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伯：为新四军采购物资惊险经历

引子

＃本文摘自《江都文史资料选编》第四辑(1987年6月)，作者黄炎伯，原标题《为新四军采购物资》

正文

1941年，樊川镇虽仍为伪军占领，但樊州四乡已建立了区、乡各级抗日民主政府。江都县人民政府、江高行署和江高独立团也经常在附近流动。后来樊川镇伪商会会长徐城北，通过东汇乡开明士绅吴襄从中斡旋，派人与江高行署惠浴宇专员谈判双方互不侵犯，于是紧张形势有所缓和，伪军不敢下乡抢掠。此时已有少数樊川商人前往江都县人民政府或专署治谈提供军用物资事宜。新四军对这类物资需求量大，加之，地方和军队干部既平易近人，又讲究信用，因此，愈来愈多的人愿意与新四军做生意，这就为以后帮助部队大规模采购军用物资奠定基础。

我的舅父田福祥开设皮坊，经常将皮革运下乡给新四军18旅被服厂制造皮件，数量颇多。这时新四军卫生部急需西药和医疗器械，这些物资只有到沦陷区采购。军政机关决定委托商人办理，并与商人们言明：见物付钱，要黄金、粮食或伪中储券都可，一律按华中银行外汇牌价折算。那时樊川镇上百业萧条，失业的人很多，不少人听到这消息，都认为机不可失，跃跃欲试。我舅父从中介绍，几经往返，最后议定：一切军用物资进口与粮食出口，由军政机关出具证明，一律免税，进口物资凭发票加运费百分之四十结算。我和一些亲友感到有利可图，便合伙干了起来。我们将资金分成若干股，由参加的人自由认报，大家都是股东，有事大家商量，利润按股金分配，每次结清。股东进出自由，正常参加的十多人，多时有二十人。

往返敌占区为新四军采购军用物资，是有危险的。弄得不好，货被没收，人也会遭难。为了安全，我们想方设法，争取不出事、少出事。

当时樊川镇上驻有伪军颜增秀营，颜在樊川收了近百名门徒。我们通过颜的徒弟，借口到上海“跑单帮”，并送上厚礼，请颜的太太帮忙借几套军装。这一招很灵，上海、镇江、扬州等地的伪警察不敢盘查，而镇江汪伪宪兵对过往伪军只查证件，不查物件。即使如此，我们也很机警，不敢三五成群，而是分散通过检岗哨，以免引起怀疑。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利用敌人的薄弱环节，看到汪伪宪兵岗哨，我们往往绕道而过。

不过穿伪军服装来掩护自己身份，也得知道军衔、军规。于是我们物色可靠的失业伪军官参加到我们里面来，并让他介绍这方面常识给我们听，如走路两眼平视，不能吸烟，遇到长官如何行礼等等。

冒充伪军要装得象，如露出马脚也会出事。我在1944年12月8日从上海回到镇江，身穿伪军服装，由西站往城里走，路过大西路，被汪伪便衣宪兵抓住，送至天主堂伪宪兵队。那里关押着一百多冒牌伪军，地上放着香烟、布匹等各种物资。他们的军衣被剥掉后，露出便衣，受到皮肉之苦。

我被抓进去后，检查内外衣裤，都是标准军衣，而且身上没有多钱，只有一只背包，内装鞋子、日用品，不象购单帮的。此时有一宪兵上校军官走来，拿着我的证明书，边问边看证明，他问我部队番号，各级长官姓名，我都对答如流，如此才蒙混过去，放我出来。这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遇到的风险。其实，我们采购的物资，在西站下车时已派人托红帽子（搬运工）送至朋友家中，避免在旅社受到警察或侦缉队检查。事后方知这天是日寇发动“大东亚圣战”三周年纪念日，各地加强警戒。“吃一堑，长一智”，以后每逢“一·二八”“七·七”“八·一三”等纪念日都不出门采购。我们还感到穿“老虎皮”（即伪军服装)并不绝对保险，以后便仍穿便衣，以防万一。

我们在敌占区采购军用物资，到处花钱，摆阔气，否则寸步难行。我们每人都是华服翩翩，俨然是个“阔少”。在上海住较高级的旅社，如扬子饭店，吴宫饭店，因为巡捕不去盘查，比较安全。由上海回到镇江，均坐二等车厢，因为铁路乘警和伪宪兵不进二等车厢抄车。我们股东之中有个镇江人吴开华，善于交际，大家称之为“外交大臣”。他不惜花钱，广交朋友，并结识镇江检问所主任金玉堂，事先打个招呼，递个名片，通过关卡不用检查，真可谓钱能通神。后来胆子越干越大，别人不敢做的，我们千方百计采购，除西药外，还有军用搪瓷碗几百打，钮扣十余箱，生产手榴弹用的黄色炸药一二百磅，以及油墨、铅字、布匹等等。

我们特别注意拉拢关系，互相利用，避免采购与运输中遇到麻烦。我们携带大量伪币到扬州采购，每次都有几麻袋。刚好我们股东之中的许天超，其兄是扬州伪中储行行长，我们以电话与他联系后，他即派银行警卫来旅社迎接，在麻袋上贴上封签，伪替察不敢查问。我们利用这一关系，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我们从扬州中储行汇七百万元去上海，而开出的汇票却是一千万元，还不收汇费，这叫“倒贴现”，仅此一项，我们就获利三百万元。我们在上海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械，是通过兴发药房老板滕啸天（小纪镇人）一手经办。如伤员截肢用的血管钳子上千只，止痛用吗啡几万片，胶布一百桶，够一般医院用好几年。考虑到万一被懂行的伪军官兵发现，会产生怀疑，惹来灾祸，于是我们争取该药房股东之一李国宾和我们合股经营，一并承担责任，同时当所需药品和医疗器械购齐后，直接送北站上火车，不送旅舍(社)，以避免巡捕检查旅舍时发生意外。发货票由药房以其它店名用华文打字机开好，按原价加倍，运到解放区再加四成运费，利润是巨大的，不过开销也很惊人。

