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抗战在兴化：水乡风云

戴为然

在兴化抗战最艰难的1941年至1942年秋末，我曾任兴化县委副书记、书记。我和县委一班人带领兴化军民在水乡开展游击战，卫国保家乡；兴化人民响应党的号召，舍生忘死，浴血奋战，与日伪军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1．调任兴化

1941年春，日军乘蒋介石“围剿”新四军之机，对我苏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妄图围歼新四军1师主力。与此同时，日寇伪军还加紧对驻泰州的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等国民党部队的诱降活动。2月13日，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李长江率部万余人，在泰州城公开降敌；3月，江苏省保安第八旅杨仲华又率部投敌；此后，日军大量收编扩充伪军，分割与“蚕食”苏中根据地，扩大“伪化”。一时间，苏北上空乌云滚滚，谣言纷起。我们党内少数不坚定分子思想动摇，部分群众恐慌疑惧。

在日伪分割、封锁根据地的情况下，根据华中形势及中央指示精神，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在华中实行“小省制”，将华中划为八个战略区，每个战略区独立开展敌后斗争。苏中战略区包括黄海以西、长江以北、运河以东地区含兴化在内的14个县。3月中旬以后，苏中区党政军机构陆续成立。

4月下旬，苏中区党委副书记陈丕显到东台地区检查工作，我向他汇报了小海中心区委的工作，得到了他的充分肯定。他向我传达了苏中军政党扩大会议精神后指出，当前，我们要阻止反共军事进攻，迅速加强各根据地建设，积聚力量，最终消灭敌人。他还诙谐地对我说：“大大的指导员（新四军进军黄桥时，我曾任苏北特委机关干部队指导员），跟我到兴化刘庄去看二旅的运动会吧。”我欣然与之同往。刘庄是兴化一个较大的镇子，位于范公堤上的东台与盐城之间，邻近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

我陪同陈丕显观看了二旅的运动会。在离开刘庄时，陈丕显对我说：你就不要走了，区党委决定，由你担任兴化县委副书记，我已和李华楷（时任兴化县委书记）谈过了。”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很坦率地说：“我可没当过县委领导，我不会干。”

陈丕显说：“凡事总有第一次，在干中学嘛。你参加筹建东台县委时，兼任过组织部长、民运部长，为开展堤东地区，又兼任小海中心区委书记，你干得挺好的嘛。我们共产党人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我还想说些什么，他便拍拍我的肩头：“好好干吧。”最后，他诙谐地对我说：“等你觉得会当了，就打电报给我……”

对于兴化，我并不陌生，兴化就在泰州城北面，位于江淮之间的 里下河腹地，介于京杭大运河和通榆公路两条交通大动脉的中间地带。兴化境内港汉纵横，湖荡棋布，是苏北的鱼米之乡。兴化县有光荣的历史和革命传统。早在1939年，我们泰县县委就在兴化建立了秘密党组织。1939年，我们还曾在东浒垛、宁乡一带建立了一支有百十来条枪的武装，为开展抗日斗争创造了良好条件。

1939年2月，反共顽固派韩德勤看中了这个易守难攻的水乡泽国，率省政府机关从淮阴撤至兴化。其所属部队主力和省保安部队分别驻兴化、宝应及兴东泰三角地区。韩德勤在苏北积极推行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顽固地限制与打击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打击与消灭受共产党影响的抗日武装。他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黄桥决战胜利后，新四军第2纵队第4团到兴化开辟抗日根据地．建立了部分基层政权。1941年1月，陈丕显亲自带领李华楷去兴化，在戴家窑建立了中共兴化县委和县抗日民主政府。

县委书记李华楷大我十几岁。他是江西泰和县人，是1928年入党的老同志，曾任中央组织部巡视员，参加过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和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1940年夏到苏北工作。他是1941年1月由东台到兴化任县委书记的。我对他非常尊重，他对我也很信任。县委其他几位同志我大多数比较熟悉。组织部长李健是我同时入党、同在泰县县委工作的同志；县委妇女部长孙顾也是从泰县县委调来的。

当时，兴化县委直属苏中区党委领导，同年11月，苏中二地委成立后，归属二地委领导。

我赴任后，首要的工作就是协助李华楷，发动群众，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我与李华楷带领民运工作队到老圩、合塔圩等地发动、宣传群众；县委组织部长李健、宣传部长张莫棠、妇女部长孙顾分别负责圩外三区和兴西区、三角圩和永丰圩、范公堤东等地的开拓工作。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很快，相继成立了五个区委和区政府。

