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战场转折点简介

随着解放战争全面内战的爆发，我军和国民党军在东北地区的斗争也日益激烈。对于我军来说，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与国民党争夺东北赢得主动，就能为全国解放战争提供较为巩固的战略后方。1946年冬，国民党在东北已经驻有保安司令部的7个军20个师加上其他部队共40万兵力。国民党军提出了“先南后北”的战略，对我东北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占领了大量地区。特别是国民党军巩固控制通化、桓仁、宽甸地区后，调集大量部队先后四次进攻临江。为了粉碎国民党的进攻，确保东北根据地的稳固，我军进行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

国民党军在东北保安副司令郑洞国的指挥下，于1946年12月17日发动了对临江地区的进攻，企图将我南满地区的东北民主联军消灭于长白山地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军决心采取外线作战与内线作战相结合，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方针，各个击破国民党军。12月14日，我第4纵队主力分三路挺进敌后，远程奔袭，速战速决，转战20天，连续作战50多次，歼敌3000余人，肃清了永桓公路以西，本溪以东纵横100公里的敌人。进攻临江地区的国民党军，在后方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被迫调整部署，力图用其新二十二师、第九十一师寻求我四纵主力决战，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主力撤回六道江休整待机。为了策应南满战场作战，我军集中第一、二、六纵和3个独立师，于1947年1月5日，跨越松花江，一下江南，采用“围点打援”战术歼灭了大量国民党部队，使国民党在东北战场的“精锐”主力新一军受到深重打击，损失近两个团。

首次进攻临江失败后，国民党重新调整部署，于1月30日卷土重来，分三路扑向临江。我军先发制人，首先围歼孤立抵抗能力较弱的第一九五师，并成功阻击了来援的第二〇七师近一个团。在此期间，四纵继续在本溪、宽甸以东地区开展游击战，歼敌3000余人。在我军内外线协力反击下，国民党第二次进攻临江的阴谋再次被粉碎。随后，国民党军又调集5个师，由司令长官杜聿明亲自指挥，从2月13日起第三次进攻临江。我辽东军区以三纵全部和四纵主力在正面运动防御，机动歼敌；再以四纵一部深入敌后，牵制敌人。2月18日，三纵在金川以南通沟地区全歼敌第二十一师六十三团，并乘胜收复了柳河、辉南，各歼守敌一部，金川、辑安之敌弃城而逃，四纵一部也在敌后拔敌据点，歼灭新六军第二〇七师1个加强营及保安部队1000余人。此战使国民党受到震动，吸引了其第十四师及二十五师一部和大批保安部队紧追不舍。我第八师8天行军250公里，连续作战9次，终于冲破国民党层层阻击。2、3月，就在国民党第三次进攻临江之际，我军又发起“二下江南”战役，在城子街全歼新一军新三十师八十九团及师属山炮营2700余人。在“二下江南”作战的威胁下，国民党军第九十一师及第二十二师一部被迫北调，至此，国民党对临江地区的第三次进攻宣告破产。在我军“二下江南”中，我军从德惠北撤退，国民党认为我军逃走，于是在3月初沿中长路向北进犯，直逼松花江。东北民主联军三下江南，全力反击，在靠山屯、郭家屯、姜家屯地区歼灭大量国民党军。

经过“三下江南，三保临江”作战，国民党在南、北满各损失约两个师的兵力，机动能力大大减弱。但国民党不甘心失败，在松花江解冻后，郑洞国乘机纠集11个师约20个团第四次进攻临江。我辽东军区以三纵和四纵第十师诱歼敌主攻部队第八十九师，在红石镇、兰山两侧伏击，全歼了敌第八十九师，创造了1∶25的歼敌记录。随着第四次进攻临江的失败，国民党的“先南后北”战略也宣告破产。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是东北战局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战略转折点。它对于改变东北民主联军在东北战场上的被动局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对我东北解放区根据地的稳定和巩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东北战场攻守易势

东北战场自1946年6月停战后,因为国民党的政治军事调整而维持了四个月的平静局面。进入10月,东北战场战火重燃,战场主要在南满。

杜聿明对东北的停战始终耿耿于怀,因此他并未放弃在东北动武的准备[1]。蒋介石当然也不甘心让中共在东北生根,不过出于政治和外交上的考虑,与关内相比,他对东北军事行动的态度略为谨慎一些,尤其对苏联可能的反应,他不能无动于衷。这是东北战场与关内的不同之处,也是东北战事暂时主要局限在南满的最主要原因。而在军事上,国民党在东北的兵力有限,既要占领点线,可使用的兵力便更少,兵力不足与东北地域的辽阔恰成矛盾,使国民党也无力在东北发动全面进攻,因此杜聿明经与下属反复研究,“制定了一个‘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其基本思想是,先集中足够兵力进攻南满,消灭兵力相对弱小的南满解放军,解除后顾之忧,再全力向北满进攻”。要旨为:辽西方面,控制热河,确保北宁路安全;辽南方面,将中共部队压至貔子窝、普兰店之线以南,封锁旅大与内地的交通;辽北、辽东方面,将中共部队压至松花江、长白山以北;待上述任务完成后,再进攻北满[2]。

