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究竟有多残忍？一个日本女军医：四个八路军被残忍做成了标本

天底下有些地方，你踏进去就别想活着出来，哈尔滨郊外的平房区就是这么个地儿。

大墙上拉着电网，空气里一年到头飘着一股子福尔马林混着消毒水的怪味。

本地老百姓都绕着走，说那儿邪性。

他们不知道，那里面藏着的，是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一个披着“防疫给水部”外皮，实际上拿活人做实验的屠宰场。

高桥加代来的时候，还是个满脑子想着为天皇和医学事业发光发热的年轻女医生。

她以为自己是来拯救生命的，可她很快就发现，在这里，她的工作是研究生命怎么结束。

她手里那把亮闪闪的手术刀，也不是为了切开脓包，而是为了切开胸膛，看看里面的零件是怎么坏掉的。

她有一本日记，不是用来记些姑娘家心事，而是记下了这座人间地狱的日常。

这本日记里最让人头皮发麻的一页，是从四个被“特别输送”来的中国人开始的。

一脚踏进731的大门，高桥加代闻到的不是医院该有的酒精味，而是一股浓得化不开的血腥和腐烂的气味，耳朵里灌满了从地底下传来的、不像人声的惨叫。

她受过的所有医学教育都在告诉她这里不对劲，但身上的军装和脑子里的“忠君爱国”思想让她把这些不适感强压了下去。

一个领她进来的前辈，面无表情地指着那些发出声音的牢房说：“那些，是‘马路达’。”

“马路达”，日语里是“圆木”的意思。

好好的一个人，到了他们嘴里，就成了一根木头。

木头没有思想，没有感情，随便你怎么劈，怎么烧，怎么锯。

这个词，就像一把无形的手术刀，先把一个人的“人”性给活活剥了，剩下的，就只是一堆可以随便用的“材料”。

高桥加代愣了一下，但很快，她就接受了这个叫法。

在这里，医生的天职被颠覆了。

你不用管“材料”疼不疼，你只要一五一十地记下来，它在各种折腾下，心跳多少，血压多高，什么时候彻底不动弹了。

她很快就领到了自己的“活儿”。

宪兵队送来了四个人，说是地下党的硬骨头。

这四个人在宪兵队的大牢里已经给折磨得没了人样，但骨头确实硬。

其中三个，王耀轩、王学年，是亲兄弟，还有一个叫李忠善。

第四个人叫沈德龙，他没扛住，招了，可招了也没用，日本人不相信他，觉得他还有利用价值，干脆把他和他没出卖的同志捆一块儿，打包送进了这个有来无回的地方。

上级的命令很简单，就一行字：“注射鼠疫杆菌，记录病理数据。”

高桥加代换上那身后来让她做了无数噩梦的白大褂，戴上胶皮手套，熟练地从瓶子里抽出浑浊的、带着亿万细菌的液体。

她曾经发誓要救死扶伤，那誓言现在听起来就像个笑话。

她看着眼前这几个遍体鳞伤的中国人，尤其是王家兄弟那两双跟刀子一样亮的眼睛，心里头一点波澜都没有。

对她来说，这些人不是同类，是阻碍“大东亚共荣”的绊脚石，是需要被清除的垃圾，是贡献数据的“圆木”。

针头扎进皮肤，死亡的液体被推进血管。

这个过程，高桥加代做得一丝不苟，就像在给实验室的白老鼠打针一样。

她在本子上写下第一行字：“编号XXX，注射鼠疫菌液5ml，对象体格健壮，反抗情绪激烈…

…”

她像个精密仪器的操作员，冷静地记录着一个生命体如何一步步走向崩坏。

铁门“哐当”一声锁死了。

牢房里，比宪兵队酷刑更可怕的战争，在这四个人的身体里开打了。

鼠疫杆菌就像一支看不见的军队，在他们的血管里横冲直撞，攻击他们的内脏，吞噬他们的生命。

高烧、发冷、呕吐、皮肤上冒出一个个黑紫色的脓包，那种疼，是从骨头缝里往外钻的。

但是，让高桥加代和那些透过小窗户监视的日本兵想不通的是，那间地牢里，安静得像座坟墓。

他们预想中的哭爹喊娘、满地打滚、跪地求饶，一样都没有发生。

就连那个已经叛变的沈德龙，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也许是被身边同志的硬气感染了，他也咬紧了牙，一声没吭。