与此同时，县委还做了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解决部队和机关的吃饭问题。

1941年春，里下河干旱，海水倒灌，加上蝗灾；夏熟作物严重减产，农民生活很困难，我们县级机关干部和新四军指战员均没有粮吃，形势非常严峻。

这时，一位党外人士来给我们出主意，他姓何，是江都郭村人，在郭村战斗中是作出了贡献的，乡亲们都亲切地称他为“何三爹”。敌人占领郭村后，他随军东进到了兴化。他建议我们按田亩征收救国捐，我们采纳了他的意见。

5月，县委在刘庄召开了各区区委书记、区长和民主人士联席会议，重点讨论了统一战线、武装建设和筹集军粮等工作。会后，为解决机关、部队军需给养和治淮经费，县政府颁发征收救国捐的布告，要求各乡、保按田亩承包征收。结果5个区一次就征收18万多元。我们用这些钱去买粮食，供给机关、部队。救国捐一收，我们的日子好过一点了，环境也稳定了一些。

会后，我给陈丕显同志打了电话，向他汇报一个多月来的情况，告诉他，这个县委副书记我觉得会当了。

2．军民同心反“扫荡”

我到兴化，正是兴化抗日根据地艰难的初创阶段。

那时，兴化大部分地区被日、伪、顽所控制。兴化城沦陷后，日寇两个小队驻扎兴化，成立了伪政权——“自治会”；伪22师刘湘图师部也占驻兴化城，其下属4个团分别驻扎在安丰、大垛、中堡、高家荡一线；国民党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率其部仓惶逃到宝应曹甸一带，其少数残部控制了外圩地区。日伪军到处抢劫杀人，强奸妇女，无恶不作，人民群众生灵涂炭，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941年夏秋，日寇、伪军发动了对苏北、苏中的大“扫荡”，兴化以北的盐城以及连接苏中、苏北交通线上的集镇，相继被敌人占领。兴化、东台两县亦遭敌人的封锁、分割。我们刚刚开创的根据地，成了敌后游击区。但是，我们县委“一班人”毫不畏惧，在党的领导下，高举抗日的旗帜，领导全县军民开展反“扫荡”斗争，

6月初，日寇2000余兵力，分5路“围剿”坚持在兴化、泰州、东台三角地带抗日的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第4纵队少将司令陈中柱部。郭村战斗中，陈中柱被新四军挺进纵队俘虏过。当时，陈毅和他作了一次长谈，他的思想有了很大转变，表示愿意与新四军合作抗日。第4纵队以前由于军纪不好，常常扰民，引起兴化人民的反感与怨恨。日寇“扫荡”时，圩南民众自卫武装“联庄会”曾武力 阻挠该部过境。得到这个消息后，县委高度重视，当即派坚持在这一带斗争的李健赶去做群众工作。我向李健介绍了有关陈中柱的情况，让他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做好“联庄会”的工作，要他们立即停止对4纵队的阻击，枪口要一致对敌。

李健火速找到“联庄会”，说明了情况，转达了县委的意见， “联庄会”遂停止了对陈中柱部的阻击，陈中柱很是感激。在这次反“扫荡”中，陈中柱率部顽强抗敌，危急时刻身先士卒，于农历五月十三日，在兴化蚌蜒湖一带指挥部队突围时壮烈牺牲，为国捐躯。丧心病狂的日寇竞残酷地割下了他的头颅。陈中柱将军是抗战期间在泰州地区牺牲的国民党军队中级别最高的将领。1985年，江苏省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6月，为应付日益恶化的斗争形势，粉碎敌伪对我根据地的“扫荡”、“围剿”、“蚕食”，保存实力，巩固抗日根据地，更好地坚持敌后游击战，苏中部队普遍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刘史明率新四军2旅6团3营到兴化。3营并人兴化独立团，进一步壮大了地方武装力量。新编的兴化独立团下辖3个营和1个特务大队，刘史明任团长，李华楷兼任政委。在县团扩建后的12月，1营成功地夜袭兴化与盐城之间的古殿堡伪据点，全歼伪军22师两个连，一举拔除这个三面临河、易守难攻的据点，大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

