湘东救下了要自杀的许文革，宏大叙事和微观命运产生了一种微妙的碰撞，写作时是怎么考虑的？

石一枫：因为这个小说想写的就是时代，那么一定要写这个时代的巅峰时刻作为背景。这也是必然的，雨果写东西经常选择法国大革命。当然了，写到大东西的时候，写法一定要落实到具体的人的身上，这些人是微观（意义）和宏观（意义）的结合。

我觉得许文革背负的宏观意义，应该是中国某一类商人的命运，或者说境遇。他们是从八十年代出来的，靠更传统的技术、实业来致富。在后来的21世纪之后，这样的商人也会被金融、房地产碾压，怎么做都不如人家大，还不断地被人家吸血。当然这个小说里面写得就更极端一点，他直接被人玩进去了。

当然更多的是，他和时代战斗了，一度取得了胜利，但最后还是失败了。救了他的恰好是他的对手，（小说的）戏剧性强就强在这儿了。

南方周末：其实在这个小说里，你在处理杜湘东这个人物的时候，中后期把他写得有点颓，甚至灰。你对这个人物抱有什么样的情感态度？

石一枫：我觉得就把他看成一个普通人，曾经有英雄主义理想，然后消沉。虽然消沉，但又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是非观。我觉得当一个合格的普通人也有门槛，合格的普通人无非就是在消沉的时候，也不放弃是非观。

包括他后来比较颓、酗酒，我觉得正常。人家受那么大苦，你还要求他成天绷着，我觉得这对一个人的要求太高了，我不忍心这么要求自个儿笔下的人物。

爱和管，中国人有时分不开

《借命而生》剧照。资料图

南方周末：幽默和调侃是你作品的一个特色，但为什么有时候看完你的小说，琢磨起来总感觉你的底色特别悲观主义？

石一枫：我倒不觉得我本质上是个乐观还是悲观的人，人都有乐观和悲观的时候，不能说这人本身是一个什么人，而是他能不能多想一步。往往多想一步，你会发现乐观的事，它的底色都是悲观的。但是悲观的底色，也经常是乐观。

南方周末：你的新长篇《一日顶流》最近也出版了，讲的也是一个不甚成功的北京本地年轻人，成为顶流“求管哥”的故事，现在互联网造“哥”“姐”的速度很快，为什么想到把一个年轻人放在这样一个流量汹涌的语境里，展开他的奇遇？

石一枫：我觉得首先是我想写一个更当下的人。杜湘东是我的上一辈人，他在八十年代度过青年时代。（《一日顶流》的主角）胡莘瓯比我还要小一代，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度过他的青年时期。

你也知道今天这个时代，人在生活里面会出现哪种巨大的戏剧性。像《世间已无陈金芳》（石一枫著，2016年出版）那样的作品，戏剧性往往跟成功或者不成功有关。她发财了就成功了，失败了就变成穷光蛋了。更年轻的人可能不是这样，他生活里边没有突然暴富的机会，也没有那么强的愿望，有地儿住就得了，什么事都看得挺开的。生活里可能是另一些戏剧性了，比如说在网上突然红了，或者说和一个网友失散了。

其实《一日顶流》最早想写的就是一个人丢了他的邮箱密码，后来念头逐渐膨胀、扩大，通过邮箱的缘分，可以写到整个互联网生活，写到虚拟世界，人工智能种种，可以形成一个中国人的互联网生活史。

南方周末：小说写到了中国人使用互联网的历史，但胡莘瓯对“爱”，对“人的情感连接”的追索，也构成了小说一个重要的线索，比如，他会担忧爱的态度够不够郑重，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关于流量时代的故事里，要探索“爱”这么一个古老的话题？

石一枫：小说都有几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故事，或者人物层面。然后还有时代、社会层面——对时代、社会完成什么反应或反思？还有一个层面是抽象层面，需要探讨一些更抽象、普遍的问题，可能进入哲学领域了。

《借命而生》里，那种抽象层面的东西，是人与命运之间的关系。但《一日顶流》触及抽象层面的东西，也就是对爱的思考，对怕的思考，包括对人的思考。

南方周末：小说里，胡莘瓯对“管”有情感上的需求，他母亲很早去世，情感上缺失一块。你小说里写了一个细节：胡莘瓯小时候，爸爸带着他出去，车颠的时候把他颠下去了，他就在路边一直等，以为爸爸会来找。结果越等，越来越恐惧，导致他对爱的理解，从此以后变成了“有人管”。原生家庭塑造了一个人对“爱”的理解，这是你在这部小说里想要传达的吗？

