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怪西人案”入狱，双面间谍袁殊，如何引入日本人，帮自己脱险？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1933年吴醒亚成立了CC系秘密小派别“干社”，与之对应的则是戴笠以黄埔学生为班底成立的“复兴社”。这两个法西斯组织以拥蒋反共为宗旨同时出现在上海政治舞台上。

袁殊被任命为“干社”情报股股长。任行动股股长的是李士群。李20年代加入过中国共产党，被捕后公开叛变革命。王子春指示袁殊严密监视李士群的行动。

最初打入吴醒亚特工组织时，给吴的情报完全由王子春提供，都是些无重大价值的情报，诸如西南派系联合反蒋内幕之类的消息。一次，在王子春指示下，袁殊利用胡抱一和王亚樵的关系，与程潜部队驻沪代表牵线搭桥，促成双方密谈，为吴立了一“功”。

王子春让袁殊趁机向吴讨个新闻记者职业，以便开展工作。于是袁殊被介绍到“新声通讯社”当了一名记者。“新声通讯社”虽然是个政治色彩不十分浓厚的民间通讯社，但记者是无冕帝王，能上通天下通地，自由采访社会新闻，袁殊因此能经常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了解一些国民党政府的内幕消息，同时，也有机会出席日本驻沪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

在王子春的精心策划下，他结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外交官岩井英一。

岩井英一比袁殊年长几岁，出身于日本名古屋一个商人家庭。中学毕业后便来到上海，就读于东亚同文书院。这是日本政府利用庚子赔款建立的一所书院，学生大多数是日本人。岩井毕业后便留在上海领事馆任职，负责收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报，是个有名的中国通。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反日情绪日益高涨，日本领事馆召开的记者招待会门庭冷落。随着中日关系日趋紧张，国共两党都需掌握日方情况。王子春指示袁殊，坚持出席日领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并设法引起日方注意。

他让袁殊带一本名叫《中央公论》的日文杂志出席招待会，在“漫不经心”中给日本人留下懂日语的印象。

当袁殊在招待会开始之前翻阅杂志时，负责招待会的朝比索太郎走过来了。他用中文向袁殊借阅杂志，并问：“先生是否懂日语？”袁殊笑而不答。朝比与另一位随员岩井英一交换了一下眼色，岩井走上前来突然用日语说：“你原来懂日文啊！”袁殊仍然笑笑不言语。岩井立刻说：“了不起，中国懂日语的记者很少见。”

待再次去日本领事馆时，岩井便主动过来攀谈。问袁殊在日本读书的学校，对日本的风俗、人情是否习惯…他听说袁殊没有去过日本料理，马上抓住机会，请袁殊去四川北路一家日本餐馆吃日本菜。

开始是岩井和朝比同去，后来岩井一个人出面请袁殊。边吃饭边聊起新闻界的情况。岩井问袁殊经常跑哪些部门，有什么新闻消息，并打听蒋政权的内幕…随着谈话逐步深入，最后向袁殊提出：能否设法搞到不公开刊登的有关中日关系以及其他方面的内幕消息？袁殊借此提出条件，要求把有关日方的消息首先提供给他，岩井满口答应。

于是，袁殊通过上海新闻检察所所长陈克成的关系，将被扣发的一些新闻材料内容披露给岩井，岩井将中日之间进行的有关货币兑换率、关税谈判消息，以及日本政府人事更迭情况第一个告诉袁殊。打通了日本领事馆的渠道，袁殊的报道又快又准确，在上海新闻界一下子红起来，吴醒亚对袁殊也更重视了。

和岩并交往半年多后，岩井突然提出：“袁先生与我交往许久，对我们帮助很大，今后我要提供一点交际费，每月200元怎么样？”

显然，岩井是在客气地招他正式为日领馆工作。情况突然，来不及请示，又不便拒绝。袁殊想到王子春积极策划他与日本人建立联系是有用意的。便回答道：“可以吧。”事后即向王子春汇报，王极力赞同，并特意嘱咐袁殊：将此事报告给吴醒亚。