7月，县农民代表大会后，李华楷调至盐阜党校参加整风学习，苏中区党委决定由我接任中共兴化县委书记，兼县独立团政委。

任兴化县委书记后，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领导全县军民反“扫荡”。此间，日伪调兵遣将，妄图进攻华中局及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苏中区党委要求我们广泛开展游击战，钳制日伪，策应盐阜地区反“扫荡”作战。我们立即召开了县委和独立团的联席会议，传达区党委指示，布置兴化军民寻找战机，打击日伪。我提出：我们一定要不怕牺牲，主动寻找战机，勇敢袭击日伪军，牵制敌人兵力。

这时，我们得到情报，驻兴化城的日军约百余人，分乘6艘汽艇，经安丰镇向东台白驹方向开进。我和县独立团团长刘史明仔细商量后，决定由独立团特务大队1中队在安丰东边的葛垛营伏击这股敌人。我们做了简要的动员后，1中队50多人在中队长王治平、指导员盛仁勇的率领下，投入战斗。因敌我双方兵力悬殊较大，我们的作战方案是：放过前几艘汽艇，集中火力伏击后面两艘汽艇，造成其首尾不能相顾。在后两艘受到伏击时，敌前几艘必然会调头营救。这样，我们便可达到拖住敌人的目的。正如我们所料，战斗打响后，我1中队的火力牵制住敌人后两艘汽艇，前边的4艘汽艇果然调头来增援。等敌人返回独立团1中队伏击地时，l中队已安全撤出。这次战斗，打死、打伤日寇、伪军多人，我军l中队牺牲3位同志。

7月20日，日军对苏北、苏中地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3000余日伪军侵占了东台、盐城以及沿线的集镇和兴化戴窑、刘庄、安丰等十几个大集镇，并在沿线建立了据点。在日伪军“扫荡”时，盘踞在蚌蜒河圩南的国民党保安3旅张星炳部也趁机从北面侵犯兴化。在这极其严峻的形势面前，我们遵照苏中区党委的指示，及时将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农村，县委机关撤出刘庄转移到雌港一带（老圩的中部）。那个阶段，县委、县政府机关及县独立团一般都不在村庄里住宿，而是住在船上，经常流动。县委与各区委的联系由地下交通站负责。交通站的负责人是李炎。

在形势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县委坚持领导全县军民开展艰苦的敌后游击战，党政军民同心，武装打击日伪军，粉碎其多次“扫荡”。地方部队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增强了战斗力，相继拔除了不少敌人的中小据点，扩大了根据地，缩小了伪化区。同时，对日伪进行政治攻势和分化瓦解工作，形成了乡村包围城镇的态势，钳制了敌人兵力，起到了执行、配合新四军军部战略决策的作用。

解放后，我学习了毛泽东主席在1938年5月撰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其中谈到在河湖港汉地带发展游击战争的问题。文中指出：“……江北的洪泽湖地带、江南的太湖地带和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汉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作为发展全国游击战争的一个方面。缺少了这一方面，无异供给敌人以水上交通的便利，是抗日战争战略计划的一个缺陷，应该及时地补足之。”我觉得，当年在苏北水网地区的兴化一带，我们兴化县委带领全县军民开展有声有色的游击战争，完全符合毛主席的上述指示精神，我内心感到十分欣慰。

3．大刀阔斧与深入细致

抗战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当年，我们遵照苏中区党委的部署，在兴化实行了“二五减租”和“分半减息”，这一政策在根据地实施以后，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团结了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敌。

1941年4月，苏中区召开了军政党扩大会议和党委扩大会议，要求各地把工作重点放到农村，深入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会议统一了大家对减租减息的认识，为减租减息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5月，苏中区党委又召开扩大会议，明确规定：从1941年夏季起，地租按抗战前的租额减去25%，利息最高不得超过一分半。这项规定简称为“二五减租”和“分半减息”。

此间，县委对兴化农村的经济状况做了一些调查，了解到兴化农村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的现象极为严重。广大贫苦农民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地主阶级的重租和高利贷的残酷剥削。很多地方处于绝境的贫苦农民只得离乡背井，漂泊到江南一带谋生糊口。

