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存仁回忆（18）：日本对英美宣战之后，突然间冒牌洋货充斥市场

一滴汽油 是一滴血

从重庆方面传来的消息，后方正在组织青年军，有一支部队已组织成功，这个部队的门前有两行联语，叫做："十万青年十万军，一滴汽油一滴血。"内地来人说，青年军组织，以十万人为一个单位，陆续在各地成立起来。可是汽油非常缺乏，一滴汽油譬喻像一滴血那么珍贵。

我们在上海，战争初期，汽油加油站已经无油可加，只有少数人囤积汽油，埋在花园泥土中，别人也不知道。许多新贵拼命买大汽车，他们的汽油来源实在是一个谜。

初时一般人仍然要坐汽车，因此，大部分人便把私家车里改装上木炭炉，装在车厢之后，这是一个有二尺高三尺阔那么大的黑铁箱，行驶前半小时，先由司机生火，然后才可以行走，不但木炭的气息难闻，而且坐在汽车中热得像迫近火炉一般，大家在没办法的情况下，也只好坐这种木炭汽车。后来因木炭缺乏，汽车也容易损坏，木炭汽车才渐渐少了，一般看见不装木炭炉的汽车，一定是军人或新贵，市民可以一望即知。

上海的煤都从北方运来，战争激烈时，南北交通断绝，上海的存煤越烧越少，因此家家户户限制用电，每户人家只限用七度电，不许超出，一超出度数要罚几倍的价钱。后来又发布一个命令，超过规定的七度，剪断电线，以后不再供电。

从前上海有许多一上一下的旧楼，多数要住十几户人家，所谓"七十二家房客"，只是一种形容词。为了用电问题，往往引起房东房客的争吵，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过去上海也有煤气，不过使用煤气的人家以西人为多，此外，只有极少数大住宅才用煤气。到这时，煤气的使用也有限制，因为法租界的街灯都用煤气，所以勉勉强强地维持着。

一个月用七度电，大家都可以想得到，没有多少时间，开亮一会儿电灯，饭吃好了，灯便熄了。街灯也稀少暗淡得可怜，幸亏那时没有什么打劫或箍颈党之类，治安倒没有发生问题。不过有一桩奇怪的事情，凡是大小舞厅、汉奸们的私人俱乐部、沪西歹土的赌场以及游乐场等，依然灯火通明，真叫人莫名其妙。

那时，乡下人到上海，看见上海人家还能用七度电，认为是奇迹，京沪路线的用电是靠常州戚墅堰发电厂供给，沿京沪一带许多县份，早已停止用电，戚墅堰虽继续发电，只供应铁路线火车之用。汪精卫病重时，戚墅堰发电厂的机器损坏了，这下子，乡间谣诼纷纷，说是"战争将要停止了"。后来戚墅堰的机器修复，不然的话，日军的步哨以及汉奸们的安全，必然大成问题。

据南京来人说："南京供电采分区停电制，但是分得很不平均，夫子庙一带供电的时间较多，其余各区甚至几个月夜间不见光。"

我们亲眼看到这种情形，知道战争快要打不下去了！然而，这种情形仍然维持了两年之久，人民的痛苦也可想而知。

我有一个打火机，家中还贮有一小罐电油，上海人称做"机司林"，是我专用来加打火机的，我常把那个打火机放在手中玩弄，当时见者都很稀奇。

这时，街道上出现了无数单车（上海人称脚踏车），连许多舞女也骑了脚踏车上舞厅，十大电影女明星，由张善琨各赠一辆。此时还出现了奇形怪状的交通车，最别致的一种叫做"孔明车"，坐的人在前面，后面就是踏车的人。

至于公用车辆，如电车、无轨电车、公共汽车等，初时依然行驶，不过数量极少，坐的人挤迫不堪，公共汽车都是英国制的红色大车，有单层有双层。但不久这种公共汽车又全部被日本人征用，开出上海之后，从此就没有驶回来。