10月中旬,国民党军在华北东线热河的攻势已近结束,西线已占张家口,蒋介石自感无后顾之忧,遂令杜聿明“对安东方面迭次进犯之匪,应集结主力而痛击之,并尽可能予以彻底歼灭之”[3]。此时正值中共部队为牵制国民党军即将发动的进攻而攻占西丰,杜判断中共南满部队主力集结于沈阳至梅河口铁路(沈吉路南段)以北,因此以打通沈吉路,捕捉中共军队为第一步进攻目标。他以新一军新二十二师为左路,自长春路上之开原出发,五十二军一九五师为右路,自沈吉路上之营盘出发,攻击沈吉路两侧,新一军新三十师出梅河口策应,行动统由新六军军长廖耀湘指挥。10月6日开始进攻,至中旬先后占领西丰、清原、柳河、新宾、辉南等地,打通了沈吉路全线。

10月17日,杜聿明发布对中共南满根据地的攻击作战命令。他以新六军十四师、新二十二师及六十军一八四师为右兵团,自海城进攻普兰店、庄河一线,担任迂回任务;五十二军为中央兵团,其中二、二十五师由本溪沿沈安路两侧正面进攻安东,一九五师自新宾进攻桓仁、通化,牵制安东方面;新一军新三十师及六十军一八二师为左兵团(七十一军九十一师稍后加入),自柳河向南进攻当面中共部队,并相机协助占领通化。

10月20日,各路国民党军开始攻击行动。南满中共部队是由萧华指挥的第三、四两个纵队,实力对比处于劣势,林彪等人电示萧华:我军如勉强进行保卫安东的战斗,则不仅仍然达不到保卫安东的目的,且反加上碰坏了部队;此次你们应一心一意集中兵力打运动战[4]。因此南满中共部队并未作固守安东的准备,在进行了几天阻击后,10月25日退出安东。此时,新六军已进至普兰店、庄河一线,一九五师逼近通化,杜聿明据情报判断中共军队已被“击溃”,遂越过五十二军军部,径令二十五师向东攻击宽甸,企图夹击中共部队于通化、桓仁地区。30日,二十五师进至宽甸西北,为南满军区四纵包围,经三日激战,11月2日全师在新开岭被歼。当天国民党军占领通化、桓仁、宽甸,达到其在东北攻势的顶点,但二十五师被歼事实预示着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兵力不足与地域辽阔之间的矛盾将日趋严重。

国民党军占领安东后,中共在南满所占地区已缩小为沿鸭绿江中朝边境的狭窄地带(最少时只有四个县23万人口及部队3.6万人),内部对是否继续坚持南满地区有不同意见。东北局经过讨论,认为坚持南满“意义甚大,使我们仍能保有广大土地与人口,使敌不能全力向北摧毁北面的根据地,使我南北互相依存”[5],因此决定东北工作方针为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打北拉,互相配合,改变东北局面。中共中央也指示东北局:“在目前情况下暂取守势,力求拖延敌对北满之进攻,并准备迎击敌之进攻部署甚妥。南满方面应集中主力各个歼敌,收复失地,于拖延敌对北满进攻必有帮助。”[6]为此东北局加强了南满的领导,派东北局副书记陈云兼辽东(南满)分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萧劲光兼辽东军区司令员,陈云到任后,12月中旬在分局七道江会议上确定了坚持南满的方针。

安东作战告一段落后,杜聿明已感兵力不足,需要调整部署,进行整补。11月他去南京向蒋介石面陈增援要求,未得批准,相反国防部认为应一鼓作气,收复南满还在中共掌握之中的临江地区,确保国民党在南满的优势地位。熊式辉则认为,南满临江地区山林丛密,军事意义不大,而北满“地形平阔,攻取自易”,主张“不如收复哈市齐齐哈尔较为有利也”[7]。但蒋介石顾虑苏联的反应,对进攻北满始终持慎重态度。因此从12月中旬到1947年4月上旬,东北国民党军先后以五到六个师的兵力,四次进攻南满临江地区。辽东(南满)军区以内外线结合、防御和出击并用战法,扰乱、打击对手的进攻。此时正值东北的冬季,气候严寒,临江地区地形复杂,国民党军的进攻没有达到预期目的,非但始终未能攻占临江,而且还丢失了已占的桓仁、柳河、辉南等地。在此期间,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三次渡过松花江南下作战,使国民党军往来调动,疲于奔命,也消耗了其有生力量。

自最后一次进攻临江地区失败后,东北国共之间攻守易势,国民党军在东北已无力发动攻势,被迫转取守势。国民党在东北军事上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地域广阔与兵力不足之间的矛盾[8],大量城镇只能以团、营为单位守备,极易被各个击破。杜聿明因为担心中共即将发起的进攻,5月上旬特意派其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去南京向蒋介石要求增援。蒋强调各个战场的兵力都不够用,因此无兵可派,指示东北“采取‘收缩兵力,重点防御,维持现状’的方针,将来再待机出动”[9]。杜聿明无奈,只得将作战方针改为:“为保持战力,及确保战略要点要线,依工事及火力之加强,逐次消耗匪军战力之目的,分别集结兵力,固守永吉、长春、四平、沈阳、葫芦岛诸要点,期待关内增援部队之到达,相机转移攻势,捕捉匪之主力而歼灭之。”具体部署为,新一军、六十军、七十一军、五十二军、二○七师、九十三军各以长春、永吉、四平、本溪、抚顺、锦州为中心,“确保战略要点及机场之安全,并逐次以保安部队,扩张外围据点;如遇匪之主力,即依机动战法,退返守备据点,同时注意埋伏及袭击之实施”。以新六军位于沈阳附近为机动兵团,利用铁路线往来支援各点[10]。但还未等杜聿明完全部署完毕,中共部队便发起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