为广泛发动群众，推动兴化减租减息工作，县委以“县农抗筹备会”的名义贴出布告，我记得最后一句话是：“…二五减租，全体居民一体奉行，不得违背，此令。”下面落款是“兴化县农抗会筹备会会长张学愚”。布告贴出去以后，真的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注意。那时，县委机关设在刘庄镇上一个大商人家的厅堂里。果然，就有人找上门来了。记得第一个来访者是海河区的，一位佃农与一位小地主在交租问题上发生了矛盾，便一同来找“张会长”讲理。我接待了他们，说“张会长”有事出门去了，你们有什么事，就对我讲吧，我可以帮助你们解决。最后，经过一番工作，他们心服口服，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这样，“张会长”的大名就传开了。以后，不断有人来找“张会长”询问“双减”的有关政策，我都仔细地给他们讲解。

6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饶漱石从盐城新四军军部来到兴化刘庄视察，在紫云山召开干部会议，部署兴化的减租减息运动，并介绍了盐城地区发动群众搞“双减”的经验。他要求减租减息既要大刀阔斧地发动群众，又要深入细致地开展工作。听了他的讲话，对怎样搞好这场运动，我们心里便有些底了。会后，李华楷多次与我商量，研究在全县开展减租减息工作的具体事宜。方案形成后，县委召开了全县农民代表大会，进行动员和部署。

7月11日至13日，兴化县首届农民代表大会在六区刘庄召开。那几天，刘庄空前热闹，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参加大会的2000多名农民代表喜上眉梢，各区负责人和民运工作队的同志们也都兴高采烈。这是兴化县农民代表的一次永载史册的盛会。会议由李华楷主持，我作了《共产党与农民》的报告。我没有宣读讲稿，只准备了个提纲，说的都是自己的心里话，都是老百姓想听的话。我首先宣传了我们党的性质，说明共产党是领导农民翻身闹革命的大救星，展望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号召大家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共同奋斗。我努力做到深入浅出，使群众一听就懂，并且爱听，容易接受。代表们的热烈掌声，使我感到十分欣慰，我们和农民代表想到一块去了。

大会着重讨论和部署了减租减息运动，同时还讨论了统一战线、筹集军粮和动员青年参军等工作。事先，由民运工作者培训了合格的发展对象，会议期间的一个晚上，我们发展了200多名积极分子入党，各区分别举行了新党员入党仪式。大会选举产生了兴化县农抗会。、

会议刚结束我们就得到情报，日本鬼子将从东台进攻盐城。刘庄离盐城太近了，不安全。于是我们决定，县委、县政府机关立即从刘庄撤到老圩。

不出我们预料，会后3天，敌人就偷袭了刘庄，而我们县委、县政府机关已提前转移，农民代表们都回去了，敌人扑了个空。

农代会之后，县委决定以六区为重点，在全县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我们的工作方针是既大刀阔斧，又深入细致。为切实搞好运动，县委还成立了若干个小组，分赴各区、乡、保，指导减租减息工作的开展。工作队员们挨家挨户访贫问苦、了解情况。我们得知，有些大地主收的地租很高，一般年份占到产量的60%左右，遇到荒、歉年，佃农把全部收获上交了还不够抵租子。此外，有的地主还放高利贷，农民群众称这种高利贷为“驴打滚”，若农民偿还不起就利滚利，贫苦农民最后不得不用房屋、田产，甚至子女、老婆去抵押。因此，不少农户从自耕农降为佃农，有的被弄得一贫如洗，妻离子散，流落异乡，在死亡线上挣扎。

当时，六区区委书记曹鄂、民运工作队员张云（女）等同志率领一部分抗大五分校毕业生在范公堤、老圩一带开展工作；朱光带领一部分抗大五分校毕业生在堤东开展工作。

工作队帮助各区、乡建立了农抗会，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增加工资、赎田等运动，并通过行政系统，由县、区到乡、保，散发和张贴抗日民主政府发布的减租减息布告。这样，在根据地内，一场以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由于广大农民长期处于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思想包袱较重。开始，他们对我们颁布的“二五减租”的法令虽然拥护，但还心存疑虑，一是怕减了租会种不到地主的田，二是怕新四军走了地主会反攻倒算。针对这些情况，县委指示各区委和民运工作队，联合召开好两个会：一是群众大会，进一步大张旗鼓地宣传减租减息的意义，宣传新四军与兴化人民同生死、共患难，并肩战斗打鬼子、保家乡，打消群众的顾虑。二是召开开明士绅和地主分子会议，向他们解释为了团结抗日，现在只实行减租减息，“二五减租”就是把原来的租子减去“二成半”，不是全部取消地租。开明士绅大部分能理解减租减息的意义，并明确表态响应抗日民主政府的号召，拥护与支持“二五减租”。