在王子春的策划和领导下，袁殊成功地打人吴醒亚的特工组织，又成为日本人岩井的情报员。吴知道袁与岩井的关系，岩井也知道袁与吴的关系，但他们都不知道袁殊的真实身份却是中共的情报人员。

袁殊每周与王子春接头两至三次，将吴醒亚特工小组的组织活动情况以及从岩井处得来的情报，一并报告给王子春，再根据王的指示将可提供的情况分别给吴醒亚和岩井。袁殊事事都向王子春请示汇报，严格按组织指示办事。

20世纪30年代初，党尚处在幼年时期，由于王明“极左”路线的影响，中央特科曾有过一些不成熟的做法。主张利用合法手段以智取胜的袁殊，对搞一些过激行动并不太赞成，但是他能服从组织安排，尽全力去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侦察国民党“铲共同志会”主要成员黄永华（人称黄大麻子)的任务就是由他完成的。袁殊办事干练，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在很短时间内便将黄永华的住址、电话、汽车号码、服饰特征、行踪等情况全部摸清，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当年袁殊月收入400元以上，吴醒亚处150元，岩井处200元，“外论编译社”副社长职务65元，他将收入的一半以上作为党费交给王子春，表现了对革命事业的纯情。

1934年夏，岩井从他的另一个中国情报员陈彬和处探知，袁殊同王莹关系较接近。王当时正在日本学习，便以“想不想见见王莹”为由，请他到日本一游。经组织同意，袁殊赴日进行了一个月的访问考察。岩井想借此深化他们之间的关系，巩固袁殊的“亲日”地位。而袁殊则“为我所用”一到日本实地侦察日本国情及政治动向。

他拜访了日外务省情报部门头头，会见了日军参谋部新闻班班长喜多诚一郎、外务省官员佐藤敏夫，还会见了参谋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今井所谈“中日要生死同心”之类的言论，暴露出日本军国主义企图扩大“日满一体化”的野心。

袁殊在与日本新闻界接触中，从他们鼓吹的“大东亚和平基础”、“大东亚共荣圈”、“大东亚新秩序”的叫嚣中，闻到了浓烈的战争气味。在东京街头，他注意到：游人稀少，娱乐场所门庭冷落，却随处可见头缠白布的日本国民，手持写有“惩膺中国”、“出征吧”的横幅在游行。箱根一带的妇女手拿白布针线，乞求过路行人缝千人针，以保佑她们在满洲作战的亲人平安…

日本军国主义煽动的侵华意识深入平民百姓，战争气氛笼罩着日本的城市和乡村。

袁殊回国后，将访日见闻写成长篇的《东京报告》交给组织，得到特科的奖励。

因这次东京之行是岩井以“看望王莹”提出的，袁殊也探望了正在日本学习的王莹，他们结伴到日本名胜游览了一周。针对国内一些人攻击王莹“在日本拍中日亲善影片”的谣言，袁殊专门写了《王莹在日本之动静》的记者访谈录，介绍王莹在日本俭朴的生活和刻苦学习的情况，驳斥了那些造谣中伤的人，使王莹受伤害的心得到了慰藉。

在党组织的精心培养下，袁殊迅速打开了秘密工作的局面，不仅成功地打入中统，还进入了日本外务省情报机构，为日后潘汉年在日伪时期领导对日情报斗争获取胜利，奠定了基础。

1934年秋，袁殊突然与王子春失去联系，两次在接头地点都没有见到他。袁殊情急之中想到了夏衍。他们是在袁殊办《文艺新闻》时，由冯雪峰介绍熟识的，夏经常为《文艺新闻》写稿，袁殊十分尊重这位比他大11岁的文坛长者，在左翼文化活动中，他们结下了纯洁的革命友谊。