英美侨民 入集中营

战争打到第五年，日军的泥足越陷越深，日本国内闹着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陆军主张大陆进攻政策，一种是海军主张南进东南亚政策，总是陆海军相互嫉妒。当时上海有《新闻报》、《申报》两大报，海军和陆军对这两张报抢得很明显，结果这两大报，一个落在海军手中，一个落在陆军手中。当时海军除了运兵运器械之外，在上海已一无作为，谁知日本人打中国，限定军力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二按兵不动。个中人说出这种话，我们嗤之以鼻，以为海军再也不会向东南亚方面有所动作。

料不到，他们以为解决中国问题，要依照"田中奏折"，必须把重庆的后方﹣﹣泰国、缅甸、印度完全解决，否则，各国的供应源源而来，战事永远不能完结。

我们偷听无线电广播，知道美国迫着日本退兵，并且要日本驻美大使来栖限期答复。我们以为日本受到美国的压迫，战事可能在短期内结束，岂知期限未到，日本军队就发动了珍珠港一役，同时向英美宣战，实行他们的所谓大东亚战略，占领的地方名为"大东亚共荣圈"。

初对英美宣战的时候，上海黄浦江上的日本人炮击英美余留的军舰，炮声隆隆，震惊了全上海的老百姓。那时还有一艘巨型的意大利客轮"康梯浮第"，也奉命自动凿沉，天亮时，大家都惊醒过来抢着买报纸看，这时才知道日本海军已偷袭美国珍珠港。

在此同时，我们人人相信英美的海军势力庞大，总不会吃败仗，上海人都额手称庆，以为战事可以很快结束了。事实上，这种估计完全错误，日本人竟打一处胜一处，香港也沦陷了。菲律宾、缅甸、印度、泰国、新加坡，没有几天或二三个月都被占领。我们看了报纸，知道大战不但不能结束，而且已扩大到全世界。

我们住在孤岛上，靠的是英美两国的势力，一经宣战，日军就开入公共租界，一方面全部占领英美人的工商机构，一方面又把所有居留在上海的英美人加以拘捕，送入集中营。我们最初以为集中营是借用建筑良好的提篮桥监狱，岂知他们竟在各处另设临时拘留之所。最大的集中营设在日军后方军队集中的江湾、闵行，利用庙宇寺观及临时棚架屋，日本人的用意，是要让英美飞机不敢滥行轰炸，要是轰炸的话，拘留在集中营的英美侨民也将同归于尽。

拘捕侨民的工作不过三天时间，全沪英美籍的男女老幼，由银行大班起至英美籍警察及家眷等，一个也不漏网。

拘留外侨，曾经发生好多故事，我举其一件，详述一下：

当时上海有一个美国籍的烟叶大王，家产数百万，他有弗吉尼亚烟叶的经销权，当时他属下有一个高级职员，此人姓刘。刘有一种本领，洋人要写任何文件，洋人一面讲，他就一面用打字机打出，讲完了，文件也就交卷了。此人为人诚实，一向为烟叶大王所器重。

当烟叶大王知道了要进入集中营的前夕，他把所有的黄金以及道契、股票，悉数放在一个大皮箱中，并且告诉刘某他妻子和儿女的地址，说是万一战事终了，他已与世长辞的话，请刘把这大皮包交给他们。刘某接过了大皮包，与这位烟叶大王挥泪而别。

刘某拿到了皮箱，并未打开，很慎重地把这皮箱埋在闵行乡间一间破屋的地下，他又怕日后皮箱会腐烂，特地用水泥砌成一个地坑，皮箱就放在这个很干燥的坑中。

这位姓刘的人，除了精通英文外，别的事情都拿不上手。这时，英文人才已全部不需要了，所以他就在闵行饭馆中当跑堂，收入微薄，生活越来越苦，苦到衣衫都着不齐整，但是他穷归穷，却从来没有想过去动用烟叶大王交托给他的物。

