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我就是这一辈子没有嫁出去”

本书于《作家文摘》2833期开始连载

这叫我去问谁呢？

文 | 张冠生

“圈外人语”

费孝通留意、思索的问题，从柴米油盐到人类命运、宇宙演化，从家乡江村到无穷的远方，从定西老农到无数世人，无不蕴含着这位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怀和寄托。费孝通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留下的八九千个问题，看一遍，或看一半，哪怕只看十分之一，也能有所领悟。

1911年，杨纫兰怀抱刚满8个月的费孝通，其余四人左起依次为长子费振东，次子费青，女儿费达生，三子费霍

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发现、提出、分析、解说、反思，贯穿费孝通学术生命始终。他素来视民如伤，学术为本，实证为法，躬身田野，如实记录，为当局者做“善谋”，摆事实，讲道理，出主意，想办法。为此，承平日子里，他甘于吃苦，风餐露宿。山雨欲来时，他不避风险，廓然大公。残酷打击中，他逆来顺受，保持思考。一旦有条件恢复正常生活和学术研究，他顾不得回味酸苦，立即回归田野，回到民众生活中，为他们提高生活水平做调查，写文章，提建议。从1980年“改正”，到2003年年底住院，费孝通以老迈之身不停奔波了23年。费孝通一生劳作，记录于16卷本《费孝通文集》代表的等身著述，也有到老未曾化解的心底遗憾。他始终没有感受到他期盼的、他应得的历史信任。

费孝通在东吴大学时任学生会秘书、校刊通讯秘书，图为费孝通（右二）与校刊同事合影

费孝通有足够的参与热忱，却碰上意外的冰凉。他说自己“和‘正道’格格不入”，“入不了世人所规定下的圈子，不能甘心在别人划下的框框里做个顺眼的角色，成了圈外人物”。

费孝通王同惠结婚照

1998年9月20日，在苏州南园宾馆，费孝通又说起“圈外”话题。他说：“我就是这一辈子没有嫁出去。‘圈外人语’，这个话意思很深。我一辈子没有进圈子。唱戏要有台子，我没有，只是清唱。清唱一生。别人不为我搭台子，我自己搭。搭来搭去，快搭好了，别人就拿去了。”

这种经历，费孝通平时不大往心里去。到了生命终点，蜡炬成灰，一生难消的隐痛浮上心头，应是人之常情。他不是过不去，只是想起了。

1991年，费孝通在河北广宗大东村农民家了解竹帘生产情况。图片来源于中国民主同盟网站

1993年，费孝通（左一）、高天（左二）在河北沧州实地考察黄骅港建设

属于个人际遇的，放不了的也还是要放了。属于公众事务的，放不了的还是放不了。比如，社会学的学科发展，人类学的普世使命。费孝通放不了，还有自责。他说：“我写了这么多年，60多年，好像还只是在表面，不是深层的。深一层的东西还不敢碰它，适可而止了。超过了当时的文化高度，人家也不能接受你的东西。”

孤独感一直默存于心

费孝通的孤独感，很早就有，很少流露。1936年，他在江村做调查时，曾在《江村通讯》最后一篇中说：

读龚定庵的《书金伶》，竟使我有些害怕，曲之高者，真不是闹着玩的。话说得太远，没有经验过的当然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若是本领更强的或早已超过了这种境界，只有在这边际上的人物才会觉到这种情绪，不幸的就是我老是在“边际”上过活着！

1957年，费孝通重访江村

这段文字，是费孝通孤独感的早期表达，也是他一生总在“圈外”的预言。从他带着江村调查资料到英国，到他1938年完成博士论文，马林诺夫斯基为这篇论文写下序言，再到1996年费孝通重读这篇序言，其孤独感一直默存于心。

《江村经济》英文和中文初版本

蓄之既久，不妨最后一说。费孝通在长文《重读〈江村经济〉序言》最后一节说：

马老师在《江村经济》的序言里实际上已经点明，介绍我时首先他说我是“中国的一个年轻的爱国者”，他同情我当时关心自己祖国“进退维谷”的处境，更同意我以我这个受过社会人类学训练的人来进行为解答中国怎样适应新处境的问题。从这一点出发我提出要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文化的志向，为此我走上了这一条坎坷的人生道路，一直坚持到暮年。实际上，真正了解我学人类学的目的，进入农村调查工作的，在当时——甚至一直到现在，在同行中除了马老师之外，为数不多。我在西方的同行中长期成为一个被遗忘的人。我有一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自称是被视为在这个学术领域的一匹乱闯的野马。野马也者是指别人不知道这匹马东奔西驰的目的何在。其实这匹四处奔驰的野马并不野，目的早已在60年前由马老师代我说明白的了。

1996年，费孝通第19次察访江苏吴江开弦弓村（即江村）农民的家庭工厂

最后的话

2003年年底，“乱闯的野马”跑完全程，住进北京医院。

费孝通晚年依然不辞辛劳地在乡村考察

费孝通生命最后一段时间中，从学术角度和他接触较多的是潘光旦的女儿潘乃谷教授。潘乃谷说：

2003年10月，可能他自己感到再出去开会和大家交流已不容易了，所以嘱咐我把他的所思所想记录下来……我协助他整理了四篇简短的信件和书面讲话。它们是：《老来还是要向前看》《给南京纪念“小城镇大问题”发表20周年座谈会的信》《给“第八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的信》《在纪念费孝通教授“小城镇大问题”发表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现在他走了，回过头来重读它们，才领悟到这就是费先生最后想要和我们说的话。

1943年3月，在费孝通一生学术研究高峰期，在昆明呈贡古城，他为《生活导报》写《鸡足朝山记》末篇，最后一句是：“这叫我去问谁呢？”这是费孝通当年自忖，也适用于他2005年4月24日往生之前最后一瞬。

费孝通、孟吟夫妻和潘光旦（右二）、吴文藻（右一）

1928年，费孝通自问：“何怪乎在我生命道上会有重出无穷的荆棘怪兽来阻我吓我呢？”何其准确的预感。

2005年的早春，荆棘，怪兽，阻，吓，都已远去。费孝通日趋安静，得大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