在召开好两个会的基础上，县委还要求各民运工作队深入农民中间，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同时用算账的方法同贫苦农民算一算穷人是怎样穷下来的，富人是怎样富起来的。这样，逐步提高了农民的阶级觉悟和思想认识，使他们认识到穷人团结起来，有共产党撑腰，消灭了剥削，就可以走上富裕的道路。

经过深入的宣传发动和细致的思想工作，一部分农民开始觉醒，减租减息运动在根据地逐步展开。

但是，有些地主并不甘心，他们玩弄种种阴谋诡计，不断抵抗运动，还向农民反扑。我记得有这么一件典型的事例：彭家庄一个姓彭的大地主，他派保丁到处放风，要农民把减的租子退给他，说如有哪家不退，国民党来了就“收田”，意思就是不给你田种了。当然，搞明减暗退的并不是彭家庄一个村子。

了解到这个情况，县委立即找彭家庄农抗会，要求他们揭露彭姓大地主的阴谋，并要求各区委对破坏运动的不法地主进行必要的斗争。六区老圩营西乡桂刘村何家舍的佃户，对抗拒减租的两户地主，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区委及时组织几十名贫雇农前来助威，迫使地主把多收的地租50多担小麦挑送到场上，退给佃户。佃户们欢天喜地第一次分到了斗争果实。

永丰区桑毕庄有一个女地主，永丰圩内几乎都有她的债户。有些债户因还不起债被她押去田地，还有的债户已经还过本钱，她仍不肯退借据。在减租减息运动中，100多借债户敲锣打鼓到桑毕庄闹减息，愤怒的农民采取有力措施，迫使她将扣押的借据和田契全部退还给贫雇农。老圩区屯军乡的雇工向地主开展增加工资的斗争，也取得了胜利，迫使地主按抗日民主政府的规定，增加工资的20%。

秋后，县委全面发动群众，提出彻底实行减租，消灭假减租的现象。各区、乡态度比较顽固的地主，在群众运动的推动与压力下，都实行了彻底减租。

1942年，全县实行减租的范围已遍及临城、草冯、海河、合塔、永丰、老圩、梓辛等7个区40个乡。

减租减息运动限制了地主阶级的剥削，减轻了农民群众的负担，使祖祖辈辈深受地主阶级剥削、饱尝贫困之苦的广大农民大大受益，他们的生活开始有所改善，政治地位得到了提高，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成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依靠力量和生力军。减租减息运动激发了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人民军队在人、枪、粮、款、物等方面都有了充足的来源和可靠的保证。减租减息运动还培养了农民干部。运动中，兴化涌现出许多积极分子，我记得有雌港乡彭家庄的夏存才，屯军乡殷家庄的殷学敏，营西乡陆家舍的陆兆厚，桑毕庄的征举元等，他们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经受了锻炼与考验，成长为兴化县第一代农民干部。

4．“人民武装运动月”的启迪

1941年11月，中共苏中第二地方委员会、苏中区第二行政专员公署和苏中二分区相继成立，兴化县委归属二地委领导，地委书记是章蕴，专员是刘季平，二分区司令由管文蔚兼任。

12月底，我参加了二地委首次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会上，我们听章蕴传达了苏中区党委12月7日扩大会议的精神，倍受鼓舞。我汇报了兴化军民与敌、伪、顽斗争的情况。最后，章蕴布置了今后一个阶段的工作。她要求各县委要加强党的建设；开展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调整、充实各县（区）领导班子，实行机关军事化等。

会后，我们一直在思考兴化发展武装和机关军事化的问题。一天，我在《淮南日报》上，看到一篇报道淮南半塔集抗日根据地开展“人民武装运动月”的文章，很受启发。我们很快召集县委委员研究，决定在兴化全县也开展“人民武装月”活动。所谓“人民武装”，应是不脱产的民兵，实际上，我们干的却是大参军运动，这在苏中地区开了先河。

我们首先在根据地广泛地进行抗日保家乡的宣传教育，号召青年农民积极报名参军，卫国保家乡。在宣传月活动中，县委响亮地提出“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的口号，首先动员新党员、青年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很多新党员、青年干部响应县委的号召，积极报名参军。他们的爱国行动教育了广大进步青年，在各区委的积极动员下，广大进步青年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军。

