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为什么要防范被日本渗透成筛子？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为什么要防范被日本渗透成筛子？

地图上精准标记的每一棵树、每一间房，背后是无数双窥探中国的眼睛。

“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日本已在中国布下了庞大的间谍网。通过这些看不见的战线，日本侵略者详细掌握中国的地理、政治、军事和经济情况，为后续的大规模侵略铺平道路。

在沈阳、哈尔滨、天津、上海、南京，乃至东京、纽约和巴黎，日本间谍机构编织了一张无形却密集的情报网，使中国的山河疆土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几乎毫无秘密可言。

“九一八事变”

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建立了庞大而复杂的情报机构网络，这些机构如同毒蛇般深入中国的各个角落。

日本中央情报机构是这张网络的核心，主要包括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分别设立的情报部。

同时，政府所属各部门，如外务省、拓务省、兴亚院、大东亚省也都设立了专门的情报机构，共同策划和指挥对华情报活动。

日军在侵占区设立的特务机关是这张网络的第二层，数量和规模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的加深日益庞大。

日军最早在中国设立的特务机关是关东军于1916年在奉天设立的，1918年又在哈尔滨设立了特务机关。

到1945年，关东军在东北共设立了15个特务机关和20个分机关，主要任务是监视和调查中国军民的动向、扶植汉奸、监视伪满的官吏等。

1937年“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在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等地纷纷组建各类特务机关。

殖民公司或大资本公司设立的情报机构构成了第三层网络，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的调查课。

满铁表面上是铁路经营公司，但实际上则是“开发和经营满洲、推行日本大陆政策的殖民侵略机构”。

“七七事变”

日本间谍在中国的活动方式多种多样，覆盖了各个领域，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毛孔。

伪装成各类人员进行情报搜集是日本间谍的常用手段。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满铁”情报人员伪装成小商小贩、医生、学者，以“浪人”身份来到中国。

他们在旅行考察的掩护下展开情报搜集工作，为日军做出侵华决策提供依据。

非法测绘中国地图是日本间谍的另一项重要活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派出千余间谍潜入中国各地，进行非法测绘。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从缴获的日军使用军用地图上发现，他们测绘的军用地图比中国军队使用的军用地图还要精准。

重要地段的一棵树、一间房都标注得非常清楚。

日本间谍还以“机关”、“公馆”等名义设立情报机构。例如，设在上海的“井上公馆”间谍人员多达60余人，均为日本年轻男子，经专业训练，有专业知识和技能，且多数能熟练使用中国方言。

日本情报机关还通过开设毒品店等形式收买中国人充当间谍，为其搜集情报。

据统计，天津市日本租界内的白面馆和吗啡馆就有173家之多，而上海的法租界、虹口、北四川路等处的总数则在天津之上。

侵华日军

在日本对华情报渗透中，有三位被称为“中国通”的资深间谍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是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和土肥原贤二。

板垣征四郎被称为关东军的“大刀”。他1916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1919年任中国驻军参谋，之后任云南、汉口等处日军特务机关长。

他非常注重自己的形象，总是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感觉。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对中国的民情风俗烂熟于胸。

他对中国有长期的研究观察，是日军中著名的“中国通”。此人在军事上惯于深思熟虑，极为重视对中国地形的勘察。

1929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后，他多次组织关东军参谋“北满、南满旅行”，把整个东北中国驻军的军事部署、兵力配置、武器装备情况摸得清清楚楚。

石原莞尔被称为关东军的“大脑”。1918年，他以全校第二名的总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

此人长相看上去稚嫩，但面色常带忧郁，非常喜欢沉思，他天不怕地不怕为人极为狂妄，

对部下温和、对长官尖刻。他陆军大学毕业时，因平时过于狂妄自大而被剥夺了第一名的资格。

1928年10月，他由日本陆军大学教官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一踏上中国的土地，立刻就被中国地大物博的景象给惊呆了。

他看着照相机和望远镜中的一望无际的东北平原，脑中关于日本扩张的梦想一下子就找到了现实的目标所在。

石原莞尔通过收集分析中国和东北高层人员的情况，得出一旦事变东北军不敢抵抗的结论。也正是基于这一结论，就是他与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形成团伙，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土肥原贤二是日军中著名的“中国通”。他1912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职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随即被派往中国，开始了长达30年的特务生涯。

他还只是士官生的时候，就表现出擅长测图的天分，他利用与“山西王”阎锡山在日本士官学校同学的关系，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去山西找过几次阎锡山，利用与阎锡山的关系，在山西各地旅行，把山西各地的兵要地理摸了个底朝天，尤其详尽地记载了重武器可以通过的险要地点。

