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终战诏书”:真让日本人降伏了吗?

发布时间:2025-06-10 23:28  浏览量:4

在2025年——日本战败80周年的特殊时刻,回顾1945年那段历史,尤其是日本天皇裕仁先后发布的两份内容迥异的“终战”相关诏书,可以深刻地揭示出日本在宣布投降时的复杂心态,以及被官方叙事所塑造的历史。正如您所指出的,这两份诏书在措辞上的巨大差异,特别是对“投降”一词的回避与最终写入,反映了日本从试图保留颜面、模糊战败事实到最终被迫彻底承认无条件投降的转变。

1945年8月15日,日本民众通过广播听到了天皇裕仁的声音,即所谓的“玉音放送”。 这份《大东亚战争终结之诏书》(通称《终战诏书》)虽然宣告了战争的结束,但其文本经过精心设计,刻意回避了“投降”或“战败”等字眼。

诏书的核心内容是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 《波茨坦宣言》的第十三条明确要求“日本国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 因此,接受宣言在法理上等同于无条件投降。然而,诏书的行文却极力将此举措描绘成一种主动、甚至是为世界和平着想的“圣断”。

诏书的措辞与心态分析:

模糊“战败”事实: 诏书声称,当初对美英开战是出于“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将侵略战争正当化。 它完全没有提及日本的战争责任,反而谴责敌人使用“残虐之新型炸弹”(指原子弹),导致无辜民众的伤亡,将自己塑造成受害者形象。维护“国体”与天皇权威: 诏书强调“朕深鉴于世界大势与帝国现状”,将终战决定归于天皇的“非常之措置”,是为了“保全亿兆赤子”、“为万世开太平”。这种叙事方式旨在维护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和“国体”(以天皇为核心的国家体制),将战败的责任与天皇切割。使用“终战”而非“败战”: “终战”一词意味着战争自然结束,而“败战”或“降伏”(投降)则直接承认了失败。这种措辞的选择,反映了日本当局力图在国内民众面前维持国家最后的尊严,避免因承认彻底失败而引发更大的社会动荡和对现有体制的冲击。

这份措辞暧昧的诏书,加上其诘屈聱牙的文言文,使得当时很多普通民众甚至未能完全理解其真实含义,只知道战争结束了。 然而,这种试图粉饰战败、逃避责任的做法,很快便引发了盟军方面的不满。

由于8月15日的《终战诏书》并未在法律和程序上完成投降手续,且其回避“投降”字眼的做法遭到舆论谴责,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要求日本方面必须以更明确的方式,毫无保留地履行《波otsdam宣言》。

于是在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投降签字仪式的当天,裕仁天皇发布了另一份诏书,即《降伏文书调印に関する诏书》。 这份诏书的内容,正如您所引述,与前一份截然不同:

“朕业已受诺昭和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美国、中国、英国三国政府之首脑于波茨坦发表,而后由苏联参加之宣言所揭载之各款项,对于帝国政府及大本营于由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指示之降伏文件,代朕签字……”

诏书的转变与历史真实:

明确写入“降伏”: 这份诏书不再遮掩,而是明明白白地使用了“降伏”(kōfuku)一词,意即投降、屈服。 这标志着日本在法律意义和文字表述上,都正式、清晰地承认了无条件投降。这份文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投降诏书”。命令履行投降条款: 诏书的目的是命令以重光葵为首的政府代表和以梅津美治郎为首的军方代表,代表天皇签署投降文件,并命令全体军民“立即停止敌对行为”,切实履行投降条款。权力移交的开始: 诏书承认天皇及日本政府的统治权力,将“置于联合国最高司令官之限制下”,这从法理上确立了盟军占领的开始。

关于您提到的国立公文书馆只有8月15日诏书的高清文件,而没有9月2日诏书的高清文件,这一点确实引人深思。根据调查,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和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实际上同时保存着这两份诏书的原件。 国立公文书馆也确实会定期特别展出8月15日的《终战诏书》原件,并将其作为重要的历史事件进行宣传。

这种在公开展示和宣传上的差异,可能并非是技术或保存问题,而是一种历史记忆的选择性建构。

8月15日:国民情感的“终战日”: 对日本国内而言,8月15日的“玉音放送”是国民共同的历史记忆,是战争苦难结束的情感转折点。将这一天定为“终战纪念日”,并反复强调《终战诏书》,有助于强化一种“是天皇陛下结束了这场悲惨的战争”的集体叙事,从而淡化“战败”的屈辱感。9月2日:不愿被铭记的“投降日”: 而9月2日,是日本在全世界面前正式签署投降文书、承认彻底失败的日子。这一天更多地体现了战败国的地位和被占领的开始,是日本右翼势力和民族主义者不愿正视和提及的一页。因此,在官方的宣传和国民历史教育中,其重要性被人为地降低了。

总而言之,从8月15日回避“投降”的《终战诏书》,到9月2日直陈“降伏”的命令文书,这两份文件真实地记录了日本从顽抗、挣扎到最终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投降过程。这种措辞的转变,深刻反映了当时日本领导层试图维护天皇权威、保留国家体面和模糊战争责任的复杂心态。时至战败80周年的今天,重新审视这两份诏书的差异,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社会至今仍在持续的关于“终战”、“败战”和战争责任的争论,以及其背后被选择和塑造的历史记忆。

附:9月9日与中国签署投降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