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草原到佛国：塞种人南迁，一部改写印度文明史的史诗迁徙

#万能生活指南#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欧亚大陆上最具影响力的大事件莫过于大月氏西迁与塞种的南迁，它们的迁徙不仅重塑了中亚和南亚的政治格局，还对印度文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次迁徙源于公元前2世纪中叶匈奴驱赶河西走廊的大月氏人的连锁反应之一，最终使塞种人成为印度历史上不可忽视的力量，其影响延续至今。

本期文章我将通过文献记载、考古发现以及我国现代历史学家余太山先生著作中的观点，共同揭开这段史诗级的迁徙。通过月氏、塞种的迁徙轨迹和其他族群的文化互动，帮助读者理解中亚、南亚次大陆早期文明交往的关键视角。

伊犁河流域出土的红铜塞种武士俑

上期文章我们讲述了公元前4世纪末—前2世纪中叶，居住在中亚咸海以东至伊犁河流域的塞种人先是经历了亚历山大东征军的沉重打击。在亚历山大突然病逝后，好不容易趁着希腊-马其顿王国内战分裂的机会摆脱其统治，但随后又迎来了西迁大月氏人的强烈冲击，不得不踏上南迁之路。

塞种人南迁的间接原因是蒙古草原匈奴的崛起。公元前2世纪中叶，匈奴冒顿单于统一蒙古草原后，将矛头指向河西走廊的月氏。公元前177年，月氏攻灭两国间的缓冲势力——乌孙，次年匈奴以为乌孙“复仇”为名击溃月氏，迫使其西迁伊犁河流域。公元前130年，乌孙在匈奴支持下反攻，月氏再迁中亚阿姆河流域，这一系列事件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触发塞种人持续约80年的南迁之旅。（关于月氏与匈奴、乌孙的纠葛，以及塞种人在中亚的活动历史，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往期文章：从河西走廊到阿姆河：大月氏、塞种的西行记，如何点燃丝绸之路）

塞种四部的分布范围

月氏人的两次西迁，都伴随着与塞种人的战争，从伊犁河流域到阿姆河流域都是如此。刚刚摆脱希腊-马其顿王国奴役的塞种人不敌，只能不停的避其锋芒向南迁徙。《汉书·西域传》记载为：“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自此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

这里的 “塞王” 指的就是伊犁河流域塞种人的联盟首领或者国王。根据余太山先生在《塞种史研究》中的描述，大月氏人西迁途中主要与塞种四部的阿斯伊（Asii）和迦萨尼（Gasiani）部作战。由于迦萨尼部与月氏主体同属于4000年前东迁的原始印欧部族，语言同属于印欧语系西方语支（Centum），因此大部分迦萨尼部投降了大月氏，并很快融入其中。而由羌戎“允姓之戎”演变的阿斯伊部没有屈服，选择逃亡，成为南迁的塞种人主体。（关于塞种四部的起源请查阅往期文章：允姓之戎西迁记：被华夏驱逐的“梼杌”，如何成为塞种霸主？）

南迁的塞种人在兴都库什山麓分为三部，一部分留在当地山区休养生息，另一部分向东进入塔里木盆地南缘，成为疏勒、于阗、鄯善等绿洲城邦的主要居民。还有一大部分西进巴克特里亚王国统治的核心地区——索格迪亚纳（位于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流域）。

大月氏两次西迁与塞种的南迁路线

巴克特里亚（今兴都库什山以北的阿富汗东北部地区）原是亚历山大东征后，在东方建立的统治中心。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病逝后，巴克特里亚地区归其部将塞琉古统治。公元前260年以后，塞琉古王朝迅速衰落，伊朗高原东北部的帕提亚人率先起义，建立帕提亚王朝（中国史书称为安息）摆脱其统治；随后中亚的粟特人、塞种人也发动起义，从费尔干那盆地至咸海之滨，建立了大宛、康居、奄蔡等国；希腊人的统治在面临全面崩溃之际，巴克特里亚总督狄奥多图斯一世于公元前255年宣布独立，建立了巴克特里亚王国。