石一枫：这可能是中国人对于爱的独特的认识。前一阵我跟人艺的编导团队聊这个小说，他们也聊到这个问题，就是爱、管、怕之间的关系。

胡莘瓯从小没妈，所以缺爱，但他又把管当成了爱，觉得爱就是有人管。但是“管”有两个意思，有照顾的意思，也有管制的意思，你得同时接受照顾和管制，这是矛盾的地方。

我觉得不光是胡莘瓯，中国人可能都有这个劲儿。你看哪儿有人去世之后，哭得最惨的孝子孝女，说的不是“我亲爱的祖父”，他说，以后谁来管我呀，我可怎么办呀。

中国人经常把管当成爱，把爱当成管。家长经常对孩子说，我管你，是因为我爱你，这么解释自己的管制。孩子当然不屈服于管制，但没人照顾他的时候，他也急：你怎么不照顾我呀？

爱和管，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分不开，这里边也产生很多矛盾。也不好说它是对的还是错的，我们想事就会这么想。

我现在不对它做价值判断，我们民族就这特点，爱和管分不开。说白了你跟单位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如果）单位给你发苹果了，你（可能）觉得这单位挺好，是爱我的。但（如果）单位天天让你打卡上班，这就是一种管制。

南方周末：你写过去的网络论坛时代，类似于互联网的挽歌，有很怀旧的气氛。

石一枫：写一个长时段的东西，一定是有挽歌。写一个时代的逝去，一定是挽歌。对于小偷来说，写到中国人都开始用电子支付了，对他也是挽歌。BP机也是挽歌，论坛那个形式也是挽歌，现在汽油车也快成挽歌了。

南方周末：小说里还写了一个机器人小沙弥，一个类似超脑的存在，他的系统里存储着过去互联网社区、论坛的所有资料，像“存储一个逝去时代的标本”，所以给人以强烈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无异于佛，这种对于不确定性的感受，也来自当下的情绪吗？

石一枫：当然是有。现在说起来，佛比人高就高在他什么都知道，看得比我们要远。但是对于“慧行”这个人工智能而言，他的全部世界就是当时的论坛。这个论坛只要数据在，他就什么都知道，所以他跟佛没有什么区别，这个是小说里的解释。

当然当时的设想，写的是一群人在（与世隔绝的岛上）修行，但人都没有成佛，成佛的是这机器。这个也是这小说里的一个想法，也是对人工智能的一点想法。

“我喜欢没有定论的东西”

北京的秋天。视觉中国丨图

南方周末：你的小说常被放到京味文学的脉络里去，有人说，石一枫早期的小说里，插科打诨的东西直追王朔，到了后期，就转向了京城平民故事，风格上偏向老舍，这种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石一枫：中期（笑），刚多大岁数，还没到“后期”。

王朔的作品攻击性更强。他带刺儿，真要扎人。当然他扎的那个人也相对固定，体制内人士、知识分子，别的他也不扎，他不扎老百姓。

年轻的时候肯定是更喜欢锐利的风格，现在岁数一大，以前看不上的人，该看不上还看不上，但是更多的是有体谅。体谅的幽默感是老舍的特点。刘恒也有这个特点，你看他写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但我觉得未见得全是年纪的原因。你烦一个人有时候跟价值观有关系，或者跟他离你远近有关系。你想写的人群变多了，未见得对他的态度就只有喜欢或者不喜欢。你会发现对他的态度其实有时候更平和，也更复杂了，所以就向老舍那种调子偏了。

南方周末：你以前小说里的小“顽主”和王朔那个时代的顽主应该差别还挺大的吧？

石一枫：王朔那代人经历过“文革”后期，社会环境比较混乱，他们那一代大院子弟，有他们的特点。比如说人家小孩都得去上山下乡，他们就能当兵去。

我记得以前王小波专门写过一个小说，《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马小军还在北京追女孩，他就写另外一个叫马小军的人，不是大院子弟，就到乡下去了。在那推车，特苦。那代大院子弟有他们的特殊性，我们这代大院子弟就没有了。

现在你甭管怎么着，你都得考大学，这和城市里的大多数年轻人没什么区别。所以大院子弟相对的特殊性没那么强了，我觉得就变成普通人了。

南方周末：《一日顶流》离当代生活很近。一些老一辈的作家、评论家会有一种观点，创作要有意识和当下生活保持距离，有时候距离太近反而看不清，可能要过了很久之后，才能意识到它的本质或核心，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石一枫：作家跟作家不一样，对于我这种作家来说，越近可能还越好。越近的东西越没有定论，我喜欢没有定论的东西。一个事一旦远了，它就有定论。一旦成了定论，无非就是这个定论对与错，翻来翻去了。一会儿这边对，一会那边对。

近的东西没有定论，就需要你去想。我也不希望它形成定论，也不指望我给出答案。我想做的，能比别人多想一点就行了，我就挺满足的。

南方周末记者 潘轩 南方周末实习生 马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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