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于阗国（中）：传丝公主、犹太商信揭开的唐代军镇之谜

#我的宝藏兴趣#于阗是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一个古代王国，其核心区位于今新疆和田地区，包括和田、皮山、墨玉、洛浦、策勒、于田、民丰等地县市。于阗的鼎盛期可分为两个阶段，与丝绸之路的兴衰密切相关。

据《汉书》《后汉书》《大唐西域记》以及藏文佛教典籍《于阗国授记》等文献的记载，公元前2世纪左右，尉迟氏建立了于阗国，从此“奕世相承，传国君临，不失其绪”（引用《大唐西域记》），前后延续了近1300年。公元前60年，匈奴势力被逐出西域，汉武帝设立西域都护府后，于阗被纳入西汉建制，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于阗迎来了第一次繁荣。

于阗鼎盛时期的疆域

东汉初期，于阗虽被邻国莎车短暂吞并，但贵族广德于公元61年攻灭莎车成功复国，并兼并扜弥、皮山等国，形成“从精绝西北至疏勒十三国皆服从”（引用《后汉书・西域传》）的局面，成为与鄯善、龟兹并列的西域大国，控制着玉石贸易和佛教传播，与北魏保持友好关系。南北朝时虽常受柔然、吐谷浑侵扰，但仍保持独立性。公元640年，唐太宗在西域设置安西都护府，648年又设置于阗、疏勒、龟兹、焉耆等安西四镇，丝绸之路再次畅通，于阗迎来了第二次繁荣。

公元644年，于阗迎来一位尊贵的客人，他便是取经东归的三藏法师玄奘。玄奘在公元627年西去时，因边患未靖，朝廷禁止百姓私自出关。他为求佛法真谛， “冒越宪章，私往天竺” ，毅然踏上偷渡之路。经过数月跋涉，来到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国。高昌国王麴（qū）文泰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听闻玄奘抵达，以 “法师坐金狮子座，王及群臣、夫人、采女，皆席地焚香，恭敬聆听” 的高规格待遇接待玄奘。

影视作品中的玄奘

麴文泰希望玄奘留在高昌弘法，但玄奘以 “绝食明志” 表明西行决心。最终两人结为兄弟，麴文泰派军队护送玄奘继续西行，并约定取经归来，玄奘再返高昌弘法。644年东归时，玄奘到达于阗，准备到高昌践行“兄弟之约”，但听到了一个噩耗，麴文泰因阻绝西域诸国去大唐朝贡，高昌在640年被大唐攻灭，麴文泰也在忧惧中去世。

由于当初是偷渡出境，玄奘不确定朝廷是否会原谅他私自出关行为。加上听闻兄弟离世的消息，他需要一段时间调整心境，于是在于阗停留下来。他将自己的取经经历简要写成一篇奏表，托人带往长安，向唐太宗汇报行程，并表达 “愿得生还，复睹天日” 的愿望。

在数月的等待期，玄奘深入于阗各城邦讲经说法，与当地僧侣充分交流佛典、教义，不仅强化了于阗在西域佛教中心的地位，而且对这个千年王国有了充分的了解。因此在贞观二十年（646）完成的《大唐西域记》中，于阗国的内容占据相当大的篇幅，对于阗的地理、物产、传说等方面均做了较为详实的记录。而《大唐西域记》也因此成为世界各国研究于阗以及西域、古印度、中亚历史的主要参考资料。

和田约特干故城中的玄奘雕像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斯文・赫定、斯坦因等西方探险者涌入和田地区“寻宝”，其中斯坦因盗取的文物数量最多。1896年初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和田北部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发现了一处被沙丘掩埋的废墟，因废墟上随处可见的竖立木柱形如象牙，当地百姓称之为“丹丹乌里克”，维语意思为“象牙屋”。丹丹乌里克遗址位于策勒县达玛沟乡政府驻地东北120公里处的沙漠腹地，东距克里雅河35公里。遗址南北长10公里，东西宽3公里，位于一沙山环绕的狭长地带。干涸的克里雅古河道自南向北贯穿而过，主要遗迹集中在河道南部。