中共部队在东北顶住了国民党军的进攻之后,部队数量与战斗力都有了迅速的增长。到1947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已达45万余人,其中野战部队20万人,虽然数量与国民党在东北的部队基本持平,装备仍不如国民党军,但可以主动出击,攻其不备,而且北满在经过剿匪与初步的土改之后,中共地位较前更为稳固,具备了转守为攻的条件。国民党军对临江最后一次进攻失败后,4月7日林彪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表示根据东北局的讨论,“决将我军战略主攻方向与主要力量使用于南满”,“进行大规模作战,使东北局势发生根本变化”。23日林对东北全军发布指示,要求“全军高度集中兵力,坚决放手打击敌人,实行连续攻势作战和规模日益扩大的歼灭战,以根本改变东北战局”[11]。5月5日,东北局作出《关于东北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提出“积极组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大量歼灭敌人,大量收复失地,巩固和扩大解放区”[12]。中共中央不仅同意了东北局的意见,而且要求晋察冀部队配合行动“钳制关内敌军,不使东调,使东北取得胜利”[13]。

5月8日,东北民主联军北满第一、二纵队及两个独立师共八个师,东满六纵及三个独立师共六个师分别自扶余和榆树渡松花江南下。13日,东北民主联军在五条战线同时向国民党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夏季攻势由此拉开战幕。北满部队首攻长春西之怀德,东满部队攻击吉林周边地区,同时南满第三、四纵队出击沈吉路,西满辽吉纵队出击四平西北地区,刚刚划归东北民主联军指挥的冀察热辽部队则出击热河西部与河北东部,配合东北作战。由于东北民主联军同时在广大战场全面出击,迫使东北国民党军往来救援,疲于奔命,他们不得不大量放弃中小城镇,同时也放弃了一些位置较偏的中等城市,开始向中心城市收缩。至6月初,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占领了中长路上的公主岭、开原、昌图,南满部队重占通化与安东,攻占沈吉路重镇梅河口,西满部队占领通辽、郑家屯,东满部队收复沈吉路东大片地区,打通了东、南、北满之间的联系,冀察热辽部队占领热河的围场、赤峰,冀东的昌黎、抚宁,共计二十余座城镇。

中共部队在东北的大规模攻势,使本已兵力不足的东北国民党军捉襟见肘,难以应付。此前,杜聿明旧病复发,难以指挥战事,临时代理的熊式辉更形慌张,5月20日匆匆飞往南京求援。蒋介石无兵可派,只能指示其“速将南满各地之正规部队完全集中于四平街附近,而以地方团队接替其防务,除沈阳外围……各据点必须固守外,其他至不得己时,皆可放弃,须立下决心,切勿犹豫,至于长春与永吉,应严令死守核心,待援勿失”;同时又教训熊式辉:“身处危急之际,凡事须尽其在己,而尤须以顾全大局为第一要着。”[14]30日,蒋介石亲临东北,视察战局,观察到的形势完全不容他乐观。他在日记中写道:“沈阳内部复杂,天翼(熊式辉)威信已失,光亭(杜聿明)卧病在床,军国大事,推诿延宕,几误全局。”但蒋并无制胜之方,只是手书各将领(包括四平陈明仁、长春孙立人、永吉曾泽生、朝阳孙渡等人),望“淬励所部,沉着固守”而已。由于杜聿明身体欠佳,他令熊式辉全权处理东北军政事宜,不得有误[15]。

经过一个月的作战,东北民主联军取得重大胜利,随后将作战矛头指向中长路沈阳、长春间的孤立据点四平。如果攻下四平,则可切断中长路沈阳与长春两大城市间的联系,孤立长春、吉林,威胁沈阳。为此,东北民主联军以一纵、辽吉纵队和六纵十七师,共七个师的兵力攻击四平;以八个师位于四平东南之西丰地区,三个师位于中长路四平南之昌图地区,一个独立师位于开原南,阻击沈阳援军;以五个独立师位于四平北,阻击长春援军。攻击发起前,林彪要求攻城部队“发扬高度攻坚精神、小部队硬打死打精神”,“力求乘胜猛烈扩张战果,须准备数天解决战斗之精神”,“充分准备,务期必胜”[16]。

四平守军是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指挥的七十一军八十七、八十八师和十三军五十四师,以及保安团队,共三万人。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夏季攻势后,七十一军在5月中旬救援怀德时遭到重大损失,八十八师几乎被全歼[17]。退回四平后,周边据点尽失,态势孤立,势将成为中共部队攻击的下一个目标。陈明仁毕业于黄埔一期,身经百战,自认“平生以打胜仗著名”,“到东北后却无特殊表现,仅仅解德惠之围有点成绩,但怀德一役又失败了,希望能够特别出一次风头”;而且他“估计当时凡属国民党的部队,守了一个地方,如能坚守下去还比较有把握,如守到中途而要撤退,则绝对会被击溃、被消灭的”,因此他作好了“置之死地”、“全力死守”的准备[18]。事前,蒋介石曾亲书于陈,告他“此时为弟成功成仁之机会,切不可因一时之小胜小负而自馁”,并表示“必集中陆空军尽速增援”[19]。这与陈想出风头的想法正相吻合,作为战场最高指挥官,陈明仁的决心对四平防守确实起了相当作用[20]。

