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得不到世界人民的同情？

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未得到世界人民普遍同情，是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涉及历史背景的复杂性、使用原子弹的道德争议、日本的战争责任反省态度及战后国际格局的演变等多个维度，具体可归纳为以下核心原因：

世界人民对日本的同情，本质是对“战争受害者”的怜悯，但日本长期以来否认、美化侵略历史的行为，彻底消解了这一叙事的道德基础。

否认核心罪行：日本右翼势力及部分政客始终否认南京大屠杀、细菌战、强征“慰安妇”等反人类罪行，甚至将其美化为“解放亚洲的战争”（如“大东亚共荣圈”）。例如，东京审判中被定谳的“南京大屠杀”“细菌战”等罪行，至今仍被日本右翼称为“虚构的历史”。

强化“受害者”叙事：日本社会流行“一亿玉碎”“原子弹受害者”的说法，将战争责任完全推给美国，却绝口不提日本是侵略战争的发动者这一根本事实。例如，靖国神社供奉着甲级战犯，教科书对“南京大屠杀”的记述模糊其词（如用“南京事件”指代，称“受害人数尚无定论”），导致年轻一代对历史真相认知偏差。

逃避战争责任：日本政府始终未对侵略战争进行全面、深刻的反省，仅在1995年村山富市谈话中勉强提及“殖民统治和侵略”，但后续政府均未延续这一立场。相比之下，德国对纳粹罪行的彻底清算（如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下跪）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谅解，而日本的“选择性遗忘”则让其“受害者”形象大打折扣。

原子弹轰炸造成广岛、长崎约20万平民死亡（其中多数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这一行为本身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道德质疑，即使是支持使用原子弹的国家，也无法回避“以平民为目标的战争是否正义”这一核心问题。

违反战争伦理：根据《日内瓦公约》等国际法，平民应受保护，不得成为战争的目标。原子弹的“无差别杀伤”特性，直接违反了这一原则。爱因斯坦、奥本海默等参与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家，事后均对使用原子弹表示忏悔，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的悲剧”。

替代方案的争议：部分学者认为，1945年7月日本已通过苏联寻求和谈，盟军完全可以通过常规轰炸、海上封锁等方式迫使日本投降，无需使用原子弹。例如，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报告显示，即使不用原子弹，日本的军事和经济已濒临崩溃，投降只是时间问题。

“试验武器”的质疑：长崎原子弹爆炸后，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下村脩（长崎原爆受害者）指出，三天后投掷第二颗原子弹“明显是在试验新武器”，这种行为没有正当性。

日本战后虽宣称“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军事扩张的步伐不断加快，这种“言行不一”的行为，让世界人民对其“受害者”形象产生怀疑。

解禁集体自卫权：2014年，日本政府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决议，突破了《和平宪法》“专守防卫”的限制，允许日本军队参与海外军事行动。

增加防卫预算：近年来，日本防卫预算连续多年增长（2024年防卫预算约6.8万亿日元），并发展进攻性武器（如巡航导弹、无人机），引发周边国家的担忧。

修改和平宪法：日本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试图将“自卫队”改为“国防军”，进一步扩大军事权力。这些行为，与“和平国家”的形象背道而驰，让世界人民对其“受害者”的诉求产生反感。

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本质是战后国际格局的产物，其目的是加速日本投降、遏制苏联扩张，这种“功利性”的动机，也让世界人民对美国的“正义性”产生怀疑。

核垄断的结束：1949年苏联成功研制原子弹，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这让美国的“核威慑”战略失去了优势。而日本，作为美国的“东亚桥头堡”，其“受害者”形象也被美国用来“牵制苏联”。

日本的“工具化”：美国战后将日本扶植为“反共堡垒”，对其侵略历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在东京审判中包庇日本战犯（如甲级战犯岸信介出任首相）。这种“功利性”的态度，让世界人民对美国的“正义性”产生质疑。

世界人民对日本的同情，建立在“日本是战争受害者”的认知基础上，但日本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逃避战争责任的行为，彻底消解了这一认知。而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的行为，虽然是“加速战争结束”的手段，但平民伤亡的道德争议与战后的功利性动机，也让其无法得到世界人民的普遍同情。

正如原日军731部队成员清水英男所说：“如果还不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历史，那日本就没有未来可言”。日本要想获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必须端正历史认知、真诚道歉谢罪、与邻为善为伴，否则，历史的悲剧仍有可能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