那个烟叶大王在集中营大约拘留了三年六个月，战事停止，出来时满身是病，骨瘦如柴，红十字会把他拉出集中营时，他已不省人事，被用飞机运回美国，从事治疗。他恢复健康之后，猛然想起交给刘某的一个大皮箱，就命他的儿子到上海来找寻刘某。那时刘某已贫困得好似乞丐一般，到处流浪。烟叶大王的儿子认为这件事已很渺茫，最后在无望之中，他想到登报找寻。不料有一天，竟然有一个衣服穿得好似乞丐的人走到他住的旅店中来。这人对烟叶大王的儿子说："你登报找的就是我。"同时他深恐有人冒领，所以问清他的家人姓名地址，以及到来何事。烟叶大王的儿子一一详答，于是刘某就带领他到家乡闵行的一间破屋中，关上了门，两人一同发掘埋在土中的大皮箱，打开一看，里面的黄金以及道契股票一点也不缺，烟叶大王的儿子深深地感激说："你穷到如此地步，何不拿出一些来用用？"刘某说："我们中国人最讲信用，即使我穷到死，也不会去动用它的。"烟叶大王的儿子听到这两句话，竟然感动得流出眼泪来。给刘某钱，他也不受，只是说："我还想做老主人的生意。"

烟叶大王的儿子打电报到美国向他父亲报告了掘到皮箱的经过，立刻就接到回电，应允以后全美国烟叶都归刘某一人经销。果然不久之后，第一批数百箱烟叶全部运到。当时上海的烟叶已无存货，听到有烟叶运到，大家争相抢购，刘某也很快成为一个大富翁。

还有许多与英美商业机构有关的人物，由于有念旧之情，经常送食物衣服进集中营给他旧时的上司或朋友，后来获得报答的也不少。其中有一个英国人，战争停止之后到香港来创了很大的事业，经常忆起当年有一个李某，虽在后方，但不断托人送东西给他。战争结束之后，李某即到香港来，这个英国人不但给他一个居处，同时劝他买地，李某本来也很有钱，再经这位英国人的帮忙，就在弥敦道买了十块很大的方正地皮，上海人拥有地产最大最早的就是这位香港名人。

被关在日本人集中营中的英美人士极受虐待，别的情况我不详知，有一位友人汪君，亲眼见到过两个西人被日本军人剥光衣衫，站在烈日之下，又从集中营放出两条大狼狗，日军一声呼喝，两条大狼狗就向西人扑过去，咬着他们的大腿，一块血淋淋的肉被咬了下来，好像吃牛肉似的大嚼，执行这种酷刑的日军，咧开了血盆大口，拍掌大笑，汪君不忍卒睹，回头便走。

集中营的伙食，初时每餐都是一个饭盒，日本人称做"便当"，后来改为一个饭团，西人当然吃不惯，何况其中有不少是资产阶级大班经理之流，对这种伙食真是难以下咽，但是不吃的话，又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充饥。所以后来日本投降之时，这些西人由集中营出来，个个都瘦得像骷髅一般，有些连路都不能走。

我想到在对日开战之后的第三、第四年，美国人还把大量废铁卖给日本，中国人呼吁不要再供废铁给日本人，可是美国人睬也不睬。

战争最激烈时，英国人封锁滇缅公路，令中国军事当局束手无策，后来受到这种以怨报德的虐待，也是他们始料不及的。

冒牌洋货 多人致富

从前英美商品在上海销售，多经注册，中国人谁也不敢制造冒牌货，自从日本对英美宣战之后，突然间冒牌洋货充斥上海市场。最滑稽的是上海一般人吸烟，多数吸英国货二十支装的"白锡包"和"绿锡包"，普通的人则吸大英牌、强盗牌，中国香烟如大联珠、美丽牌、金鼠牌，销数总是落后甚多。生意人的脑筋动得很快，在短短的时日中，就有一种包装形式仿佛二十支装的白锡包的香烟上市，名为"高乐牌"，烟味很过得去，一时销行极广，凡是稍微体面的人，怀中总有一包，这家烟草公司不久就发了大财。隔了不久，形如绿锡包的香烟也上市了，这家公司也发了不少财。