1900 年冬，斯坦因闻风而至，对丹丹乌里克遗址展开大规模盗掘。他在《沙埋和田废墟记》中描述：“这是一座被流沙掩埋的失落之城，遗址散布于沙丘之间，建筑多为木框架结构，墙心以树枝和苇草编织，表面涂覆胶泥”。此次盗掘中，斯坦因劫掠了 17 处建筑遗迹（编号 D.I-D.XVII），将大量文书、壁画等中国文物运往大英博物馆等地。其粗暴剥离壁画、严重破坏遗址的行为，本质是殖民主义对文明遗产的掠夺，至今阻碍着于阗研究的完整性。

斯坦因盗掘过的丹丹乌里克遗址的回字形佛殿

得益于干燥环境保护，许多夹杂在废墟中的木牍、纸页手稿等得以较好保存。斯坦因发现的文书涵盖汉文、于阗文、佉卢文、犹太-波斯文等6种语言的文书，印证了于阗是佛教东传中转站与丝路枢纽的多元文化背景。汉语为西域通用语；于阗文由古印度的婆罗米字母拼写本土语言形成；佉卢文、藏文等则随政治变迁渐次出现在于阗；犹太-波斯文则是往来于丝路的商旅使用语言。

出土文书分为行政法律、宗教社会等四大类。其中文书《大历十六年借贷状》内容为百姓状告他人借驴不还，时间是大历十六年（公元781年）二月六日，文末标注 “桀谢百姓”。另一出土于该遗址的文书《唐大历三年三月典成铣牒》（编号Hedin 24）大意为：“六城州杰谢百姓因无力缴纳赋役，提交于阗文减免申请书，经镇守军典吏（低级事务官）成铣译为汉文，在大历三年（768年）上报”。两份文书中都出现了 “杰谢”（即 “桀谢”）地名。张广达、荣新江等学者结合史料记载认为，“杰谢”是丹丹乌里克遗址在唐代的名字，是六城州下辖的杰谢镇。

《大历十六年借贷状》

此外两位学者合著的《8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初的于阗》一文中，整理出了D.V.号房址主人“思略”（于阗文作Sīdaka）的事迹。斯坦因挖出的与思略有关的文书共有12份，思略原是当地的一名贵族，建中元年（公元 780 年）升任“乡头”（类似现代的乡长），5 年后他又兼做“萨波”（Spāta），也称军将，其职责涵盖治安防御、赋税征调及纠纷调解等，成为唐代蕃汉共治的缩影。

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上元二年（675 年）在于阗设毗沙都督府，下辖十州，其中 “六城州” 为北部行政区划。《资治通鉴》记载，长寿二年（692 年）武则天向西域增兵三万，分驻安西四镇，防止突骑施汗国和吐蕃的骚扰，于阗镇由此强化军事职能，杰谢乡因驻军而升级为 “杰谢镇”。

2007年至2011年考古队在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了城垣、官府衙署、佛寺、民居、冶炼窑炉等遗迹，初步探明遗址南北长4400米、东西宽3300米。2025年，又通过无人机航拍等手段在遗址上发现了直径约80米的圆形古城，可能为当时的驻军据点。城址外围分布农田和灌溉沟渠，表明该遗址是一座繁荣小镇。

Hedin 24号文书《唐大历三年三月典成铣牒》

杰谢镇由于阗镇守使统辖，后者又受四镇节度使（驻龟兹）节制。作为安西四镇的前沿据点，杰谢镇承担着屯垦戍边、保障军粮供应，通过烽燧系统与于阗镇、沙州（今敦煌）等上级机构联络，监控吐蕃动向、保障丝路贸易畅通等职责。唐代在于阗等西域地区实行 “蕃汉共制”治理模式，通过思略这样的当地贵族管理民事，唐朝驻军负责军镇安全，双方通过汉语、于阗语文书联合行政实现协作。而同时期阿拉伯帝国在中亚推行“迪万”财税制，仅征收重税而不参与地方建设，与唐廷赋役减免的人性化治理模式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治理模式不仅维持了边疆稳定，更促进了民族融合。