陈明仁为守四平制订了完整严密的守卫计划。其指导要领为:“依都市防守要领及要塞配备方式,依核心内外复廓之细胞组线构筑坚强工事,大量储积粮弹而死守之。”在具体部署上,他将全城划为核心守备区及一、二、三、四守备区,各守备区“除在指定之地区构成复廓及核心工事外,并在内外复廓及核心工事间,构成据点严密之纵深工事。使相互间成为带式阵地网状配备,使匪无法向任何方向突进,均不能长趋直入”;“在主阵地前选择要点构成前进阵地,迟滞匪人于远方,非万不得已时不得弃守,俾心脏不受作战之威胁”;“市区工事应将既设半永久性之据点工事予以加强,阵地之编成应采纵深配备,各阵地带须编成犄角侧防若干支点以半永久机枪掩体为骨干而以野战工事连系之”;控制强大预备队,集中使用炮兵。对通信、交通、补给、民政等都作了具体规定[21]。整个部署强调以面为主,以点控面,纵深配备,交叉火力,对进攻一方形成较大威胁。

6月10日,东北民主联军一纵司令员李天佑指挥部队发起了对四平的攻击。经过三天外围战斗,14日对城区发起总攻。由于保安团队战斗力不强,弃守后退,一纵当晚攻入市内铁路以西市区,守军利用纵深工事进行顽强抵抗,攻守双方反复拉锯拼杀,战况之激烈前所未有。由于是城市攻防战,进攻与防守双方的作战地域都不大,兼之守军利用城区坚固楼房为工事,双方遂进行逐屋争夺,死伤惨重。东北民主联军此时装备已有了很大改善,此次进攻动用重火炮近百门,而国民党方面则动用大批次空军助战,更加剧了战斗的激烈程度[22]。19日,七十一军司令部在猛烈进攻下告急,陈明仁不得不率部退往铁路以东。为尽快结束战斗,林彪下令调准备打援的六纵两个师投入战斗,并和罗荣桓电示各部:决以共计付出一万五千之伤亡,再以一星期的时间将此仗打到底,以达到完全消灭敌人和打垮敌守城信心[23]。至22日,七十一军机动兵力已告用尽,陈明仁已将军直属队编组投入战场,守军退至城区东北隅作最后的抵抗。当天,蒋介石电致陈明仁鼓其气,告以“关于增援陆空各军,中朝夕督促向前迈进,预计五日内必可直上四平”[24]。

由于四平在国民党军东北防御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四平被围之后,国民党东北当局立即部署南、北两路增援,企图夹击中共部队,解四平之围。南兵团以新六军三个师自中长路右侧向四平东南迂回,另以二○七师掩护其右侧安全;九十三军两个师及五十二军一九五师自铁岭沿中长路正面向四平推进,另以骑兵第一军掩护其左侧安全;刚刚由关内增援东北的五十三军两个师为预备队,随后跟进;北兵团以新一军两个师自长春南下四平。为了避免以往中共围点打援的情况再现,援军被要求实行纵深配备,逐段跃进,保持后方稳固。

6月22日,四平援军南、北同时出动,南线占开原,27日又占昌图,北线逼近公主岭。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对四平采取佯攻方针,吸打增援”,抽调部分攻城兵力,集中四平南阻击援军并着重打击新六军。但因援军行动谨慎,未能捕捉到战机,而四平前线攻击部队已显疲惫,态势不利,林彪遂决定停止攻击,除掩护部队外,全军于30日撤离四平战场。7月2日,林彪等决定:后移休整,整顿组织,另寻战机。

四平攻城战,是继上年四平作战后在这一地区的又一次大规模作战,不同的是主客易位,仅仅一年时间,国民党军便由攻转守。东北民主联军以1.3万人伤亡的代价,未能攻下四平,最重要的原因是对四平守军情况不明(原估计只有两万人,有战斗力者不过五个团,实际有三万余人),因此未能形成绝对优势(攻击部队人数不到守军的两倍);对其坚守决心估计过低(认为大半系新兵败兵),因此急躁轻敌;对城市攻坚战的战略战术掌握不够(主要是突破后的纵深战斗和巷战未及充分演练),因此伤亡较大;步炮协同不够熟练,有时压制火力已经结束,而进攻部队还在三里路之外[25]。还有一个事先未料到的原因,当时正值东北夏季,“日长夜短,白天不进攻,黄昏调集部队,一打天就亮,白天不能作战,其伤亡之大超过晚上作战伤亡”[26],对素擅夜战的中共部队不利。但这种情况便利空军活动,国民党空军出动大规模机队支援守军作战,空投补给[27],对攻击部队威胁极大,对守军也是个鼓舞。因为攻击四平是东北以至全国中共部队首次大规模攻坚作战,“对我军建立攻坚信心关系甚大”,而最后未达预期目的,多少影响到其后林彪对攻坚战的看法。

