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辅仁大学旧址丨沦陷区里的文化孤岛

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城内一些国立和私立大学纷纷迁至大后方。作为教会学校，辅仁大学继续在北平办学，直至抗战胜利。在这座文化孤岛上，师生团结一心，反抗日伪统治，抵制帝国主义奴化教育，度过了8年艰难岁月。

坚持“三不”

辅仁大学的前身辅仁学社，由中国天主教北方领袖英敛之于1913年创办。“辅仁”取自《论语·颜渊》中的“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1925年，在英敛之等人的积极倡导下，经罗马教廷授意，美国本笃会筹集资金永久租下原清朝载涛贝勒府，在辅仁学社的基础上创办辅仁大学，英敛之去世后，陈垣继任校长。1933年，德国天主教圣言会接办辅仁大学。鉴于日德同盟关系，学校在管理形式上相对宽松，许多青年学子将该校作为报考重点，学校规模得以扩大。

辅仁大学旧址（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北平沦陷后，辅仁大学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关系，培养爱国青年，延续民族教育，坚守行政独立、学术自由的立场，并基本延续了原有注重民族文化的教学设置。

日伪极力推行奴化教育，辅仁大学却毅然坚持自己的办学宗旨。他们不仅借助教会力量应对日伪滋扰，还在英、美、德使馆的斡旋下，一次次化解危机。为培养青年学生的爱国精神，学校积极联络平津地区其他国际性教育团体，争取到了不改用日文教材、不悬挂日本国旗、不把日文作为必修课的“三不”原则。

1938年5月，日伪政府命令北平各机关、学校悬挂日伪旗帜，强令学生上街游行“庆祝”日军侵占徐州。辅仁大学拒绝挂旗和参加游行，师生们高喊：“我们国土丧失，只有悲痛，要庆祝，办不到。”这一行为激怒了日伪政府，下令辅仁大学停课整顿三天。

尽管日伪的管制越来越严苛，形势越来越严峻，办学环境越来越恶劣，辅仁大学却将这“三不”原则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实属难能可贵。

拒任伪职的校长

北平各大学校纷纷南迁后，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也可以一走了之，但是，他不愿丢下辅仁广大师生，毅然留下与日伪抗争。

民族危难之际，陈垣坚持学术救国。他在《辅仁年刊》上撰文，以历史上的忠烈之士为榜样，激发学生的爱国之志。还发起成立辅仁大学史学研究所、史学会和语文学会。他在毕业同学录上题词：“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教育同学们身处困境、逆境，当自强、自立、自尊，不能只顾眼前利益，不能见利忘义，更不能认贼作父，助纣为虐，去当汉奸。

鉴于陈垣在北平教育界的影响力，日伪多次用高官厚禄诱使他出任伪职，都被严词拒绝。一次，日伪成立“东亚文化协议会”，请他出任副会长，说这是大东亚最高的文化机构，每月薪资几千元。陈垣义正词严地说：“不用说几千元，就是几万元我也不干。”当听到日伪拟改请他的某个老朋友出任时，他连夜去找这位朋友，希望朋友不要答应此事。得知此人已经应允，陈垣拂袖而去，从此不再往来。

陈垣还通过研究宗教，著书立说，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他先后撰写了《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等著作。其中《明季滇黔佛教考》一书，在考证明末清初云贵两省佛教发展历史过程中，融入许多知识分子怀念故国、抗节不仕的事迹，彰显了传统爱国精神。

历史学家陈寅恪称该书“虽曰宗教史，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陈垣本人也坦承：“此书作于抗日战争时，所言虽系明季滇黔佛教之盛……其实所欲表彰者，乃明末遗民之爱国精神、民族气节，不徒佛教史迹而已。”他还经常教育学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是从民族文化的消失开始的，我们在这个关键时刻要做的就是保住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

作为学者、校长，陈垣以学校为阵地，以讲台为战场，与日伪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成为辅仁大学师生的代表。

不向日伪低头的教职工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很多大学或被侵占或被停办，有的人因生计问题屈从于现实，但辅仁大学的教职员工却怀着一腔爱国热情，坚持民族气节，不向日伪低头。

面对国土沦丧、日寇横行，沈兼士、英千里等一批爱国教授积极倡导成立炎武学社，通过研究明末清初爱国人士顾炎武的学说，向大家宣传人心不死、国家不亡的道理。1939年夏，炎武学社改名为华北文教协会，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沈兼士任主席，教育学院院长张怀任书记长，英千里任第一总干事，所有津贴由国民政府教育部秘密提供。此后协会活动更加活跃，经常派人到天津、济南、开封、太原等地讲学，与各地协会成员联络，并输送优秀学生到大后方去。

华北文教协会的抗日活动，引起了日本宪兵的注意。他们派特务伪装成学生潜入学校，对师生严加监视。沈兼士不得不化装离开北平前往西安。

英千里继续留在北平苦撑局面，就在命悬一线之际，一度与国民政府教育部失去的联系得以恢复。此次，教育部特派员带来了上级的指示、活动经费及分配款项名单。为安全起见，英千里将指示和名单藏于书斋《华裔学志》一书中，将钱缝在棉被里。不久，因叛徒告密，英千里在家中被捕。严刑拷问之下，日伪要他交代沈兼士的下落，英千里拒不回答。反复审问无果，日本宪兵只得将其释放。其间，日伪派了3名士兵监视英家。他的夫人知道《华裔学志》中藏有重要情报，情急之下，她在家中宴请3名士兵，趁机掩护儿子到书房将情报烧毁。

英千里出狱后回到辅仁大学继续执教，同时负责组织华北文教界的地下活动，这再次引起日伪警觉。1944年3月，英千里、张怀及文学院代理院长董洗凡等30余名师生同时被捕，此为轰动一时的“华北教授案”。在宪兵队4个多月里，日军对这些知识分子用尽酷刑，却一无所获。即便如此，日本军事法庭仍然判决其中27人有罪，英千里被判处死刑。抗战胜利前夕，这些教授经多方营救相继获释。

全民族抗战期间，辅仁大学师生有的去了大后方，有的辗转到了延安，成为抗日救亡的骨干力量，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