这种沉默，比任何叫骂都响亮。

它像一个无声的耳光，狠狠抽在731部队所有人的脸上。

它在说：你们可以毁掉我的身体，但休想打垮我的精神。

高桥加代从观察窗里看见，王耀轩正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拿指甲在墙上划着什么。

血顺着指甲缝流出来，在肮脏的墙上留下一道道模糊的印记。

后来他们进去看，那几个字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几天后，四个人都没了动静。

牢门打开，一股恶臭扑面而来。

尸体已经因为病菌的侵蚀变得肿胀、扭曲、不成人形。

一个军官捏着鼻子走进去，看了一眼，脸上却露出一种病态的兴奋：“哟西，菌株的活性很强，这次的实验数据会非常完美。”

他挥挥手，命令把尸体抬到解剖室去。

高桥加代看着被抬出来的那具已经看不出本来面目的尸体，脑子里却全是几天前王耀轩那双不屈的眼睛。

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混杂着被蔑视的羞辱和一种莫名的愤怒，涌上了她的心头。

她主动站出来说：“这个人，我来解剖。”

她要亲手打开这具“顽固”的身体，她要看看，这里面到底藏着什么，能让一个人扛住这样的痛苦，死都不吭一声。

解剖台上，惨白的灯光把王耀轩的尸体照得一清二楚。

皮肤因为高烧和病菌变得又黑又紫，到处是破溃的伤口。

高桥加代拿起一把锋利的解剖刀，对准了他的胸膛。

这已经不单单是为了获取病理标本了，这更像是一种报复，一种对那份沉默的、无声的反抗的报复。

就在刀尖快要碰到皮肤的那一秒，一件让整个解剖室里所有日本人都吓得魂飞魄散的事发生了——躺在台子上的王耀轩，那双已经好几天没有动静的眼睛，猛地睁开了！

那是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啊！

里面已经没有了活人的神采，瞳孔散得老大，但它凝聚了所有的痛苦、仇恨和愤怒，像两把淬了剧毒的刀，死死地钉在高桥加代的脸上。

高桥加代“啊”地尖叫了一声，手一软，解剖刀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旁边一个胆子大的军官反应过来，骂了一句，一把推开吓傻了的高桥加代，捡起刀，粗暴地、一刀从王耀轩的胸口划到了小腹。

他野蛮地掰开肋骨，伸手进去，把那颗还在跳动的心脏给掏了出来，扔进了旁边的金属托盘里。

整个屋子的人都傻了，死死地盯着那个托盘。

那颗心脏，在离开了主人的身体，在经历了五天五夜的断水断粮、严刑拷打和鼠疫杆菌的疯狂攻击之后，竟然还在托盘里，用尽最后的力气，一下，一下，一下地，微弱地跳动着。

那不是生命在跳，那是不屈的意志在跳，是一个民族面对侵略者宁死不降的决心在跳。

那最后的几下心跳，像一把无声的重锤，一下下砸在现场每个日本人的心上，把他们那套所谓的“科学精神”、“帝国荣光”砸得粉碎。

最终，这四位烈士的身体，被一块块地分解，做成了几千个病理切片和标本。

他们的心、肝、肺，被泡进了福尔马林的玻璃罐里，贴上标签，成了731部队档案室里冷冰冰的“研究成果”。

那天晚上，高桥加代在日记里，用颤抖的笔迹写下了一句话：“我们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

那四个人，全部都做成了标本！”

这听起来像是一句忏悔，但更像是一个加害者，在亲眼目睹了超出自己理解范围的强大意志后，所感到的恐惧和困惑。

如果她真的有人性，第二天就不会再穿上那件白大褂。

日本战败后，苏联红军在匆忙撤离的731基地里发现了这本日记，一部分真相才被揭开。

然而，包括高桥加代在内的大部分731成员，都通过向美国提供实验数据，逃脱了正义的审判。

那些沾满鲜血的“数据”，成了他们换取自由和财富的筹码。

几十年过去了，那些浸泡在福尔马林里的器官标本，和那堵墙上用血写下的字，还在那里。

它们不会说话，但它们是铁证。

参考资料：

哈里斯, 谢尔顿 H. (Sheldon H. Harris). 死亡工厂：美国掩盖下的日本细菌战犯罪 (Factories of Death: 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 1932-45, and the American Cover-up). 1994年.

伯力城审判 (Khabarovsk War Crimes Trials) 审判记录, 194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