除了官方文书外，还有用梵文、于阗文、佉卢文书写的佛经，以及汉文书写的佛教仪式和僧团管理的文件、私人书信等。其中一件僧团管理文书中提到了“护国寺”，可能是斯坦因清理出的那座回字形佛殿所在的寺院。从“护国寺”寺名看，这是一座汉僧主持的寺院，表明唐代汉传佛教也在于阗传播。

私人信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编号为D.001的犹太-波斯文信件。这是公元8 世纪，一位在于阗经商的犹太人从杰谢镇写给塔巴里斯坦（今伊朗北部）雇主的信件。信件用希伯来字母拼写的波斯语书写，被称为犹太-波斯文（Judeo-Persian）。内容涉及贸易纠纷、酬劳拖欠及同行竞争等内容。这是犹太商人在华贸易的最早实证。

编号为D.001的犹太-波斯文信件

犹太-波斯文是可萨汗国的特有文字。可萨汗国原是西突厥分支，公元6世纪末脱离突厥控制，西迁伏尔加河下游，与部分匈人、阿兰、斯拉夫等族群融合建立强大的游牧汗国。7-8世纪，他们击败保加尔、格鲁吉亚、花拉子模等邻国，疆域东至哈萨克斯坦草原，西抵第聂伯河，南达里海，成为拜占庭与阿拉伯帝国间的缓冲势力，控制着丝绸之路北道的贸易。其首都伊铁尔（Itil，今址不详）是连接拜占庭、阿拉伯帝国与中国的国际贸易枢纽。由于被征服地区的多个族群使用波斯语，所以波斯语成为可萨人使用最广的语言。

可萨汗国的繁荣吸引了大量来自西亚的犹太族群迁徙至此。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在著作《道程及郡国志》中明确提到，8 世纪时部分犹太商人经可萨汗国前往中国经商，而 D.001 信件的时间（约 718 年）与可萨汗国犹太化进程的时间线高度吻合，暗示写信者可能是可萨汗国的犹太商人。

可萨汗国在 740 年左右皈依犹太教，成为中世纪欧亚大陆唯一以犹太教为国教的政权。这一事件被阿拉伯史家马苏迪、拜占庭文献《帝国的统治》及犹太文献《可萨书》（Kuzari）等多方文献记载。皈依后，可萨汗国成为犹太商人的重要庇护所，吸引了更多的犹太族群加入，从此他们使用希伯来字母拼写波斯语，犹太-波斯文成为其特有的官方语言。

鼎盛时期可萨汗国的疆域

丹丹乌里克文书是丝绸之路多元文明互动的缩影，其学术价值早已超越国界，成为多国学者共享的研究资料。张广达和荣新江等学者通过文书研究，重构了唐代西域的军政体制和民族关系，使中国学者在 “西域学” 研究中有了更多的话语权。

除了文书，斯坦因带走的文物中还有两幅珍贵的木版画和一幅精美的壁画。其中壁画《龙女图》切割自回字形佛殿墙壁。壁画主体为一半裸女子站立在莲花池中，左边有一骑马男子和孩童相伴，背景处有一佛陀。壁画将于阗画派的凹凸画法和唐代的工笔画法相结合，将龙女丰腴婀娜的体态，线条柔美的身姿展露无遗，兼具印度佛教“那伽”蛇身元素与中原唐代仕女画特征。

所谓“凹凸画法”起源于古希腊、罗马的写实绘画，公元前4世纪随亚历山大东征军传入犍陀罗地区后，与佛教题材结合，形成了独特的 “犍陀罗艺术”画法，通过深浅色块表现衣褶的立体感，以色彩阴影突出五官的结构轮廓，被称为“凹凸画”。魏晋时期南北朝时期凹凸画随佛教传入西域，在龟兹的克孜尔石窟留下了1万多平方米的奇绝壁画。

克孜尔石窟于阗画派留下的壁画

初唐时，于阗画家尉迟乙僧将凹凸画法推向高峰，他以唐代工笔画的细劲线条勾勒人物轮廓，以浓淡、明暗不同的矿物颜料晕染人物的服饰、肌肉、五官，强化立体光影效果，使于阗画派独树一帜。这种“线描加晕染” 手法被称为“屈铁盘丝” 之法，《龙女图》就运用大量的“屈铁盘丝”技法，突出了女性的曲线之美。（关于于阗画派的影响在龟兹篇章中还会详细讲述）。