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讲几种中国方言。1930年任天津特务机关长，“九一八”事变前30天，他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

号称“山西王”的阎锡山对山西的地形还不如土肥原贤二熟悉，“七七事变”后，日军入侵山西，就是土肥原贤二指引日军从雁门关茹越口附近的铁甲岭打开突破口，导致国民党军队在晋北迅速失守。

板垣征四郎

日本在对华情报战中，不仅派遣本国间谍，还大量收买中国人充当间谍，这些汉奸和内应对中国的抗战造成了巨大危害。

日军的特务机关内除日本特务外，还搜罗、培植大批华籍特务。设在上海日本海军武官府下的南城机关就有华籍特务59名，日本特务6名。

类似情况在各地的特务机关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也是日军贯彻 “以华制华”侵略方针的一个具体而微的侧面。

日本特别注重从留学生中培养亲日分子。从19世纪末开始，日本开始对中国不断进行渗透，对一些赴日本留学生的拉拢渗透尤为突出。

他们往往从留学生中寻找那些家庭背景优越、发展潜力大的学生，以各种手段进行诱惑拉拢，而后送回中国政界军界潜伏下来。

“九一八”事变时的熙洽就是这样的关键人物。他出身满清皇族，青年时曾去日本留学，与日军界关系紧密。

回国后进入东北军政界，受到张作霖、张学良的信任，成为吉林省二号实权人物。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负责进攻长春的日军第2师团师团长多门二郎是他在日本士官学校的老师。

于是熙洽迅速遣散数量占优的守军，开门投降，致使整个吉林省迅速沦陷。

石原莞尔

许多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背后，都有日本间谍活动的阴影。

1937年惊动国内外的 “黄濬间谍案” 暴露了日本间谍对中国高层渗透的深度。黄濬民国初年时留学日本，与日本人素有来往，回国后进入政界，职务扶摇直上。

抗战爆发后，他已在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任要职。1937年7月27日，国民政府海军部长陈绍宽奉命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在长江江阴段沉船以封锁航道的计划。

日本派出女间谍收买国民政府人员，企图刺杀蒋介石。

1937年8月，号称“帝国之花”的日本女间谍南云造子潜入上海，以金钱和女色收买了国民政府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濬、黄晟父子。

黄濬担任行政院会议记录，8月5日，黄濬将最高军事委员会作出的关于封锁江阴要塞江面、袭击在长江上游的日本军舰和商船的绝密情报出卖给了日方。

日本军舰和商船在国军封江前顺利逃脱。

黄濬还将蒋介石将乘坐英国驻华大使寇尔的专车由南京赴上海的消息出卖给日本特务。

所幸蒋临时改变了行程侥幸逃过一劫。8月底，在黄濬的协助下，两名日本特工潜入中央军校，企图刺杀正在“总理纪念周”上发表演讲的蒋介石。

土肥原贤二

日本对华间谍活动持续时间之长，涉及领域之广，对中华民族造成的伤害之深，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有学者曾对汉奸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作过简略统计：在被统计的144人中，包括汪精卫、周佛海在内有留日经历者54人，占38%之多。

这些人往往在公开投敌之前，就已经是政界军界的要害人物了。这类间谍对抗战起到的危害作用，已经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至今，94年过去了，中国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积贫积弱、饱受侵略之苦的国家，但间谍之害从未远离过中国。

2017年《纽约时报》曾报道，中情局多年来在中国苦心经营，成功吸纳了一批中国人员为间谍，并建立起了快捷高效的间谍网络。

这些被吸纳的人当中有的在很重要、很敏感的岗位上。

日本同样没有缺席，最近几年已经连续发生“日本人在华从事间谍活动被拘”的消息。

有日媒统计，仅仅在2016年和2017年两年，就有12名日本人因以旅游、地质勘探的名号作掩护，在中国频繁进行非法测绘活动，采集坐标信息而被捕。

如果从甲午战争前日本人就热衷非法测绘中国地图算起，这样的间谍行为，已经持续超过120年了。

据资料显示，满铁调查课在近40年的情报活动中，共提出调查报告6200份，积累的书刊、剪报资料达50多万件。

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日本侵华期间系统性、全方位的情报窃取活动。

当今时代，间谍活动依然存在，只是形式更加隐蔽，手段更加高科技。

历史警示我们，居安必须思危，日军侵华战争结束已经80年整，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在持续酝酿和准备。

当年日军侵华期间，我们被日本渗透成了筛子，如今，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一定不能重蹈当年的覆辙，一定不能让当年被日本渗透成筛子的历史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