巴克特里亚王国统治期间，不敢与北方的游牧民族争雄，只能向南部的印度河流域扩张，在兴都库什山南部拥有众多的雅利安人统治的属国，这些属国自亚历山大东征后，就被持续希腊化，因此很快归附于希腊殖民者，历史学家将它们统称为印度-希腊王国。依靠这些邦国的输血，巴克特里亚王国勉强能够与新兴的帕提亚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抗衡，但塞种人的到来打破了这种平衡。大约在公元前140年左右，西迁的塞种阿斯伊部和亚历山大时代移民索格迪亚纳的塞种萨迦劳里部（Sacarauli），以及粟特人联合，击败了巴克特里亚王国，并建立政权。

公元前202年时的巴克特里亚王国疆域

余太山、林梅村等中国学者认为，所谓的“大夏”就是由塞种人获胜后，与粟特、希腊移民共同建立的政权。真正的巴克特里亚王国残部退居兴都库什山以南地区，顶着塞种和帕提亚东部王朝诸邦的轮番打压，坚持20多年后迁徙印度河流域，分裂为众多小邦，最终在公元1世纪，被崛起中的贵霜帝国吞并。

大约在塞种人建立大夏仅仅十年后，月氏再次被猎骄靡率领的乌孙-匈奴联军击败，他们再一次追寻着塞种人的脚步，来到了阿姆河流域。这一次，塞种人尚未恢复战争的创伤，就又一次要面临战火的荼毒。

公元前129年，张骞肩负联络大月氏抗击匈奴的使命，历经千辛万苦来到大月氏。但此时大月氏已征服大夏，在妫水（阿姆河）北岸建立王庭，且“地肥饶，少寇，殊无报胡之心”（引用自《史记·大宛列传》），无意再卷入与匈奴的战争。张骞为了说服月氏王，滞留大月氏一年多时间，期间他还专门到大夏考察，对大夏的评价是“无大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

大月氏占领大夏时的疆域

此时距大月氏征服塞种大夏仅仅一年多时间，张骞看到的情况说明当大月氏人来到时，大夏尚未有强有力的领导者。他们虽然建立了政权，但联盟各方仍然延续以前的城邦统治模式，兵力分散，使大月氏人各个击破。在此期间，一部分塞种部族选择投降，也有一部分逃往南部的兴都库什山地区。这使滞留在那里的塞种人力量迅速膨胀，为其南下印度次大陆奠定了基础。

根据考古发现推测，大约在公元前130年前后，大量塞种人翻越兴都库什山，从开伯尔山口南下，利用骑兵优势征服了印度河流域包括犍陀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区）和呾叉始罗（今巴基斯坦塔克西拉）在内的数个印度-希腊王国，定都修鲜城（今斯利那加附近），在今克什米尔西部地区建立了 “罽宾（ji bin）”国。罽宾国王又派出军队继续南征，建立了西萨特拉普王朝和乌弋山离国等政权。

罽宾国作为史载的塞种建立的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奴隶制国家，在巅峰时期，曾经直接控制着今巴基斯坦白沙瓦、阿富汗喀布尔河流域及克什米尔西部地区。即使在贵霜帝国吞并南亚万邦的最强盛时期，罽宾国仍然凭借地理天堑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控制开伯尔山口的核心地区。罽宾国从西汉初期一直延续到唐代，最终在8世纪初被突厥所灭。

罽宾国大体位置

20世纪60年代，我国在修建连接中国新疆喀什和巴基斯坦塔科特的喀喇昆仑公路时，在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北部地区的沙提亚尔、奇拉斯、吉尔吉特、洪扎等地，发现了大量塞种人留下的以骑兵打猎为主要内容的岩画，还出土了一些用佉卢文标注塞王名字的钱币，为塞种人南迁路线提供了重要证据。

此外自19世纪中期以来，各国的考古学家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西北约50公里处的塔克西拉遗址，也发掘出众多古代文明遗物，其中数量最多的当属各朝各代的贵金属钱币。这些钱币按照希腊化时代的传统，都会将国王的头像和名字铸造在其上。从钱币提供的线索分析，“毛伊斯（希腊文"ΒΑΣΙΛΕΩΣ ΜΑΥΟΥ"）是首位塞人在当地的统治者。