龙女的故事在《大唐西域记・瞿萨旦那国》的《龙鼓传说》条目有对应的记载。相传于阗国东部有大河名为东河，当地百姓利用河水灌溉农田。突然有一年东河断流，国王深为怪异，询问驾前罗汉僧：“（东河）今忽断流，其咎安在？为政有不平，德有不洽乎？”罗汉回答：“大王治国，政化清和。河水断流，龙所为耳。宜速祠求，当复昔利。”

《龙女图》壁画照片

于是于阗王在东河畔修建龙神祠日夜祭拜，忽有一女子凌波而来，对王国说：“我夫早丧，主命无从。所以河水绝流，农人失利。王于国内选一贵臣，配我为夫，水流如昔”。于是有一英俊潇洒，风度翩翩的年轻臣子毛遂自荐，入赘龙宫。入赘那天“举国僚庶，鼓乐饮饯”。臣子骑乘白马，与王辞诀，敬谢国人。只见他挥鞭劈开河水，骑马进入龙宫。片刻后东河水恢复流淌，白马浮出水面，背托一面旃檀大鼓，并附有一份书信。书信是龙女所写，对国王为她选出优秀的夫君表示感谢，并赠送预警的旃檀大鼓作为礼物，叮嘱要将龙鼓悬挂在都城东南，“若有寇至，鼓先声震”。

壁画描述的正是“龙女索夫”的故事，画面左侧的骑马男子代表了入赘臣子，孩童则是两人的子嗣。故事中的东河龙女在《于阗国授记》以及其他敦煌文献中也有提及，名字叫做“钵陀”。其原型为印度佛教中的“那伽”（Nāga）女，是人头蛇身的水神，掌管财富和水资源，性格暴躁，常常带给人类灾难，“东河断流”就是其暴力一面的表现，反映了古代西域“水神主宰自然”的原始信仰。

印度影视剧中的那伽女形象

龙作为水神，是中原特有的信仰，佛教东传于阗后，当地将中原的“龙”与古印度的“那伽”相结合，塑造了“龙女”这一形象。而暴躁的龙女被赋予了善良的一面，向人类表达婚姻诉求，本质上是中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体现，是文化交融的象征。玄奘以严谨的史家笔法记录了这一传说，当地的画师以细腻笔法将故事留存千年，既保留了西域原始信仰的鲜活样态，也通过佛教视角讲述其中国化的进程。熟读《大唐西域记》的斯坦因将其命名为《龙女图》。

木版画《传丝公主》则讲述了丝绸技术在于阗的起源，对应了《大唐西域记・瞿萨旦那国》中的《麻射僧伽蓝及蚕种之传人》条目。木版画中央是一盛装贵妇坐于长条案桌旁，两边各有一侍女跪坐，背景有一四臂护法神。其中左侧的侍女手指贵妇高耸的发髻。案桌左端的竹篮盛满球形之物，斯坦因认为是蚕茧；右端是木制的工具，他认为是“撑满经线的织机”。

《传丝公主》木版画

传丝公主形象

故事讲述于阗原来没有桑蚕，国王派使者前往东国求取，但东国国君“秘而不赐”，并“严敕关防，无令桑蚕种出也”。于是国王另想办法，“卑辞下礼，求婚东国”，东国君主答应将公主嫁给他。国王让迎亲使者提前恳求未来的王妃将蚕种带入于阗。公主无奈，只好将“桑蚕之子，置帽絮中”。经过关防时，巧妙躲过了东国将士的搜查，于是桑蚕传入于阗。东国公主带来的不仅有蚕种，而且还有桑树种子与丝绸纺织技术，从此于阗的丝绸也成为罗马贵族的奢侈品。百姓们生活富裕了，没有忘记东国公主的功劳，将她亲切的称为“传丝公主”，并且修建“麻射僧伽蓝（寺庙）”纪念她。画中的侍女手指贵妇发髻，表示蚕种藏在发髻中。

