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国殇的血泪史，曾在我国横行霸道，血仇国耻，这笔账我们没忘

珠江口，1840年，英国那艘叫“复仇女神号”的船，蒸汽炮管里吐出第一颗炮弹，就把“天朝上国”

的龙旗给轰成了碎布条，炮声震得人耳朵嗡嗡响，那个穿补服的总督耆英，在摇摇晃晃的船舱里写《南京条约》，手抖得厉害，笔尖一哆嗦，“割让香港”那四个字就糊成了一团黑墨

后来跟着军队的画师威廉·亚历山大回忆说，签字的时候，江边上黑压压全是看热闹的中国人，还有人往江里扔铜钱，大概是觉得能把洋人的船给砸沉，可那些铜板掉进水里，连个响儿都没有，从那一刻起，鸦片换走了白花花的银子，也换走了这个帝国最后那点面子。

一转眼到了1860年10月18号，英法联军把圆明园烧成了一个大火盆，英国公使额尔金手下的一个传令兵，叫亨利·洛奇，他在日记里写，那大火把北京的夜空都照得跟傍晚一样，我们踩着还没凉透的琉璃瓦找路，脚底下咯吱咯吱地响，“像踩碎巨兽的骨头”

法国兵抢走的十二个兽首，就那么塞在马鞍袋里，马一跑起来叮当作响，好像在给这场抢劫配乐，大火烧了足足三天三夜，那浓烟飘到八十里地外的通州，老百姓还以为是老天爷发怒了，跪在地上一个劲儿地磕头，后来，圆明园的废墟里，长出了一片野生的罂粟花，红得扎眼，也不知道是替谁在流血。

沙俄下手更黑，趁着你家着火他来捞一把，1858年5月28号，黑龙江将军奕山在瑷珲城，被俄国人的炮口顶着脑门签了条约，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地，一夜之间就跟了别人的姓，俄国那个代表穆拉维约夫，把条约草稿往桌上一摔，用不怎么利索的满语说，“签，或者不签，江对岸的哥萨克都在等”

奕山的手腕子被墨水弄得黑乎乎的，跟提前戴上了孝镯子似的，打那以后，外兴安岭的林子里再也听不见满洲猎人的号角声，换成了俄国人伐木的号子，那片地底下还埋着清朝最北边的驿站，驿站小兵私藏的康熙铜钱现在还在土里，正面是“天下太平”，可反面，永远被泥土给堵死了。

1894年9月17号，黄海大东沟那片海面，被炮火烧得跟开水一样，北洋水师的“致远舰”甲板上，管带邓世昌把他那条叫“太阳”的爱犬紧紧抱在怀里，然后就下令朝着敌舰撞过去，炮弹撕开船肚子那一瞬间，他喊的最后一句话，被一个英国顾问哈维尔给记下来了，“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

海水灌进弹药库，把三百多号官兵连着龙旗一起卷进了大海的漩涡里，就在同一天，日本联合舰队的司令伊东祐亨，正在“松岛号”上吃午饭，他的副官端上来缴获的清朝官银，那银锭子底下还刻着“光绪年造”，就这么被当成盘子托，垫在天皇赏的瓷盘下面，银子跟瓷器碰在一起的声音，像是提前给谁敲响了丧钟。

1937年12月13号，南京的中华门被坦克给撞开了，日本第16师团有个叫东史郎的兵，在他的日记里写，“我们像赶鸭子一样把中国人赶到江边”，机枪一响，江面上就浮起黑压压的一层，跟稻田里的稻子突然倒了一片似的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有个美国老师叫魏特琳，她那天在日记里记下了更具体的数，一千多个女的躲进了学校操场，最小的才十二岁，最大的都六十五了，她就用自己的身子去堵门，被日本兵用枪托砸掉了两颗门牙，血滴在登记簿上，把一个英文字母“W”染成了红色，一个月以后，那本登记簿被埋在了校园的银杏树底下，直到2004年才挖出来，那纸张脆得跟老太太的皮肤一样，可上面的指印还在。

1941年6月5号，重庆大隧道里出事了，日本飞机连着炸了五个钟头，老百姓都往较场口的防空洞里挤，铁门关得太晚，洞口被轰炸的热浪吸成了真空，有个叫李素华的幸存者后来回忆，“我踩在陌生人头顶爬向透气孔”，还能听见底下有人喊“妈，我热”

那声音就跟从蒸笼里硬挤出来的一样，那天从洞里拖出来的尸体堆了三层高，最底下那个人，嘴角还挂着别人鞋底上的泥，好像想把最后那点空气都吞进肺里，后来陪都的报纸上就登了短短一行字，“敌机袭渝，我略有伤亡”，那省略号后面，是九千二百多个再也没回家的名字。

美国人手上也不是干净的，从1937年到1940年，日本进口的那些打仗用的东西，十件里有七件是从美国来的，斯坦福大学有个胡佛教授，在国会作证的时候拿出来一份海关记录，1938年有一个月，旧金山港口一天就给日本开了二十六张废钢出口的许可证，那点废钢，够造两艘航母了，那些钢后来就变成了炸重庆的炸弹，弹壳上还印着“MADE IN USA”

被四川的农民捡回家当秤砣使，一用就是四十年，1999年5月8号凌晨，五枚炸弹钻进了贝尔格莱德的中国使馆，新华社记者邵云环的遗体被找到的时候，手里还死死攥着没发出去的稿子，标题写的是《多瑙河上的哭声》，稿纸被血浸透了，可那些字迹，就像铁锈一样凸出来，怎么也抹不掉。

法国人把抢来的宝贝都堆在卢浮宫的地下室里，编号“CHINE 1”的是个乾隆年间的景泰蓝香炉，盖子里面还刻着字，“愿生生世世为太平天子”，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一个法国少尉叫保罗·贝尔，他用刺刀把香炉盖子挑开，发现里面昨天点的檀香还没烧完，那点烟灰被风一吹就散了，好像替谁做了最后一场法事，现在呢，那个香炉被锁在恒温柜里，隔着防弹玻璃，再也闻不到一点香味，就剩下标签上冷冰冰的几个字，“1860，圆明园”。

葡萄牙人，1557年找了个“晾晒货物”的借口，就登上了澳门的南湾，花了八百两银子，租走了中国海岸线上最弯曲的那一段，当时明朝管海道的副使汪柏收了钱，就在租约上批了“暂准”两个字，谁能想到，这个“暂”字一写就是四百四十六年，一直到1999年12月20号零点，葡萄牙的旗子才从市政厅降下来，那天晚上，一个在澳门土生土长的葡萄牙警察，叫阿德里安·雷斯，他值完最后一班岗，把制服和警帽放进盒子里，帽檐里还别着1991年发的编号牌，他对着镜子自言自语，“我不是外国人，也不是中国人，我是剩下的”，这一句话，好像把四百多年的叹息都给装进去了。

历史这东西，没有原谅那个按钮，今天我们去博物馆，看到被锯成三段的《永乐大典》残页，看到十二兽首铜像空荡荡的底座，看到南京城墙上那些弹孔里长出来的野草，心里就该明白，那些伤口从来就没好利索过，只是被时间给暂时盖住了，它们就像埋在土里的碎玻璃碴子，一场大雨冲刷下来，尖锐的刃口就露出来了，提醒每一个从这儿走过的人，别光脚走路，我们能做的，不是替祖辈去原谅谁，而是把脚印踩得更深，让后面来的人能看清楚，这条从废墟里长出来的路，到底是要通向什么地方。

参考文献：

1.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2017年

2.张纯如：《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东方出版社，1999年

3.戴逸：《瑷珲条约与东北边疆危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