至于洋酒，本已断档，不知怎么在短时间竟有大批洋酒上市。从外表上看，与真的无异，但是一打开瓶口，就觉得火酒气味极重，后来晓得这种酒的瓶子是真货，不过里面的酒却完全是假货。

当时俄罗斯人专做这种生意，真正饮酒的人都弃而不饮，上当的都是一些向来吃不起洋酒的暴发户。

战事持续到第六，第七年的时候，上海人所谓"花旗橘子"（即香港所谓金山橙）久已吃不到了。那时节新贵极多，个个有财有势，一般人就以此当面讥笑他们，说是你们尽管有钱，却从没有吃过花旗橘子，被讥笑的新贵们也奈何他们不得。

上海南京路（上海人俗称大英大马路）有一家升发水果铺，老板一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吃四个花旗橘子，所以他把数十箱花旗橘子寄放在茂昌冷藏栈中，准备自己享用。后来中央储备银行行长生伤寒症，想吃花旗橘子，到处访寻，得悉升发老板藏有数十箱，他一面用钱，一面又用势力去威胁他，要他转让几箱，结果每箱以美金一百元成交。所谓一箱，就是现在装花旗橙有孔的纸盒而已。

那时大英牌香烟价格低廉，拉黄包车的人多数吃这种烟，冒牌货不过出现了几个月，从此就绝迹，因为那时不但烟草缺少，而主要是卷烟的纸（上海人叫纸圈），价格涨到战前价格的几十万倍，所以冒牌货也无法再出了。

囤积纸圈的人，比囤积烟叶发财更大。谈到囤积，除了纸圈之外，就是白报纸。本来每令（此地叫做一拈）三元左右，这时价值，我也记不清楚，总之要到几万几十万元，囤纸发财的人，人称"纸老虎"。囤钢铁的人最倒霉，日本人认为是军用品，用极低代价收买，所以发不了多少财。囤铅皮的人却冷门独出，个个成为富翁。

唯有奶粉和糖是假不来的，因此囤积此种货品的人，虽然囤的数量不多，也赚了不少钱。

西药这时已缺货，于是有不少人趁机专门制造假西药，包括针剂、药片、药粉等。从前六 O 六、九一四两种西药是医治梅毒的，这时几乎全是假货，但是在战争期间寻花问柳的还是不乏其人，一次次注射这种假剂，仍然梅毒大发，因此送了命的也大有其人。

最可恶的商人，把白色的药轧成药片冒充金鸡纳霜，令患疟疾的人越吃越糟，但是做这种假药的人，因为销售量大，所以发了大财，其实大丧道德。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最发财的人就是颜料商人，所以抗日战争之前，有无数商人都向德国订购大量颜料，因此存货充裕，只在币制崩溃时，赚到的都是币值上的利润，所以这场战争中靠颜料发财的人并不多。

公教人员 苦不堪言

在八年抗战中，有钱的人皆由囤货发财，没有钱的人，凭两条腿靠跑单帮也赚了不少钱。最苦恼的就是公教人员，既没有钱囤货，更不能凭两条腿去跑单帮，教书的人还是教书，过着清苦不堪的生活。

公教人员，起初为租界当局当差，后来为日本人做事，他们的薪级都有定额，币制发生动摇之后，虽也一次次加薪，但是所得永远追不上物价，其情形也和为人师表的教员差不多。

从前教育界中人，个个都是奉公守法、安贫乐道，可是到了这时，穿的衣服都已破破烂烂，几乎不堪入目。我有好几个朋友在暨南大学任教，暨南大学是在上海郊外的真如镇，当时火车班次少，乘客多，所以挤迫不堪，每天到学校去，既不能步行，又搭不起火车，只好把上海的居处顶出或退租，另在真如镇学校附近分租一间农舍居住，几乎个个都成了乡下人。

从前上海工部局办的几间学校，如育才公学、华童公学等，教员的待遇最好，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也都度着艰苦的生活。