虽然国民党方面经苦战保住了四平,但经过此次作战,东北国民党军损失兵力八万余人(四平一地即近三万),丢失县城42座,兵力大部退据几大城市和南满、北宁铁路沿线,已完全处于守势。不仅如此,东北是中共在全国范围内第一个由守转攻的战场,而且其攻势规模之大,动用兵力之多,大大出乎国民党的意料之外,连同其在山东战场遭到的挫折,已经使国民党切身感受到了中共对其统治的威胁。如同新华社在社论中所言:“东北形势的变化,不能不震动全国。东北解放军的全面反攻,难道不是整个解放区全面反攻的信号吗?以东北在全国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重要,而首先反攻并取得了胜利,难道不是大大加强了华北解放军反攻时的地位吗?”[28]就在东北大战前后,遍及全国大中城市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使国民党在另一条战线上也疲于应付,国民党统治处于危机之中,由此而导致一系列更为严酷的统治措施的出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戡乱总动员”的酝酿与实施。

鏖战东北，南满部队是撤还是守，四野最为艰难的一次抉择。

1946年10月，东北民主联军在南满的根据地，就只剩下了位于长白山麓紧靠朝鲜的临江、蒙江、长白和抚松四个县。

东北局南满分局机关、辽宁和安东省委机关、辽东军区、3纵和4纵的主力部队，全都在这么个巴掌大的地方挤成一堆。

阵地仗打不了，因为兵力太过悬殊。运动战更是无从谈起，面对杜聿明部的重兵合围，在这么一个狭窄的地域，我军丝毫没有战略空间，根本没有辗转腾挪的余地。

自1945年11月，我军挺进东北后就接连失利，从11月16日山海关失守，到11月26日锦州陷落，短短10天时间，整个辽西走廊就尽落敌手。

刚到东北一个月的林彪，被杜聿明当头一记闷棍，打得措手不及……

部队休整4个月后，1946年3月17日对四平发起攻击，激战一天一夜，歼灭守敌3000余人，于3月18日攻占四平。

但随后在四平保卫战中，东北民主联军面对新1军、新6军、第52军、第71军的合围，为了保存有生力量，5月19日，东北民主联军被迫撤离四平，四平保卫战以我军失利落下帷幕。

东北民主联军一路北撤，退过松花江。杜聿明部则沿途追击，先后攻占辽源、梅河口、海龙、双阳、磐石、九台、永吉、德惠、农安等地，致使东北民主联军在南满的根据地几乎丧失殆尽。

自四平保卫战之后，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撤到北满的东北民主联军主力，与杜聿明部隔江对峙，暂时稳住了战局。但仍在南满坚持的部队，处境却日渐艰难。

虽然11月2日，4纵在新开岭全歼敌军号称“千里驹”的第25师8000余人，俘敌中将师长李正谊，但并没有扭转东北民主联军在南满的劣势。

新开岭战役的胜利，仅仅只是为南满根据地赢得了一些时间，保证了南满分局机关、辽宁和安东省委机关、辽东军区机关的安全转移。

而炮校分校、航校分校、医院、工厂和仓库里的物资，根本就无法及时撤离，只得转移到鸭绿江对岸，才暂时得以保全。

此时，杜聿明的4个整编师正气势汹汹地向这里扑来。鉴于形势已如此恶化，辽东军区甚至已经做出了最坏的打算：

“由军区机关率3纵、4纵撤过松花江，与北满主力部队会合。4纵政治委员彭嘉庆则率4纵第11师，以及辽宁独立师坚守长白山，像曾经的抗联一样，在深山密林中坚持敌后游击战。”

对于南满根据地面临的恶劣形势，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为此万分焦虑，寝食难安。

如果坚守南满根据地，可以迫使杜聿明南北两线作战，使其腹背受敌。可是，南满地域太过狭窄，没有战略纵深，一旦被围就将遭致全军覆没，风险实在太大。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在最开始时，倾向于“坚持南满根据地”的决策，但迫于战争形势的迅速变化，最终将选择权交给了南满分局和辽东军区，让陈云和萧劲光根据形势的发展，自主作出决断。

陈云时任了南满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治委员，萧劲光时任南满分局副书记兼辽东军区司令员。

是否放弃南满这最后一块根据地？如何决断，成为了一个大问题，摆在了陈云和萧劲光的面前……

坚持南满根据地，有利于东北民主联军“南拉北打，北拉南打”的作战方针实现。但是缺少回旋余地的地理环境，也是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

1946年12月11日至14日，南满分局、辽东军区在白山市浑江七道江镇七道江村召开会议，“坚持南满，还是放弃南满”将在这次会议上作出决定。

这次著名的会议，史称“七道江会议”。

辽东军区师以上军政主官都奉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由军区司令员萧劲光主持，陈云因在临江布置南满分局的工作，于12月13日到会。

会议上争论很激烈，主张放弃南满的干部居多，大家认为：

其一，长白山区地形狭窄、物资匮乏、缺少兵员，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具备进行运动战的客观环境，且坚守根据地困难；

其二，南满主力北渡松花江，与北满主力合为一股，不仅可以壮大东北民主联军的力量，而且可以避免被敌各个击破；

其三，撤到北满，前有松花江，后有苏联，进退有据，可保无虞。

而主张坚持南满的干部虽占少数，但态度却异常坚决，他们认为：

其一，我军要粉碎杜聿明制定的“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战略，就必须坚持南满，拖住敌军主力，让它“屁股后边吊个大冬瓜”，首尾难顾。