故事中的东国有人认为是中原王朝、也有人认为是临近的鄯善，笔者认为可能是河西走廊的割据政权。同样的故事在《于阗授国记》中也有记载，而且更加具体，娶东国公主的是于阗第十代王尉迟舍耶。由于早期于阗王的记载比较散乱，且存在译名差异，导致其世系模糊不清、存在较多争议，对尉迟舍耶的在位年代、具体事迹都没有清晰的描述。我们只能够大致判断出他生活在中原的战乱时代，有人认为是在东汉中晚期、也有人认为是在南北朝初期。

舞剧《传丝公主》中藏蚕种于发髻的情形

无论在那个时期，于阗东部都存在过多个割据政权或势力，比如东汉晚期凉州的马腾，东晋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的五凉政权，南北朝时期袭扰于阗的吐谷浑。他们都可能是“东国”，也极有可能与于阗联姻，只是这种联姻没有被正史记载罢了。

此外斯坦因还在佛寺（D.II）和民居（D.XII） 中发现了木制织机残件，这些部件包括：木质框架、经轴及带齿槽的零件，部分构件与木板画中的织机图像高度吻合。与织机部件同地层出土的汉文借贷文书（编号 D.v.6）最后标注时间是“大历十六年（781年）”。而织机部件的技术特征，如水平式设计，与唐代中原织机相似，进一步支持其属于7-9世纪的产物。

《传丝公主》传说实为桑蚕技术随中原移民西传的隐喻，印证了《大唐西域记》所载“东国”即中原政权猜想。丹丹乌里克出土的唐代水平式织机构件，将西域本土丝绸生产时间推至8世纪，改写了丝绸“过境贸易”的传统认知。之后的二百年间，丝绸技术又通过于阗传到西亚和欧洲。这种状况在东西方的贸易中表现为：从宋代开始，西方国家对中国丝绸的需求量迅速下降，瓷器成为贸易的主流商品，表明西方可能已掌握养蚕缫丝技术。

复原的唐代水平织布机

另一幅木版画是《鼠神图》，画面中央鼠神头戴镂空王冠，身着赤青色华服，头有圆形光环，呈王者坐姿。左右各立一世俗装束人像，左侧男子手持团扇（未完成），右侧女子姿态恭敬。版画对应《大唐西域记・瞿萨旦那国》中的《鼠壤坟传说》条目，讲述了鼠王带领群鼠帮助于阗大败入侵的匈奴，故事详情参见笔者上一篇文章。

版画中的鼠神正是居住在鼠壤坟的鼠王。版画的年代与《大历十六年借贷状》的年代相同，都在781年左右。此时安史之乱虽已平定20余年，但大唐国力在战乱中损耗极大，在西域的势力也迅速收缩。此消彼长下，于阗面对吐蕃的军事压力增大。《鼠神图》木版画的出现就是为了振奋军心和提高凝聚力。

《鼠神图》木版画

鼠神形象

然而于阗的人口等资源毕竟有限，最终在790年之后，随着北庭都护府的沦陷，成为吐蕃的领地。丹丹乌里克遗址公布的大部分文书集中在770年至788年。此时安西军主力早已撤回内地平叛，杰谢镇的驻军想必也不多，但从文书看，当地的行政、社会秩序依然井井有条，政务、民间纠纷等事务都依照《唐律》施行，显示出大唐在当地仍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从《鼠神图》中未完成的侍者手中的团扇，大量匆忙掩埋的书籍和钱币窖藏，以及汉文文书记载的最后时间贞元四年（788年）推断，杰谢镇可能在788年沦陷于吐蕃。以后的数年间，由于战乱以及沙漠的扩张、克里雅河的改道等诸多因素，杰谢镇不在适合人类居住，丝路南道也转移至更靠近昆仑山北麓的于田、策勒县城一带。这座繁荣了一个半世纪的军镇最终在公元9世纪初被废弃，只留下无数的木柱任风沙拍打。

《鼠神图》中未完工的团扇

于阗的兴衰本质是绿洲文明对丝路贸易的依赖：唐廷强盛时，杰谢镇以高效的行政体系，辅以佛教、多语行政文书维系丝路秩序；吐蕃占领后，推广游牧经济，灌溉系统废弃致土地沙漠化，因河流改道消亡，丹丹乌里克印证了人类治理对绿洲存续的关键作用——这正是今日“一带一路”需镜鉴的历史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