阿富汗喀布尔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毛伊斯时期的塞种银币

毛伊斯大约在公元前90年，率领塞种骑兵从罽宾南下，占领了呾叉始罗（塔克西拉）地区。随后向南征战，在印度河或其支流杰赫勒姆河取得水战胜利，将势力范围扩展至印度河上游的斯瓦特河谷、克什米尔，甚至可能进军今巴基斯坦中南部的信德地区，使罽宾国力达到鼎盛时期。

毛伊斯在位时间大约有十五年，其铸造的钱币上的称号从早期的佉卢文“毛伊斯国王”，升级为后期佉卢文与希腊文双语的“伟大的万王”，说明他在印度西北部的统治影响力与日俱增。毛伊斯为了稳固统治，积极吸纳当地的古印度和希腊文化，采用佉卢文和希腊文颁布政令，还迎娶了当地希腊贵族女儿为王后。发行的双语钱币就是为了笼络希腊移民，继承希腊殖民者的治理模式和部分文化的体现。他的继任者阿泽斯一世和阿泽斯二世延续了这一政策，经常使用“伟大的万王”为称号，并通过与当地高种姓贵族的联姻来提升政治地位，巩固统治。

毛伊斯在位期间还派军队，沿着印度河继续向南扩张。在今印度西南部的信德与马哈拉施特拉西部建立了“西郡”，其塞种总督铸造的钱币上自称“西方州长”。西郡实力较强，公元35年以后，由于安息苏伦家族邦国的隔绝而脱离罽宾统治，成为独立的西萨特拉普王朝。这个王朝进一步与当地古印度土著融合，成为印度-塞人王国中最强的一个。在国王纳哈帕纳在位期间夺取纳西克（孟买东北部的城市）等沿海重镇后，垄断了西印度洋的海上贸易，成为诸邦中最富庶的一个。

塞种南迁后建立的主要政权（绿色标记的）

西萨特拉普王朝从公元前1世纪延续到公元5世纪，期间因臣服于贵霜帝国而得以延续，但最终在与东印度崛起的笈多王朝的交锋中败下阵来，被旃陀罗笈多二世联合南印度的瓦卡塔卡王国攻灭。该政权灭亡标志着印度地区塞种游牧帝国统治的终结。

此外在今阿富汗南部坎大哈地区的乌弋山离国，也是塞种人建立的王国。该国以游牧军事贵族为核心，曾与安息帝国争夺丝绸商路的控制权。公元前124年，安息贵族苏伦（Suren）率领大军利用十年时间平定东方，将塞种、古印度土著征服。此后苏伦家族拥兵自重，与泰西封的中央政府渐行渐远，安息东部包括乌弋山离国在内的锡斯坦盆地（今阿富汗西南部与伊朗东南部的赫尔曼德河下游区域）成为其家族控制的半独立王国。由于这个王国融入了大量古印度的雅利安土著，因此被称为印度-帕提亚王国（Indo-Parthian Kingdom）。

虽然塞种人战败了，但在乌弋山离国仍占据多数，他们长期与安息人杂居，演变为一个独特部族，自公元1世纪以后，古印度记载称他们为“塞种-安息”（Saka-Pahlava）。公元1世纪印度-帕提亚王国被崛起中的贵霜帝国击败，，乌弋山离国成为贵霜领地，勇猛善战的“塞种-安息”成为其主要的兵源之一。

伊朗出土的戴尖帽的塞种妇女形象

塞种人的南迁，对古印度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西萨特拉普王朝在印度河流域腹地建国，与古印度族群深度融合，其影响更加巨大。塞种南迁对南亚、中亚历史文化产生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塞种人迁入南亚后，接触到的第一种文字是佉卢文。佉卢文用古印度的婆罗米字母拼写，是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的拼音文字，最初用于书写犍陀罗语（印度西北俗语）。罽宾国在扩张中逐渐使用佉卢文拼写自己的语言，结束了“有语言无文字”的历史，极大提升了行政效率和社会控制力。