其二，南满是东北工业的中心，又是海上与华东、华北交通的要道，而且还建有航校、炮校，当地群众基础也非常好，物质条件较北满丰富，守住南满根据地，可以为日后的反攻创造一个坚固的阵地。

其三，南满根据地目前还有好几万人，形势虽然险恶，还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凭这些实力，就算上山当“胡子”，像当年的抗联一样，再不济也能坚持几年，何况在座的都是久经沙场的主力部队，难道忘了当年游击战的精髓了吗？

会场内，两种意见辩论激烈，双方唇枪舌剑，争执不下。会场外，敌人的两个整编师却已悄悄逼近了梅河口和辑安。

前方电告，十万火急，萧劲光立刻命令各师师长、政治委员迅速返回部队，赶赴前线指挥作战。军区首长和纵队领导，则继续开会，讨论“坚持或是放弃”。

12月13日夜，零下30度的严寒，陈云顶风冒雪就只带了两名警卫员从临江赶到七道江参加会议。

萧劲光对陈云说道：“敌情紧张，两种意见争持不下，就等你来解决问题。”

陈云谦虚地说道：“你们都是搞军事的，我不是搞军事的，来了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主意还是靠大家出，办法靠大家想。大家再看一看，南满还有没有文章可作？”

萧劲光首先表态：“我是主张坚持南满根据地的，这样对我们接下来的发展是很有益处的。”

辽东军区副司令员萧华、辽东军区参谋长罗舜初都赞同萧劲光的意见：“坚持南满根据地，利大于弊。只要大家统一思想，应对得当，布置周详，就一定能够坚持下去。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上山去打游击。”

围绕着“坚持还是放弃”，又讨论了整整一天。12月14日夜，陈云经过深思熟虑，权衡利弊之后终于拍板了，坚定地对大家讲道：

“我们不走了，都留在南满，一个也不走。留下来打，在长白山上打红旗，摇旗呐喊。

当年抗联力量那样小，还坚持了十年。我们条件比抗联好多了。敌人的战略方针是“先南后北”。如果放弃南满，就正中敌人下怀，免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可以放心全力以赴地对付北满。

东北敌人好比一头牛，牛头牛身子冲着北满，一条尾巴留在南满。松开尾巴，那就不得了，这头牛就会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危险。抓住这条尾巴不放，那就了不得，这头牛就蹦跳不起来。

去北满，过长白山要损失几千人。将来打回来，还要损失几千人。留下来会很艰苦，损失也不会小、但这两种损失，意义是不一样的。

仗怎么打，你们大家可以研究。但是，南满有文章可做，南满应该坚持，而且能够坚持。”

七道江会议最终决定：

在确定坚持南满根据地的同时，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外线作战与内线作战相结合的方针，以3纵担负正面运动防御，4纵则深入敌后，开展运动战。

当夜，坚持北满根据地的决定，由陈云、萧劲光联名电告东北民主联军总部。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于拂晓时分复电，同意南满分局、辽东军区作出的这个决定。

随后，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统一指挥下南满、北满两块根据地的主力部队，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与杜聿明部展开了一场为期一百余天的较量。

这就是四野军史上著名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

1946年12月27日，东北保安副总司令郑洞国亲临通化，以第52军第195师、第71军第91师等6个整编师，向临江发动进攻。

南满主力部队3纵，丝毫不惧，与敌展开正面交锋。4纵，以及独立师则迂回敌后，与3纵密切配合，对敌两面合击。该役，南满部队歼敌3000余人。

而此时的北满主力1纵、2纵、6纵和3个独力师，乘着郑洞国进攻临江、后方空虚的时机，秘密南渡松花江，于长春、吉林以北广大地区展开攻势，在张麻子沟和焦家岭，歼灭新1军的113团和150团。

此役，北满部队歼敌4600余人。

东北民主联军两大根据地的“南拉北打，比拉南打”战略，迫使进攻南满的郑洞国火速回援，打破了杜聿明进攻临江的企图。

这是“一保临江”。

1947年1月30日，杜聿明再次调集第2师、第21师、第195师等5个师9个团，兵分三路再攻临江。

南满3纵仍然正面御敌，于2月5日，对进至高力城子的第195师发起反击，一仗歼其2000余人。4纵则绕至敌后，佯攻通化，最终，杜聿明只得黯然退兵。

这是“二保临江”。

8天后，2月13日，不甘失败的杜聿明以第2师、第21师、新22师、第91师、第195师，一共5个师共11个团的兵力，分四路向临江发动第三次进攻。

南满3纵、4纵仍然是前阻后扰，两线夹击。

2月21日，北满主力部队乘隙以12个师的主力部队二下江南，首仗便歼灭城子街新1军一个团，占领九台、农安后，乘胜围攻驻防德惠的新1军第50师。

虽最终未能攻克德惠，但却“围魏救赵”解了临江之围。

这是“三保临江”。

委员长在得到杜聿明“德惠大捷”的电报后，竟命令从长春赴援的新1军，以及第71军不要返回防地，要求孙立人和陈明仁沿路追击，一举消灭正在“败退中的北满共军”。

杜聿明只得向两位军长讲解真相：“所谓大捷，不过是让老头子高兴高兴。此次德惠攻防战，北满共军撤退有序，二位切不可贪功冒进，重蹈新开岭25师李正谊覆辙，宜迅速回防，以保长春无虞。