袁殊参加中共，在特科工作，只有极个别人知道，夏衍便是其中之一。

袁殊约见夏衍，请他务必转交一封信给特科领导。

因情况紧急，夏将信转给了组织关系在特科、工作关系已转到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的蔡叔厚。恰巧远东情报局正需要袁殊这样的人，于是蔡叔厚便把袁殊留下来，经夏衍通知，一位姓李的交通员与袁殊定期接头。袁殊刻了一枚“剑胆琴心”的图章作为暗号，加盖在文件上交给小李，再从小李处得到一封指示工作的信件。因此，袁殊并不知道他的实际领导是谁。

1935年5月，上海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怪西人案”。

一天，夏衍通知袁殊：不要再和小李见面了，怪西人案可能要牵连他…同时嘱咐袁殊尽可能帮助打听案子进展情况。袁殊带着一连串问号，茫然等待着向他袭来的危险，但又不知危险来自何处。

1935年春，李竹声被捕叛变，牵连到打入武汉行营的地下党员刘思慕，在追查刘的家属时抓获了一名叫陆海防的人，陆立即供出了他的上级——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和交通员小李。华尔敦斗争经验丰富，被捕后一言不发。当局称他是“怪西人”。既不知他的国籍也不知他的身份和住址。只从他身上搜出了一个笔记本，其中有一页用中文歪歪扭扭地写着：袁殊，外论编译社，以及电话号码。

此时的袁殊对自己的安危尚未多加考虑，正以中统身份到处托人打听“案情”，平时消息灵通的他，这次却得不到任何情况，只好告诉夏衍：没有任何头绪。夏让他做好离开上海到莫斯科的准备，并让他继续探听：“怪西人”何时被引渡。一天，军统局的王新衡以朋友身份特来告诉袁殊：“侦缉队翁大队长掌握案情，可去找他。”

袁殊不知是计，赶到位于白云观的侦缉队，却被翁光辉扣住了。

翁拿出翻拍的一页笔记，问：是否认识这个西洋人？袁殊答“不认识”。接着，一个显然刚用过刑的年轻人被带上来，指着袁殊说：“就是他”。这个人正是交通员小李。

袁殊被捕了。翁光辉和王新衡轮番逼问他：“这几天晚上和你在一起的那个漂亮女人是谁？”袁殊坦然回答：“是王莹”。

由于王莹是电通影业公司的名演员，大家都认识她，王新衡也亲见他们在一起喝咖啡，有时还参加他们的闲聊，加之王莹与袁没有工作关系，袁殊心中有底，因而如实相告。但他们还是纠缠：“那个女人是不是王莹？”

袁殊意识到他最近的行踪已被监视，不仅与王莹的往来，与夏衍的见面也已可能被跟踪。为防止敌人逮捕王莹后与他处于隔离状态，牵连到夏衍等文化界朋友，他主动提出约见王莹。

王一进门，袁殊就大声说：“我的事与你无关，他们只是想知道这几天晚上我和谁在一起，你来了，一切都搞清楚了。”

王莹对袁殊话语中传递的信息心领神会，于是泰然自若面对敌人，什么都不说，使敌人想通过王莹继续扩大线索的阴谋失败。敌人从王莹身上追不出什么名堂，软禁了一个多星期，就由王新衡保释出去。行前袁殊为应付敌人，托王带信给夏衍，名为约夏见面，实则通知其避开。

夏衍、蔡叔厚从王莹处得知袁殊被捕的消息后，立即着手商量如何营救袁殊，他们知道国民党最怕日本人，策划了一个救袁的办法。夏衍亲自用日文写了未署名的信，将袁被国民党逮捕的消息透露给日方。不久，上海两家日文报纸《上海每日新闻》和《上海日日新闻》同时登出了“知日派袁殊被蓝衣社绑架”的消息，并说“帝国政府正在考虑必要的对策”，给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

