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万同胞赴日“淘金”，日本战败密令销毁，一份名单却藏了50年

听说在日本，能吃上白米饭，顿顿有肉，还能去看电影、学游泳，过上城里人的好日子。

这消息在1942年的华北农村，跟天上掉馅饼没啥两样。

那时候，村里连口饱饭都吃不上，地里的收成大半要被“皇军”抢走，能活下去就是最大的盼头。

所以，当穿着体面的“招工先生”来到村口，许下这些听起来像神话一样的承诺时，不少人家的男人动了心。

谁都想让家里人过得好点，出去闯闯，挣笔钱回来盖新房，这想法再朴实不过了。

就这样，一批批揣着发财梦的中国汉子，告别了妻儿老小，跟着“招工队”走了。

他们挤上摇摇晃晃的破船，看着岸上的家乡越来越远，心里头盘算着到了日本怎么干活，怎么寄钱回家。

他们不知道，这趟所谓的“发财之旅”，根本就没有返程票。

与此同时，在日本本土，另一番景象正在上演。

东京三菱造船厂的车间里，新来的女工正费力地操作着笨重的机床，动作生疏，效率极低。

在北海道夕张的煤矿，矿井下的采煤队里，多的是些半大孩子和白发老人，他们每天的产量，连维持军工生产的最低需求都快不够了。

从1937年战争全面爆发开始，这个国家就像被抽水机抽干了池塘一样，几乎所有能打仗的男人都被送到了中国、太平洋的各个角落。

国内的工厂、矿山、码头，到处都缺人手。

军火订单堆积如山，可生产线却因为没人转不动。

日本内阁的官员们天天开会，愁得头发都白了。

从国外花钱雇人？

别开玩笑了，买钢铁造航母的钱都不够，哪有闲钱付工资。

办法只有一个，而且早就有人想好了：去占领的中国，直接“抓”人。

在中国人看来，这是去“发财”；在日本高层眼里，这叫“移入”劳动力，是解决国家燃眉之急的“国策”。

一个是为了活下去的梦，一个是为了战争的冷酷算计，两条看似不相干的线，就在中国的港口交汇了。

一开始，他们还愿意装装样子。

关东军和几个大财阀联手，在东北搞了个叫“大东公司”的机构，专门负责“招聘”中国人去日本。

这公司的招牌擦得锃亮，办公室里坐着文质彬彬的日本人，说话客客气气，一口一个“先生”。

他们给每个“应聘”的人画大饼，说日本那边待遇怎么怎么好，生活怎么怎么优越。

对于那些在战火里丢了工作、没了土地的中国人来说，这简直就是救命稻草。

河北的李老汉当年才二十出头，家里穷得叮当响，听村里人说去日本能挣大钱，二话不说就报了名。

他想着，出去干个两三年，回来就能给媳妇扯新布，给娃买糖吃。

临走前，他还跟家里人保证，每月都寄钱回来。

和他一起上船的几百号人，个个眼里都闪着光，那是对未来的期盼。

船开动的时候，他们还朝着码头使劲挥手，谁也没想到，这一挥，就是天人永隔。

这层虚伪的窗户纸，很快就被捅破了。

随着战事越来越吃紧，日本人连骗都懒得骗了。

从1943年开始，华北、华东的日军接到的命令变了，“扫荡”的目的不光是抢粮食，还要抢人。

一队队日本兵端着三八大盖冲进村子，二话不说，见着青壮年男人就往外拖，用绳子拴成一长串，跟牵牲口一样。

往往是头天晚上，一家人还围着桌子吃饭，第二天一早，家里的男人就不见了。

妻子跑遍全村也找不到，只在门口发现几个凌乱的脚印。

有时候，一个村子几百号男人，一夜之间全被掳走，整个村子只剩下哭天喊地的女人和孩子。

这些人被押到天津、青岛、上海的码头，塞进运煤运货的闷罐船舱。

船舱里又黑又臭，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

吃的，是发了霉的窝头；喝的，是带着铁锈味的臭水。

还没到日本，就有一批人因为生病、体弱，被监工像扔垃圾一样直接丢进了冰冷的大海。

日本政府对外还大言不惭地宣传，说这是为了帮助中国人民“躲避战乱”，是“日中亲善”的体现，他们是“自愿”去日本开始新生活的。

然而，当这些“自愿”的劳工踏上日本的土地，才发现自己掉进了真正的地狱。

他们被像货物一样分配到日本各地的135个工厂、矿山和建筑工地。