然而，就在新1军、第71军回防时，退回江北的北满部队第三次渡江南进，向德惠以南迂回。杜聿明在回长春的路上，竟与东北民主联军南下的部队相遇，惊得魂飞魄散。

杜聿明根本想不到，北满部队在攻坚德惠失利后，竟然杀了个回马枪，将87师和88师大部歼灭。杜聿明回到长春后，急调新6军和第13军赶赴长春，加强防务。

杜聿明对郑洞国讲道：“校长事事瞎指挥，搞得我措手不及。当时长春兵力空虚，共军要是真来攻取的话，长春不保，你我将成为党国的罪人！”

3月27日，此时的松花江解冻，杜聿明拿准了北满部队已无法再次渡江南下，调动7个师共计20个团的兵力，第四次围攻临江。

4月3日，南满主力3纵、4纵10师于红石镇歼灭第89师和第54师的一个团，俘虏第89师师长张校堂及其所部7500余人，这是“四保临江”。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国共两军在3个多月的作战中，东北民主联军充分利用南、北满两线作战的优势，于松花江到长白山之间的广阔地区歼灭国民党军4.3万余上，收复城镇11座。

以“南拉北打，北打南拉”的战略方针，彻底粉碎了杜聿明的“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证明了坚持南满根据地的正确性和重要性。

建国后，陈云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这样说道——

“坚持南满，在杜聿明屁股后面插上一颗钉子；两线配合，又打又拉。南满不支，北满出击；北满困难，南满出援，令杜聿明首尾不能相顾。”

针对国民党军在东北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林总和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针锋相对地决定：

坚持南满，巩固北满，采取“南打北拉”、“北打南拉”的战略战术。

也就是说，就以南满地区的主力部队，迎歼来犯之敌，保卫解放区；以北满地区的主力部队，看机会南渡松花江，策应南满部队，南北满部队密切配合，力求改变东北的形势。

为很好地实现这一战略部署，经中央同意，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日，成立了南满分局和南满军区，以加强南满对敌斗争的领导。

同时，派出东北局副书记陈云兼任南满分局书记、南满军区政委，并决定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萧劲光兼任分局副书记、军区司令员，萧华任分局副书记兼军区副司令员、副政委，率领第三、第四两个纵队和三个独立师，坚持南满斗争。

同时，为配合南满斗争，我们北满的部队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中旬起，利用松花江冬季封冻期，先后三次过江进行支援南满部队的作战行动。

在此期间，南满的部队也进行了四次保卫临江的战斗。这样，我们在以松花江阻隔的南满北满两战场，展开了历时三个半月的作战。这次作战，就叫作“三下江南，四保临江”。

当时，在根据地没有完全建设好、气候严寒、武器装备比敌人差的条件下，不论是南满的部队还是北满的部队，冬季作战都存在着很大的困难。

在北满，由于松花江的阻隔，只能在十二月至下一年三月半，松花江冰冻很厚的期间，人马辎重车辆才能畅通无阻，才适合于大兵团作战。

三月半以后开始化冻，大兵团作战就困难了。由于我军御寒装备不足，严寒季节受冻伤的威协很大，难以坚持长期的作战活动。

南满的情况就更为困难，当时南满根据地只剩下四个小县，即长白山地的西江、蒙江、抚松和长白县，人口仅二十二万，地方又穷。

三纵、四纵集结在一狭小山区，二十二万人要养活近六万部队和地方干部，非常困难，总之是天寒地冻衣食困难。

加上在这一地区，敌人很嚣张，伪满遗留的反动势力较强，土匪较多，而且群众基础又差，部队侦察敌情，安置伤员，补充粮食弹药都有较大的困雄。

而且当时南满领导层对根据地的意见不统一，有的主张留，有的主张走，把部队全部撤往北满。这样，他们的处境更为困难。

为统一干部思想，十二月上旬，南满分局书记、军区政治委员陈云，军区司令员萧劲光决定，并得到了中央军委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批准。七道江会议所作出的决定，为改变以后东北的形势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坐镇通化，指挥六个师第一次进攻临江，南满部队开始“一保临江”的行动。

三纵从正面进行阻击，四纵深入敌后，两个纵队互相配合作战，共歼敌七千余人。

一九四七年一月五日，为配合南满部队作战，我北满主力一纵、二纵、六纵和三个独立师，冒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越过冰封的松花江，一下江南。

一纵和六纵先后歼灭了国民党新编第一军的两个团和保安团队一部。我们二纵队攻克了伏龙泉，还在靠山屯打了一个胜仗，歼敌一千多人。我们的进攻迫使敌人暂时停止了对临江地区的第一次进攻。

“打”与“拉”：战役内外线有机配合的典范

解放战争初期的东北战场，东北民主联军根据“坚持南满、巩固北满”的战略方针，制定了“南打北拉、北打南拉”的作战方针，自1946年12月18日至1947年4月3日，实施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作战行动，共歼敌3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企图，巩固和扩大了东北根据地，使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战斗简介