至于公务员，小部分的人，可以对外百般敲诈捞钱，但是大部分公务人员不会转业，惨苦的情况也是笔墨难以形容。

日本军队 亦闹反战

在八年抗战中，老幼相聚，无非是谈论各人所得的消息，初听总认为是谣言的成分居多，到后来多数谣言却证实是确有其事的。

有一个最大的谣言说："中美两国将合作反攻，目的地是上海，美国空军负责轰炸，中国陆军由川沙、南汇、浦东三路攻入上海。"这个谣言说得煞有介事，信的人果然有，不信的人也不少，但是这个谣言一天紧似一天，所以我特地到青浦朱家角乡间去租定一间房屋。后来因为广岛的一颗原子弹，提早结束了战争，重庆来的人，以及淳安来的人，相遇之下，总是说上海人有福，反攻大计早已决定，以上海为第一个目标，足见当时的谣言是准确的。

回过来说，抗战到了第七年，一天，我诊病将了的时候，外边递进来一张名片，上面三个字写着"余达夫"。我想不起这是谁，但是此人既已来到，只能接见。一见之下，面熟得很。我问他："有何见教？"这位余君说："难道你不认得我了吗？"我说："来往的人多，真是想不起来。"他说："七年之前，你到祁齐路（今岳阳路）自然科学研究所来搜集中药材的时候，对日本人传译的人就是我。"经他这样一讲，我倒记起来了，当时确有一个人既能说上海话，又能说国语，还讲得一口很流利的日本话。我看他一身西装旧得不像样，照我初时的想法，来意无非是借钱，所以我就说："有什么事尽管说，因为我诊务已毕，今晚约了几个朋友在别处吃饭，所以你不必说客气话。"那位余君说："我有重要的事，至少要和你谈一点钟。"我说："也好。"

余达夫就说："你住的二楼很大，能不能借一间房给我，作容身之所。"我说："不行，现在实在已无余屋可以借给你。"接着他又说："你既不借给我，如果我们已经租到了楼宇，你肯不肯替我做一个保人？"我想这也是麻烦的事，俗语所谓"若要好，不做中，不做保"。何况这时房屋都住得满坑满谷。我就对他说："只要你租得到，是用不着保人的。"他说："老实告诉你，我已经租到真如暨南大学堂一座宿舍，租金以金条论，他们坚决要有一个保人，我朋友不多，想来想去想到了你。"当时我就怀疑起来，这位朋友极像一名公教人员，服装也不富丽，怎会有金条租屋？因此，我始终没有答应为他做保，他还苦苦地要求，我断然拒绝。

第二天，余达夫又来了，还是讲这件事。我百般盘问，我说："你一个人，为什么要租这么大的宿舍，而且每月要付出这么多的黄金，你的财源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迫不得已说出："这个宿舍并不是我租的，因为祁齐路自然科学研究所，历年搜集到的资料十分名贵，他们（日本人）要我向中国人租借一个较秘密的场所，我也要在市中心区租一间房间，所以向你来情商一榻之地。"

