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高市早苗最大梦想，是让日本再次“伟大”——复活军国主义

种种迹象表明，高市早苗的最大梦想，是让日本再次“伟大”，而她的“伟大”并非战后和平宪章所塑造的繁荣日本，而是复活上世纪三十年代那种以武力扩张、殖民支配、皇国史观为核心的军国主义。

这一“伟大”，这无疑是一个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的危险信号。

战后《日本国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放弃战争、不维持战力、不承认国家交战权，这被视为日本告别军国主义、走和平道路的基石。

然而，高市早苗长期是修宪的积极鼓吹者，主张修改第九条，为自卫队“正名”，使其成为名正言顺的“国防军”。

这种诉求表面上是为应对所谓“日益严峻的安全环境”，但其深层逻辑是试图打破战后体制的“束缚”，让日本重新获得发动战争的法律权利。

当一个国家的“伟大”建立在重新武装和战争权的基础上时，其指向性便不可避免地让人联想到二战前那个穷兵黩武的日本。

高市早苗与日本国内保守势力关系密切，在历史认知上，她曾参拜靖国神社，并对涉及侵略历史的相关表述持暧昧态度。

靖国神社供奉着包括二战甲级战犯在内的战争亡灵，参拜行为不仅是对受害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更是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一种变相“肯定”。

一个试图“伟大”的国家，如果无法彻底、真诚地反省其历史上的黑暗篇章，反而试图美化或淡化，那么这种“伟大”便失去了道德的根基，更容易滑向重蹈覆辙的危险道路。

她所追求的，更像是一个剥离了历史负罪感、仅强调荣耀与力量的“强大日本”，而这正是军国主义思想滋生的重要土壤。

高市早苗强调“日本第一”，主张强化国家认同，推动“爱国教育”。这种自上而下的民族主义动员，在历史上往往是军国主义政权用以凝聚内部支持、压制不同声音、为对外扩张铺平道路的工具。

同时，她在经济安保领域强调“脱钩断链”和供应链自主，虽有其现实战略考量，但过度强调自给自足和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的直接挂钩，容易催生封闭和对抗的心态，这与战时经济统制体制在思想逻辑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她主张大幅增加防卫费，发展先制打击能力，即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并强化日美军事同盟的进攻性。

这种追求“矛”而非“盾”的军事建设方向，本质上是一种力量投射能力的扩张，旨在恢复日本在地区乃至全球的军事影响力。

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正是通过不断的军事扩张，企图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如今，将“强大军事”等同于“国家伟大”的逻辑，无疑是在重复历史的错误认知。

可以说，高市早苗所构想的日本“伟大”蓝图，虽然披着“正常国家”和“积极和平主义”的外衣，但其核心要素——挑战和平宪法、模糊侵略历史、鼓吹民族主义、追求军事扩张——无一不在触碰着军国主义的敏感神经。

这并非简单的保守右倾，而是一条试图系统性修正战后日本国家发展方向的路径。

其最终目标，是摆脱战后国际秩序对日本的“限制”，成为一个拥有完整战争权、强大军事实力且历史包袱被“卸下”的“正常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