1946年冬，国民党在东北集结了40万大军，占领了沈阳、长春等大中城市，将其主力集结于南满，企图分步骤占领东北。而我在南满地区兵力只有2个纵队4万人，孤悬敌后，力量单薄。在此形势下，东北局实行“坚持南满”的战略方针，制定了“北打南拉”的作战方针。所谓“北打”，就是在北满的我军主力兵团，在战役上取攻势，向长春以北的周边地区，连续实施攻势作战。所谓“南拉”，就是在南满，我军在战役上取守势，似一把钢刀插入敌人后方，使敌人腹背受敌。这就在军事行动上，形成了正面与敌后两大战场密切结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有机配合。

内线作战方面：1946年12月18日，四纵跳出敌人的封锁圈，在安奉线两侧，开辟敌后战场。10天内打掉敌据点10余处，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将进攻临江的2个师回调，减轻了临江地区的压力。正面作战的三纵，乘敌军调动之机，在通（化）辑（安）线上实施反击作战，一个多月共歼敌3000余人，攻克据点37处。1947年1月30日，敌出动4个师，第二次进攻临江。针对敌位于高丽城子的1个师孤军深入，我军集中三纵3个师的优势兵力进行围歼，歼敌2000余人。随后我军挥师三源浦，一举消灭增援的敌1个师近2000人。2月中旬，敌出动5个师分四路第三次进攻临江。我军首先打敌翼侧暴露的师，然后将敌另一个师拦腰斩断并击其侧后，歼敌1个团另3个营，迫敌放弃辑安。敌在接连受挫情况下，于1947年3月28日，出动7个师的兵力，向临江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我军采取先发制人，先敌展开，先敌进攻，集中主力3个师，攻击敌人1个师，实行两翼包围迂回，进攻敌人纵深，歼敌1个师又1个团。“四保临江”作战粉碎了敌的战略企图，迫其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形成了东北战局的转折点。

外线作战方面：1947年1月2日，我北满主力，集中3个纵队和3个独立师共12个师的兵力，跨越冰封的松花江，向南出击，实行“一下江南”作战，一举消灭国民党精锐部队新一军的2个团，迫使敌从南满抽调2个师，增援北满，有力地支援了南满的防御作战。1947年2月22日，我北满部队出动3个纵队与3个独立师共12个师的兵力，开始“二下江南”作战，计划相继围攻敌重要据点城子街，并围攻德惠。与此同时，要求南满、东满、西满各区部队进行战略配合。我军围攻德惠不下，给敌军以错觉，遂出动2个军的兵力，分三路沿中长路北犯，直逼松花江南岸。3月8日，我北满部队全力反击，敌唯恐被歼，全线撤退。我军在实施追击作战中，歼敌7000余人。北满部队通过三次有限度的进攻作战，迫敌从南线抽调兵力，增援北线，从而减少了南满我军的压力。

讲评析理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系列的作战行动突出表现为，外线与内线的进攻和防御，包围和反包围的有机结合。

一是站在全局高度进行周密谋划是作战胜利的前提。陈云、肖劲光等南满军区领导，站在东北全局的高度，观察南满形势。陈云同志对走和留的利弊进行反复比较，形象地把东北敌人比作一头牛，牛头向着北满，牛尾留在南满。如果松开牛尾，牛头会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危险。肖劲光同志提出南满必须坚持，南满能够坚持，并提出了具体的作战方针。正是因为贯彻了“坚持南满、巩固北满”的战略，才使南满部队与北满部队共同战斗，成为扭转东北战局的关键。

二是开辟敌后战场是以弱胜强的重要战略指导。针对敌强我弱的态势，南满部队采取内线防御、外线进攻相结合的积极防御作战方针，在北满部队配合和支援下，乘敌后方空虚之空隙，以正规部队一部深入敌后开辟新的战场，打乱敌之部署，迫使敌回援。在敌顾此失彼的情况下，我内线部队实施反击。同时北满部队三下松花江以南配合南满作战，实行“南打北拉”，使敌两面作战，在对敌作战中形成两个战场相互支撑与配合的战略格局，有力地改变敌我对阵的基本态势。

三是战役上的积极进攻是达成战略上防御之目的重要手段。在敌处进攻态势的情况下，东北民主联军指挥员集中优势兵力，以局部战役战斗上的积极进攻和胜利，达到了全局稳定战略防御之目的。通过打分散孤立之敌，积小胜为大胜；诱敌深入，迫敌分散，优先打冒进之敌；围城打援，迫使敌在兵力调动中予以歼灭；集中五倍、六倍乃至更多于敌兵力，形成包围之势，力求全部歼敌。通过先发制人、积极进攻的方式主动打击敌人，既可改善我之不利局面，还可牵制调动敌人。

四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始终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此战役中，我军兵力少、装备差、物资供应缺少，且恰逢冬春季节，天寒地冻，御寒装备不足，战场环境非常艰苦，在此困难环境下，我军克服连续作战、部队极度疲劳，并受到冻伤威胁的不利条件，始终保持高昂的战斗士气，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取得了七战七捷。而反观国民党军各部之间互相倾轧，军队士气低落，官兵厌战情绪日高，战斗力明显下降。作战中，面对我军的勇猛攻势，有些国民党军不战自溃，大量被俘人员经我军思想改造后成为解放战士，壮大了人民军队，改变了敌我力量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