为了安全，我们运货行走的路线，也经常变换。上海北站检查很严，我们便包几辆出租汽车到南翔站乘火车。在镇江有时在西站下火车，有时改在南站。有些粗货能在扬州买到就不必舍近求远，如药水棉花、脱脂纱布、白报纸等等。扬州国华药房股东钱守宁知道我们是“下面”的，我们来扬都在他羊胡巷家中接洽业务。货办好后送往绿杨旅社，再托樊川人葛实秋找他在伪苏北绥靖公署的同乡上校参谋叶遐昌，派卫士持证明武装护送出城，不过要大把花钱罢了。出城后另雇独轮车多辆，分散并绕道至张纲镇过宿（这里未驻伪军）。当晚半夜起程，经砖桥以东杨家渡穿过通扬运河，再由丁沟以西的赵家桥直接找三周庄交通站送交新四军18旅供给部和卫生部。有时敌情严重，我们还必须法意敌伪动态，千方百计将采购回来的物资送去。1945年春天，刘飞司令员指挥的三垛河伏击战，消灭伪22师85团马佑民一个团，敌人进行报复，来了一次大扫荡。我们为了将物资送到军分区司令部，往往要在高邮、兴化、宝应一带奔波很多地方，才能找到新四军驻地。

我们在为新四军采购军用物资的过程中，也曾出过事故。

1945年端午节后，我们将供给部所欠款折成的公粮小麦五万斤，分装三只大船，运往砖桥伪商会会长万修谟开的粮行，事先联系好是新四军公粮，他保证绝对安全。当麦船行至马桥时，边区税所有三四人前来查问，我们便拿出盖有韦永义司令签名章的分区司令部证明书，却没有注意旁边有一个十四五岁卖桃子的男孩。船至大涵口，见河口门子有两个穿蓝布褂裤的青年人，身背黑布口袋，叫我们将船靠岸检查。我们的股东之一吴大说是新四军税所的，我见岸上两个青年手上戴着金戒指，便说不是。可是坐在船上的大股东李炎伯不听我言，把分区司令部证明书拿上岸给他们看，对方朝口袋内一放，吹起警笛，这时从河东豆田里爬出七八个手持三八式步枪的鬼子，通扬河大圩北岸河下，靠着一条木船，架着一挺弯把子机枪，船上还有五六个人举枪对着我们的麦船。这时我坐的一条船已靠在东岸，我想逃往砖桥送口信，谁知从大树上跳下一个鬼子站在我面前，问我什么干活，我回答苦力干活。他抓着我的手看了又看，见我只穿一条黑裤头，一件汗衫背心，赤着双脚，便推我上船，鬼子也上了船，命令开往仙女庙。我们三条麦船在前，每条船上都有三四个鬼子，鬼子的两条木船在后。船抵仙女庙三元桥下，鬼子将李炎伯和吴大二人带走，我乘上岸直奔张纲镇，向李炎伯的岳父张纲镇商会吴会长报告情况。次日晨，我又去砖桥告诉万修谟。三四天后，李炎伯和吴大被鬼子放了出来。原来在马桥看到我们证明书的那个卖桃小孩，是鬼子派来的探子，鬼子接到情报后才来大涵口拦截我们的麦船。吴会长、万会长等人又特请仙女庙伪商会会长出面，通过邓翻译向服谷司令（分队长）说明被抓的李炎伯是张纲镇商会会长的女婿，有“居住证”，三船小麦是替扬州福田洋行(日商开设）买的。至于新四军证明书，是花钱托人买来，为的是好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通行。服谷司令这才将李、吴二人放出。此事仅贿赂邓翻译与招待费用就整整花了两船小麦。人未送命，还算幸运。

还有一次，那是1945年春夏之交，天气干旱，河里水位很低，供给部原来打算给我们二十万斤小麦，因无船运，目标太大，耽心出事，谁知第一批就出了事。剩下的十五万斤小麦，我们向华中银行换成伪中储券到上海采购物资。七月二十三日货抵镇江，由于吴开华的儿子“过周”，耽搁了一天。吴交游广阔，送礼的人复杂，可能露了馅。七月二十五日黎明，我们雇了六辆黄包车运货，车至江边，遇到六七个彪形大汉，身穿香云纱褂裤，脸戴墨镜，拦车检查。我们见苗头不对，立即后退，走进面馆，只留吴开华一人应付，结果人和车都被这些大汉带走了。我们急忙乘轮渡回江北，奔到张纲镇李炎伯家。三天后又往镇江吴的家中探听消息，说是被侦缉队抓去了。侦缉队队长要价十两黄金，最后减到五两，我们使回樊川筹款。十多天后再去镇江，日本鬼子已无条件投降了。在吴开华家中，见吴躺在椅子上，说在侦缉队遭毒打，灌辣椒水，逼问口供。他回答货是江北人的，贷主已逃走，送上轮船拿几个钱，什么货不知道。后来不知为何被押送日本宪兵队，货物同时送去，只剩两黄包车了。正在这时，鬼子投降，他被释放，货物已一无所有，这次损失的资金约合三百石(注：约合59.2千克)大米。好在十多个股东，每人只摊二三十石。

为新四军采购物资，我们前后干了将近三年。日寇投降后，这一工作也就结束了。

资料来源：

摘自《江都文史资料选编》第四辑(198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