而佉卢文在贵霜帝国入主南亚后，成为主流文字，并伴随着佛教和商贸传播至我国新疆地区，发展出于阗、鄯善等国的官方文字，使用至公元7世纪才被废弃。19世纪末以来，在新疆尼雅、楼兰、和田以及甘肃敦煌莫高窟等地发现了大量佉卢文木牍和纸质文书，为研究古代西域历史、语言、文化提供了珍贵资料。佉卢文作为塞种人使用的重要文字系统，不仅记录了塞种人的历史与文化，更成为古代丝绸之路上文明交流的桥梁。它见证了塞种人与中原、印度、中亚等地区的密切联系。尽管佉卢文最终在历史长河中消失，但它留下的文化遗产依然闪耀着古代文明交流的光芒，提醒我们丝绸之路不仅是商贸通道，更是文明互鉴的纽带。

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佉卢文简牍

当然塞种人南迁后，吸收的不仅只是古印度文化，还有希腊、波斯等文化。塞种人在征服众多希腊化王国后，并没有抛弃希腊人的经济、文字体系，而是继续通过铸造希腊式钱币得以继承，这些钱币正面常作国王骑马纹，背面作带有希腊铭文的国王人面纹，钱币上既保留了希腊字母铭文+国王头像的当地传统，又将塞种善于骑射的游牧传统融入其中。

在巴基斯坦斯瓦特河谷的塞杜沙里夫（Saidu Sharif）佛寺遗址中，出土的一些陶质叙事浮雕饰带残件上，有数组浮雕反映了塞种与希腊、波斯文化融合的状况。例如一组浮雕的武士身着窄袖长袍，戴尖顶帽，手持短剑是典型的塞种武士形象；另一组佛教护法力士有希腊雕塑中典型的夸张肌肉，但须发卷曲、紧束腰带的细节则是塞人武士形象；另一组浮雕为狮子袭击公牛的场景，虽然与欧亚草原广为流行的动物搏斗题材的塞种金牌饰风格高度吻合，但狮子只生活在西亚，在中亚并不存在，狮纹应该来自波斯。这些钱币及浮雕的出土，成为塞种与希腊、波斯文化融合的最重要证据之一。

巴基斯坦塞杜沙里夫佛寺遗址出土的塞种希腊文化融合的护法力士浮雕

当塞种人的政权稳固后，他们从游牧生活转向定居城市生活，希腊殖民者留下的行政体系被完全照搬。不仅如此，希腊的建筑艺术、雕塑艺术也被大部分吸收，这种趋势在罽宾的塞种人信仰了佛教后更加明显。在塞种南迁以前，古印度的佛教徒通过绕佛塔膜拜，表达对佛陀的敬意和信仰的坚定。塞种人统治后，犍陀罗地区成为佛教传播中心，他们受希腊“人神同形”艺术传统的影响，运用希腊雕塑艺术，首次将佛陀生平转化为连续叙事浮雕，首创了“人形佛像”。

该艺术风格在贵霜帝国时期得到发扬光大，并吸收波斯的葡萄藤、石榴花、莲花、连珠纹等装饰元素，以波浪卷发、通肩式袈裟及高鼻深目的欧罗巴塞种人面部轮廓为主要特征，形成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佛教造像艺术，这就是著名的健陀罗艺术。健陀罗艺术在贵霜帝国时期（公元1世纪-3世纪），沿丝绸之路传播至我国，新疆克孜尔千佛洞、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中的部分壁画和雕塑就是受健陀罗艺术影响而创造的。

云冈石窟最具健陀罗艺术造像风格的露天大佛

塞种人虽非犍陀罗艺术的创造者，却是其多元基因的关键整合者。塞种人与古印度、希腊移民的跨文明共治模式，打破了各文化族群之间的壁垒，使文化融合变得司空见惯；通过伊朗高原和印度洋的商路将希腊石雕、波斯浮雕装饰元素引入佛教造像；以塞种游牧政权“去中心化”特质，容纳波斯祆教、印度婆罗门教等多种宗教并存，并最终从多神崇拜向佛教过渡，使佛教也具有丰富多彩的神祇。为健陀罗艺术的造像奠定了基础，正如故宫犍陀罗展所示，其艺术遗产“越过葱岭进入中国”，成为东亚佛像艺术的源头。