1942年农历春节一过，我们就搞参军运动，兴化抗日根据地真是热闹非凡，几乎天天有戴着大红花的青年走进抗日部队，那个红红火火的场面，我至今记忆犹新。就这样，我们最后批准了1000多名青年参军，其中500多人充实了县独立团和各区区队；其余近500人成立了兴化县警卫团（后备团）。该团系县委、县政府的警卫部队，由参加过宁都起义的老红军张明任团长，雷敏任参谋长，华威任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后叛变投敌，被公审枪决），我兼县独立团和警卫团两个团的政委。自此，兴化拥有了两个团的武装力量。

对于刚入伍的新兵，县委和团部联合对他们进行短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技术训练，使这些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很快实现了从老百姓到新四军战士的转变。

在此基础上，全县各区相继成立了区联防队（邻近几个乡的未脱产的民兵基于队一面种田，一面拿枪参战）、游击连。靠近兴化城边区队都有一个连的兵力，近百人，都有枪；在中心区，像合塔区、丰区也有50人左右的游击连；各乡也成立了民兵基干队。

1941年底到1942年初的地方武装建设，兴化创造了苏中区“第一”。在后来的反“扫荡”斗争中，兴化地方武装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取得了多次胜利，扩大了党和人民军队在群众中的影响。

1941年12月19日，盘踞安丰据点的伪第22师第85团马佑铭部约1个营，“扫荡”东永丰圩内的塔垛、新刘、杨家碾子等村庄，杀人放火，抢劫财物，无恶不作，激起了杨家碾子地区万余群众的愤怒。

我永丰区委率领杨家碾子地区的干部、民兵和人民群众，鸣锣报警，英勇投入抗击伪军的斗争。县独立团第2营奉命火速从驻地合塔圩（紧邻永丰圩东部）赶赴杨家碾子，对伪军展开正面阻击，给当地人民群众以极大的支持与鼓舞，合塔圩、老圩的上千群众也来助战。他们手握铁叉、扁担，腐扛大锹、棍棒，纷纷投入围歼伪军的战斗。为了截断伪军的退路，民兵拆除了庄周围的木桥，形成了“关门打狗”的场面。激战从上午持续到下午，军民共歼灭伪军近140人，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我军民仅牺牲1人。这次永丰圩反“扫荡”战斗，是兴化县抗战以来一次规模较大的军民结合反击日伪“扫荡”的武装斗争，也是兴化抗日根据地开辟初期的一次有重大影响的战斗。这一胜利给了根据地人民很大的鼓舞。

永丰圩反“扫荡”斗争的经验，在全县得到了推广。老圩区各乡相约，凡有伪军下乡窜扰、“扫荡”，即以火把或鸣锣为号，通知邻近村庄，合力而攻之。1942年1月7日，刘庄、白驹两据点300多名伪军到老圩抢粮。群众发现后，立即鸣锣聚众，7个乡近万余群众赶到彭家庄，与区模范中队一起阻击敌人，从中午打到傍晚，敌人什么也没得到，狼狈逃遁。在这次战斗中，区模范中队队长张良才等6人牺牲。

5．加强根据地的建设

在领导、组织军民不断反“扫荡”的同时，县委还注意加强根据地的建设，主要抓了四项工作：

第一是党的组织建设。县委坚决贯彻执行苏中区党委扩大会议提出的“一面发展，一面巩固”的方针，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的一元化的领导体制。在建立与健全党的基层组织方面，集中抓了支部建设。到1942年8月，全县已建立了9个区委、61个党支部，拥有党员1346名。

第二是党员干部的教育与培训。县委针对当时党员干部的实际情况，从水网地区和游击环境的特点出发，分期分批地开办各区乡党员干部流动培训班，相对集中时间学习，以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此间，县委还作出关于提拔、培养干部的决定，大力培养和提拔本地干部。一大批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经过短期培训，放到基层领导岗位上锻炼，以使他们能更主动地领导人民群众坚持长期斗争。我们称这种做法为“干部地方化”。

第三是统一战线工作。为了开创兴化地区抗日斗争的局面，针对兴化地区敌、伪、顽、我斗争错综复杂的情况，我们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紧紧依靠广大群众，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