我心中一忖，日本人必然得到情报，中美两国确有反攻的真实性，所以他们正准备作万一之用，那么，反攻一说的可能性显得很大。

我想这个余达夫，在日本人那边一定职位很高，为了探听他们的消息，就预备下三道家常菜，一瓶高粱酒，留他共膳，想详细谈谈，获得一些较为可靠的消息。

那个余达夫，三杯落肚，就现出原形，又唱歌又流泪，真所谓狂歌当泣，原来的学者风度完全消失，竟然一面挥泪一面说他曾经在前方当军医。我就点穿他："日本人决不会用中国人当军医。"他最后吐露真情说："我本来是日本人，因为一向在上海同文书院读书，所以学的都是中文，甚至一切举止都是学中国人。日本军队中，也有反战分子，而且数量很多，大多数的反战分子，都被就地枪决或判罪遣返日本做苦工。我也是反战的一分子，因为他们抓不到证据，仍让我回自然科学研究所做职员。现在日本人对外联络都由我负责，这时日本人对中国老百姓有很大的隔膜，目下要秘密做这件事，不得不由我出场。陈医生你如答应我的要求，索性由你出面租借暨南大学宿舍，因为暨南大学经费不继，已成停顿状态，你不但能够一下子得到几十条黄金，如果将来日本战败的话，这些资料可以归你所有。"我听到他这番话，知道这不是一件小事，将来会有很大麻烦，说不定还要遭到杀身之祸。我很镇定地再添一瓶高粱酒，爽性让他饮到酩酊大醉。余达夫果然中了我的计，一边饮，一边大发其反战言论，最使我难以忘怀的就是他说出："日本军队采取的是杀人的战略，到一处杀一处，太平天国不能成功，也是杀人过多所致。"这个人对中国历史熟得很，我对他很佩服，最后他饮得如玉山颓倒，在我客厅沙发上睡了一晚，到了次晨向我招呼，我看他把昨晚所说的话早已忘得一干二净。早晨我同他共进早餐，他宿醉未醒，只呷了一碗豆浆就走，临走时还问我："陈医生你究竟肯不肯帮忙？"我说："将来再说吧。"他知道我连水都泼不进，也只好垂头丧气而去。

军纪腐败 贪污成风

抗战末期，日军的军纪也大大地走了样。最初日本普通军人从来不知道捞钱，到了这时，也把心横了起来，专事敲诈，军队捉去了人，可以请人说情，纳贿释放。

最滑稽的事，是各警局的日本副局长，特别是老闸区、新闸区的两个副局长，竟然也学中国白相人的作风收起徒弟来，有时还做寿打秋风，由徒弟们分派帖子到各商行各富户，接到帖子的人，都乖乖地送上一份人情。还有他们也常常由翻译等牵东牵西讲斤头，因而从中捞一笔。

我有一个老朋友，姓何，他的父亲早年在棋盘街（今河南中路）科学仪器馆做职员，他们经售的仪器大部分从日本运来。战前他也到过日本，考察到所有的寒暑表（挂在墙上的）、温度计（探热针）都是家庭工业，所用玻璃管由厂家供给，只要略略加工，就可以做成。回到上海之后，他也设厂自己做，厂房初时小得很，只有两个花棚大小，后来逐渐扩大，工人也用到二百多人，取名叫做"中华化工厂"。此时中日交通困难，日货已不再运沪，因此这家厂越来越发达。

日本的骑兵，马匹数量极大，军队出发时，都要备好马匹用的探热针，此种探热针又粗又长，由于交通不便，只好向中国工厂去定造，每次要做五百至一千打之多。有一次何君对我说，现在日本人的风气坏极了，他们来定造马用探热针，不但要从中拿回四成回佣，还要叫他们代报虚账。报虚账的方式是一千打探热针送去，点明之后，次日军人会拿回五百打来兑现钞，这些现钞，都是跑马厅中军人分派的。

有一次，跑马厅驻军调换新人，查出这件贪污案，将何君拘捕，但是也有日本人从中为他说项，送了几根金条，三天之后就放了出来。

谁知道隔了不久，新来的人也来这一套，订定的数量更大，动辄一万打，而拿回来的数量也更大了，他们就赚了好多钱。

日本人投降之后，何君因此被捕过一次，知道的人很多，国军接收之后，他又被捕入狱，罪名是资敌。不但入狱，而且连厂都被当做敌产没收了。何君愤慨非常，病毙狱中。

【陈存仁（1908—1990），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家。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师从丁甘仁、丁仲英父子。1928年创办国内第一份医药卫生常识方面的报刊《康健报》。1929年自设诊所，独立行医。1929年3月17日被中医界推选为五个代表之一，赴南京国民党政府抗议“废止中医案”。1935年主编三百余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后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37年东渡日本，收集汉医书籍四百多种，整理出版《皇汉医学丛书》。1949年赴港行医。1957年被推选为香港的高级慈善机构华东三院总理。1964年获韩国庆熙大学名誉博士衔。同年编撰出版《中国医学史》。1970年被选为香港苏浙同乡会副会长。1979年应日本“讲谈社”之邀，编撰《中国药学大典》（共四大册，1982年正式出版）。1980年初，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博士衔。1990年9月9日，病逝于美国洛杉矶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