在北海道的煤矿，他们被赶到千米深的矿井下，每天弯着腰挖煤超过15个小时，头顶是随时可能塌方的岩石，身边是呛人的煤尘。

在广岛的造船厂，他们要在露天码头上搬运滚烫的钢板，手上烫出大泡是家常便饭。

在秋田的铜矿，他们呼吸着带毒的空气，很多人干了没几个月就开始咳血。

吃的更是不如猪狗。

日本人吃剩下的饭菜汤水，混上豆渣、麦麸，就是他们的“饭”。

这点东西连填饱肚子都不够，更别提补充体力了。

饥饿、疲劳加上恶劣的环境，让疾病像瘟疫一样在劳工营里蔓延。

可是一旦生了病，就意味着离死亡不远了。

日本人根本不会给他们治病，病得重了，就被拖到后山挖个坑埋了，甚至直接扔进焚化炉。

监工的皮鞭和棍棒更是随时会落下来，任何一点反抗或者只是干活慢了点，都会招来一顿毒打。

在秋田县的花冈町，近千名中国劳工被奴役着修建水渠。

每天都有人倒下，尸体被随意掩埋。

巨大的屈辱和求生的本能，让这群汉子忍无可忍。

1945年6月30日晚，劳工队长耿谆带领大家发起了暴动，他们打死监工，试图逃往深山。

然而，手无寸铁的他们哪里是装备精良的日本军警的对手。

几天之内，暴动被残酷镇压，四百多人被虐杀，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花冈惨案”。

这是绝望中的呐喊，也是血写的控诉。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

对那些侥幸活下来的劳工来说，这本该是解放的曙光。

然而，日本政府想到的第一件事，不是如何遣返他们、如何赔偿，而是赶紧销毁罪证。

一道密令从东京发出，要求所有相关企业和地方政府，立即烧毁所有关于强掳和奴役中国劳工的档案、名册、死亡记录。

他们想让这近四万人的血泪史，连同背后那三百万失踪者的巨大黑洞，从历史记录中被彻底抹掉，仿佛他们从来没有存在过。

熊熊大火在日本各地的政府办公室和企业档案室里烧了几天几夜，无数带血的名字化为了灰烬。

但是，总有人心里的良知没有被完全泯灭。

一位当年在日本外务省负责管理这些档案的普通职员，在执行销毁命令时，冒着生命危险，偷偷藏下了三本最关键的名册。

他把这些资料藏在自己家的阁楼里，几十年里没对任何人提起过。

直到他垂垂老矣，自知时日无多，才把这个秘密连同那几本已经发黄变脆的名册，交给了自己的后人。

又过了几十年，到了1993年，这位职员的后人，将这份沉重的历史罪证，交到了旅日华侨总会的手中。

铁证如山，上面用工整的日文记录着：从1943年到1945年，日本政府通过169艘船，从中国抓走了41758名劳工，他们的姓名、籍贯、被分配的地点，清清楚楚。

然而，迟到的真相并没能换来应有的正义。

战后，只有极少数幸存者历经千辛万苦回到祖国，但早已是物是人非。

更多的幸存者和他们的后代，在日本发起了漫长的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谢罪赔偿。

这些官司一打就是几十年，最终大多以败诉告终。

在北海道的深山里，一个名叫刘连仁的山东劳工，从劳工营逃出后，为了躲避追捕，在山洞里像野人一样生活了整整十三年。

直到1958年，他才被当地的猎人发现。

当他重返人间时，已经与世隔绝太久，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参考资料：

田中宏. 《日中之間：围绕强掳中国劳工的历史认识》. 岩波书店, 2012.

江田宪治. 《中国人强制连行の研究：国家·企业·战争责任》. 现代书馆, 2002.

“花冈暴动”生存者证言集编委会. 《花冈事件：中国劳工的证言》. 明石书店, 199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强掳中国劳工档案选编》. 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