兴化西部地区即崔垛下官河以西、临泽公路以东、溪河以北的三角地带，是新四军1师2旅与6师18旅和苏中一、二分区的交通枢纽，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但这个地区却被敌、伪、顽和一些地主武装所控制。为了打通这一交通枢纽，县委认真分析了这些武装的具体情况，了解到占领下官河中段东旺庄、黑高庄、顾赵庄等地的是地主武装陈朗轩、高德才、邹如山等部，他们慑于日伪的淫威，被迫接受伪自卫团的番号，但他们与日、伪是有矛盾的。为了加强这一地区的工作，1941年下半年，县委派组织部长李健任兴西特派员，要他做好统战工作。

李健进入兴西后，对坚持反共立场的武装进行坚决打击；对陈朗轩等地主武装则进行耐心的谈判，晓以民族大义，要求他们以抗战大局为重，维护我们的东西交通。经过李健反复做工作，陈朗轩等人愿守中立。凡载有新四军和地方干部的船只通过，只要船上有人伸出4个指头（暗指新四军）即可保护、通行，双方相安无事。自此，这一重要交通枢纽从敌我争夺的中间地带成了抗日的“同情区”。

第四是抓好财、粮管理。兴化是产粮大县，1941年6月，夏熟在即，我抗日民主政府严格法令，以防少数奸商非法牟取暴利。

正因为我们抓了粮食，不仅兴化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还略有节余，支援兄弟地区。1942年3月，奉苏中第二行政专员公署之令，我们兴化县调出粮食l万担(160万斤)，支援东台、台北，解决两县人民因去年秋天干旱、农作物减产而造成的群众生活困难。为扫除运输渠道的障碍，我新四军第1师第3旅第7团拔除了小海据点，以保护粮船安全运行。

由于县委狠抓以上四项工作，根据地内党的力量得到了加强，党在群众中也更有威信了，军民有饭吃、有衣穿，万众一心打日伪，兴化的抗日斗争出现了新的局面。

6.人民的支持

在反“扫荡”的日子里，我们之所以能够胜利地坚持斗争，除了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念、指战员们顽强不屈的意志外，兴化人民群众对我们的积极支持、大力帮助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兴化那些名不见经传、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对革命、对党的干部殷殷情深，对党真心信赖，他们紧跟着党，英勇斗争，义无反顾，有的不惜赴汤蹈火，以身许国，有的倾其所有支持抗日，有的尽其所能帮助我们，干群之间那种血肉

相连的鱼水深情，令我永远难忘。

1941年秋末冬初的一天，寒风瑟瑟，串场河水微波不惊。我奉命去苏中区党委汇报工作。为了使我能安全通过日伪封锁线，当地几位乡、村干部和游击队员，整天散布在串场河边，伪装捕鱼捉蟹，侦察日伪的动态。我隐蔽在附近的舍子上，等待消息。先后回来了几个人汇报敌情，大家作了分析，决定让我当晚渡河东去。

夜幕降临，他们沿河向南北派出流动哨警戒，掩护我从界牌头公路桥下，安全渡过串场河封锁线。

当晚，我在一个乡游击队的掩护下，到达了彼岸，遇上了守候在附近的堤东区交通员，由他作向导带路，匆匆领到小村舍的一户中等富裕程度人家暂歇，受到主人的热情招待。

这户人家坐落在大东河畔，距草堰、白驹日伪据点不远。主人叫朱佩民。朱佩民先生是一位农村知识分子，从医50多年，医德颇好有口皆碑。他原来是国民党旧政权东窑乡的乡长。我新四军进驻，顽韩溃退，旧政府瓦解，我县、区抗日民主政权初建，仍留他继续当乡长。经我们团结教育，他亲身体会到新旧政权的性质、政策和干部的素质、作风截然不同，遂积极拥护我们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他不顾个人、家庭安危，积极协助抗日民主政府开展全乡的抗日工作，并配合我区、乡交通人员，接待掩护我们通过封锁线的来往人员。新四军1师师长粟裕、苏中二地委书记章蕴、二专署法院院长林修德、台北县委书记杨天华、县长蔡公正、兴化县长蔡公杰等，都曾在他家落过脚，秘密通过串场河封锁线。