此外控制印度洋西海岸的西萨特拉普王朝，在国王查斯塔纳统治时期，确立的塞人纪年（始于公元78年），被持续使用400多年。它是印度历史上极少数的不随政权更迭而重置的统一纪年方式，在公元1-5世纪被印度教、佛教、耆那教共同采用，成为印度次大陆唯一多宗教共享的世俗纪年。1957年，印度共和国以其为基础制定了全国统一历法，北方邦、比哈尔邦、克什米尔等地沿用其传统，将每年的春分日作为新年。

印度高种姓家庭庆祝塞人纪年新年

查斯塔纳的重孙鲁德拉达曼一世（Rudradaman I）时期（公元130-150年），西萨特拉普王朝国力达到巅峰，多次击败了南部萨塔瓦哈纳王朝（百乘王朝），控制了印度洋西海岸（今古吉拉特至马哈拉施特拉）的海上贸易。该国通过罗马帝国需求，将印度棉织品、香料、宝石出口至地中海，同时引入希腊、波斯的金银器、费昂丝玻璃珠等奢侈工艺品。促进了区域经济繁荣和手工业发展，为后世孟买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当然塞种人南迁对古印度的影响不限于文化经济方面，还有更深层次对社会结构的深远影响。塞种人建立的罽宾等王国统治了北印度大部分地区，向西南到达今马哈拉施特拉邦西部的沿海地区。作为新的征服者光靠武力征伐是不得人心，必须要融入已有的社会结构，才能稳固统治。当时印度的种姓制度已形成上千年，雅利安统治者将社会严格划分为婆罗门（祭司）、刹帝利（武士）、吠舍（平民）、首陀罗（奴隶）四个等级。作为外来者，塞种人需要在这一制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成书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婆罗门教《摩奴法典》将这个时期的塞种等外来民族视为"堕落了的刹帝利"。这种安排既承认了他们高种姓的武士身份（符合塞种人作为游牧战士的特点），又通过"堕落"的标签降低了他们的地位，从而维护了原有种姓结构的稳定性。当然这种情况只适用于归纳塞种上层社会最终融入种姓制度的状况，实际上塞种融入古印度种姓制度的过程和状况远比《摩奴法典》等资料描述的更为复杂。

印度高种姓女明星

塞种人政权为了稳固统治，不得不与当地高种姓的婆罗门等阶层妥协，通过联姻共同分享统治成果，成为新的高种姓阶层。但是更多的普通塞种牧民则沦为吠舍、首陀罗等“不可接触者”阶层。塞种统治者在数百年时间中，为维护自身利益，会自觉制定更加严苛的针对“不可接触者”（贱民）的歧视和隔离制度，无形中强化了种姓制度。这一历史过程揭示了古印度社会如何通过种姓制度这一核心机制，既吸收外来文化元素，又保持其基本社会结构的稳定，这种适应性正是种姓制度能够延续三千多年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南迁的塞种移民无疑是强化种姓制度最重要的一环。

总之，塞种人的南迁绝不仅仅是武力的表面征服，更是一场深刻重塑南亚历史进程与文明格局的宏大史诗。他们如同一股强劲的“文明催化剂”，不仅将中亚草原的游牧活力注入古老的印度河流域，更以其独特的包容性，在政治实践中融合希腊治理模式与印度本土传统，在文化艺术上催生了影响深远的犍陀罗艺术，在社会结构中重塑并强化了种姓制度的层级，在纪年与文字上留下了跨时代的印记。

复原的塞种妇女形象

从伊犁河流域到阿姆河流域，再到印度河畔，从游牧邦国到定居王国，塞种人以其迁徙的脚步，串联起希腊、波斯、印度乃至中原文明的交流互鉴，成为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欧亚大陆文明互动网络中不可或缺的关键链条。他们的历史，不仅是一部民族迁徙史，更是一部生动的古代世界文明交融史，其影响穿透时空，至今仍在南亚次大陆的文化基因与社会肌理中留下深刻的烙印，提醒着我们文明的多样性与交流互鉴的永恒价值。

（下期文章，我将通过贵霜帝国的崛起与衰落，讲述塞种族群最终的结局，敬请期待。由于最近有别的工作急需办理，并且查阅相关资料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头条文章的更新周期需要一月时间，敬请谅解。您的支持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