同时，袁晓岚也在为营救袁殊奔波，他特意花钱请了名律师，并以老同盟会会员的资格给陈立夫写信求助。陈立夫回信：“令郎的事知道了。”

被关押的袁殊理出了问题的来龙去脉，陆海防的叛变和小李的指认是他被捕的原因，小李被捕在先，知道袁与夏的接触。

于是他根据王子春传达的中央特科有关规定：在被叛徒指认无法隐瞒真实身份时，以不出卖同志和党的机密为原则，可以实行“假自首”以保存力量的精神，应付敌人，作了避重就轻的内情自白，敌人已掌握的他如实说，敌人不知道的他绝不讲。国民党从袁殊身上一无所获，于是以“危害国民紧急治罪法”对他起诉，押往武汉。

由于中共地下党和袁晓岚以及各方朋友大力营救，当局最终以“文化界思想风潮案”对他从轻发落，判刑两年零九个月。最后又以他是“主动到白云观投案自首”为由，减刑一半。

1936年5月，袁殊出狱了。行前，反省院院长黄宝实要他到南京面见陈立夫。袁殊当即明白陈立夫过问了他的案子，但不是无条件的“帮忙”，而是要袁为他效力。袁殊口头上允诺，却在上船前毫不迟疑地给上海友人发了电报：“病愈出院，即将回沪。”

一路上，无法确定是否有人跟踪，当船行至南京码头靠岸时，袁殊灵机一动将帽子扣在脸上，佯装睡着了；直等到轮船起锚驶往上海，他才“醒过来”。确信没有特务监视后，他信步走到甲板上。劫后余生的袁殊，面对滚滚东去的江水思绪万千。在经历了这场劫难后，袁殊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要想革命，必有血性。生与死、得与失原本无法分开。人之所以有恐惧心理，是源于将它们截然对立。对革命者来说，死亡和失去即意味着新生和获得。他决心向着更高的境界攀登，而“朝晖重上”。

袁殊回上海为了找党。当时上海的党组织经历了几次大的破坏，正待恢复。1936年4月下旬受中共中央委派的冯雪峰从陕北来到上海，着手进行恢复整理地下党组织的工作。焦急地等待了两天后，冯雪蜂在北四川路一家茶馆中约见了袁殊，他向冯详细汇报了一年来的情况。冯雪峰体察到他的态度是诚恳的，宣布恢复其组织关系，并对他说：“现在危险依然存在，你提出去日本学习的事我们还要研究一下。”

几天后，他们再次见面，冯告诉袁殊：“我们同意你去日本学习一段时间，国内形势若有重大变化，你立刻回来。”

接着又拿出50元钱交给袁殊：“这是同志们凑的一点路费，钱不多，是大家的一点心意。”

袁殊默默地接过钱，50元钱确实不多，但它带来了党的温暖和同志们的关怀。自与王子春失去联系后，袁殊心头那种失落感顿时被抛开，一种为正义事业献身的凝聚力，在革命艰难的时刻给袁殊注入了新的力量。

与冯雪峰商定今后通过翁从六保持联系的具体办法后，袁即去日领馆办理签证。袁殊到东京后，岩井通过晓林事务官，介绍他到早稻田大学历史系教授清水春次门下读研究生，每月资助150元。研修的课题是“秦汉以来的文字狱”和“民间秘密结社史”，同时学习有关文物鉴赏方面的知识，除研读《古董琐记》外，还拜郭沫若为师学习甲骨文。

袁殊善于掌握学习方法，对所学知识消化能力极强。对文物的研究与爱好，为他在情报工作的官场往来中开展社交活动，提供了方便之门。

在日本学习期间，袁殊时刻关注着国内的政局。1936年12月，发生了西安事变，本以为局势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接到了冯雪峰转来的电报后，他立即启程回国。到达上海的当天，恰是蒋介石被释放回到南京的日子。冯雪峰对他说：“国共合作尚未形成局面，赶快回去。”于是袁殊在上海只逗留了一个星期，又返回日本。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