1942年灾荒时，根据苏中二专署第一次县长会议决定，我们兴化县曾筹运1万担（160万斤）大米到东台、台北两县接济。但运粮通道为通榆线上的日伪封锁。粮船不能从丁溪、草堰、白驹等闸口通过。因此，上级计划在草堰、白驹之间的界牌头小河中秘密转运。界牌头附近属于东窑乡管辖。朱佩民先生不顾风险，积极协助运粮工作。他动员全乡民工疏通了淤积的小河，让粮船在部队掩护下，秘密地通过了封锁线。因小河水浅，大一点的粮船难以通过。朱佩民便动员老百姓下水推船，粮船才顺利通过，运抵东部地区，而这些都是在夜间秘密进行的，工作相当艰巨。1942年至1943年，朱佩民多次完成运粮任务，受到我苏中二专署的传令嘉奖。朱佩民先生还协助抗日民主政府，营救被伪军抓捕的我苏北财经部生产建设科科长蒋传源一家3口，使他们安全脱险。

我秘密交通站的交通员刘同庆叛变投敌，当了伪军。朱佩民立即带领乡里民兵冒险追到据点附近，将其捕获，后送我县政府正法。

朱佩民还拒绝在伪军里当参谋长的妻弟蒋正的威胁利诱，即使被其非法绑架，也毫不动摇抗日意志，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赞扬。

我在朱佩民先生家住了一夜，第二天天明动身东去。经过一天的跋涉，穿越了西团、小海、沈灶、三渣之间封锁线，黄昏前赶到了三仓河东北的海边——苏中区党委机关的所在地。那里是一望无垠的茅草地，十分荒凉。仔细搜寻，才遥见疏疏落落的一户一户草房，俯伏在草丛之中，不成村舍。那里没有大块耕地，没有整齐的阡陌，有的是大片大片的滩涂、洼地。

机关工作同志领我到“招待所”。那是一户农家，用多块芦柴笆覆盖做屋顶，圈成半圆形的穹窿，四壁也是柴笆土墙，只有南向有一扇木门。是一座窑洞式的“丁头府”。只有10来平方米。中间是用玉米秸秆扎成的屏障，将一室分成两间，里间是卧室。门边的一侧是一座砖砌的两眼锅灶，旁置小水缸，贮有取之不易的淡水。室内还有一张旧长方形矮小木桌，一两个小板凳，其余是土垫、草垫（如蒲团）作凳子，另有几样简陋的生活用具。当时海边劳苦群众就是过着这样贫困的生活，住这样的小屋。

屋主人是位年已五六十岁的寡母。她热情地迎接我，搬开小桌，把灶旁仅有的隙地留给我，用茅草为我铺地，做铺位。

安顿好了，我出了小屋，从草丛中择路南行一二里，来到了区党委机关。首先见到的是储江。那时，他是区党委组织部的科长。我们老战友又见面了，好不容易，实在高兴！我将随身带在口袋里的砂炒蚕豆抓了一把给储江，他高兴地咬嚼起来，格格有声，真是其味无穷。

区党委领导同志听我汇报了最近的敌情、工作情况以及请示的问题，殷殷垂询，又根据当时的斗争特点，作了具体的指示，提出了要求，我既感到鼓舞，又有压力。

谈话结束，我离开区党委，已经深夜了，荒原萧瑟，间有寒蛩断续声，天空正洒着蒙蒙细雨，一片溟迷，遥闻海浪呼啸声隐隐涌来，向北走了一段路，便回到了“招待所”。

我轻轻地推开小门，室内没有灯火，老太太在里间向我打招呼：

“同志，你回来了，我留了一个粑粑给你，煨在锅膛里，你自己拿吧！”

我推辞“不用了”，谢谢她的关怀，可是老太太执意要我吃。“恭敬不如从命”，我用烧火棍在锅膛内轻轻拨开，赫然见到一块有中等碗口大小的扁圆的玉米粑粑，捧在手上还感到微温，拍去草灰，慢慢地咀嚼起来，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海边，荒原，寒夜，我一点都不感到寒意和孤独，给我无限温暖的，是我们的母亲——劳动人民群众。这是一个难眠之夜。组织上交给的任务，人民的热爱，使我心潮起伏，辗转思虑，明天我该怎样去战斗，以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第二天一早，我拜别这位老太太后，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她。此后，每当忆及当年情景，想起那位不知名的老太太慈母般的关怀，都令我激动，使我奋进。党和人民的期望更增添了我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我记得，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位巨人叫安泰，他是海神波塞冬和地神盖娅的儿子。格斗时，只要身不离地，就能从大地母亲身上不断吸取力量，所向无敌。我们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新四军、八路军，之所以所向无敌，关键是我们和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