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克之：军火启运之前

引子

＃本文摘自《宝应文史资料》第四辑(1985年9月)，作者华克之，原标题《军火启运之前》

正文

编者按：华克之同志是我县氾光湖乡五里村人，生于1902年，早年毕业于金陵大学。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青年部长。四·一二后曾三次被捕，险些丧生。

华克之同志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当他还未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曾和一批爱国志士出于对蒋、汪反动政权的愤懑，在没有共产党人的参预下，组织了三十年代震惊中外的行刺蒋、汪事件。国民党特务机关追捕他达十一年之久，在敌人四面遍捕之中，他传奇式地和敌人展开了英勇斗争。

1937年进入延安，毛主席接见了他。1939年廖承志同志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在无形的战线上长期出生入死地滋革命情报工作，建立了特殊的功勋，写下了壮丽的一页。

《军火启运之前》这篇史料是华老亲自撰写的回忆录之一，现予转载，以飨读者。

—一这是真事，不是小说。

一九四五年秋的上海，就象一个久病难意的患者，刚出现一线转机，就又被新的病魔缠倒了。

日寇是投降了，可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们，并没给人民带来安居乐业的希望，而是纷纷忙着占房子、抢车子、搂金子………致使黄浦滩头，民怨又起。

某天下午，一辆挂有特别牌照的小卧车，穿过四川路桥，驶进虹口区。和司机并坐的，是一个佩带德国驳壳枪的武装警卫；后排是一文一武，其中，穿黄呢军装，肩扛中将军衔的就是我。

过往的行人都知道，自日本投降后，能在大上海驱车横行的，只有那些抗日时躲进峨眉山的国民党“劫收”大员。

我从人们匆忙让路却又面带愠色的神态中，深知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不得人心。可惜，这种误会却是无法解释的。

那些私下朝我们车后“呸呸”啐唾沫的人们哪里知道，我并不是什么国民党“劫收”大员，而是敌伪和国民党特务早就竭力追捕的一名“犯人”！十年前，作为剌杀蒋介石未成而误伤了汉奸汪精卫的一名主犯，我从这个城市“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早在一九三九年为缉拿我而悬赏大洋十万的告示还遍布上海街头，我却接受党的指示，重新潜入上海，从事了解敌情的工作。六年过去，组织上出于种种考虑，要我和几位同志转到解放区工作。

就要离开上海了，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向这个我曾出生入死战斗过的城市告别呢？又该用什么样的礼物，奉献给我曾以眷念母亲般的深情，朝思暮想的解放区呢？

半个多月来，我一直在苦苦思虑，最后决定，利用现存的社会关系，以及当时敌伪惶惶无主，企图各奔前程的心理，搞一批军火运到解放区。

当时，国民党的“劫收”大员虽已到了上海，但都在忙着为自己捞便宜，八年中发足了“国难财”，如今又要发“胜利财”了。至于那些不能吃、不能喝的军火，大员们则认为，反正已是“囊中之物”了，便迟迟不去过问。

在这种形势下，我认为大可以以乱裹乱，混水摸鱼，搞一次“行动”！

我把我的“行动计划”向组织做了汇报，（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我将参与此行动的其他人姓名，都用化名或代号称呼）组织上当时代号“老太爷”的负责同志完全赞同，并约定隔二、三日即向他汇报工作进展情况。眼下，便是行动的关键一步：我将以国民党陆军中将的身份，去见日本后勤仓库军官冈田少将。

……汽车在虹口区急驶。

坐在我身旁的，是我与冈田中间的牵线人郑德。在大上海，此人堪称一个活跃人物，也是搞军火这出戏的一名主角。

既然这出戏是郑德第一个出场，那么就首先从他说起吧！——

郑德比我大四岁，是宁泸人。其父在清廷是个京中大官，本人生长上海，能言善辩，在这个冒险家的乐园里，如鱼得水。举一个例子便很能说明他的性格，即郑德并未上过什么大学，却会一口流利的洋泾浜英语，自称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硕士。一次，他遇到几个真正斯坦福毕业的留学生，知底的朋友以为这回准得露馅，哪知郑德却主动和人家聊起“当年留学”的情景，如数家珍般地点出当年斯坦福大学校长和几位著名教授的姓名，以及校园中几座大建筑的风格、特点，甚至还指出了图书馆的某些管理缺陷，直说得那几位正牌斯坦福大学毕业生为之瞠目，连连自叹不如。其实，郑德的这些常识全是从他订的美国杂志上看来的。是准备唬洋鬼子，做大生意的“本钱”。

当时，江浙一带是蒋介石势力的老巢，不少嫡系均为江浙原籍人氏，以郑德的籍贯、出身和能力，是完全可以到政府做大官的，然而他只致力经商，看不起官僚、政客们的腐败，非常反感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我和郑德交往多年，通过为苏区运盐和营救、保释被捕同志等几件事，我知道此人有正义感，办事牢靠，而且深晓世故，不该问的决不多问。比如他早已知道我与剌汪案的关联及处境，可从不主动打听我的行踪及住址，仿佛他很懂得我们地下工作的纪律似的。

他是一个精明人，不愿卷进政治漩涡，却又深知在中国干什么都离不开政治。日本一投降，他立刻感到这江山的主人要换了。换国民党吗？太腐败，不会长久；那么将转向何方呢？打开当时的地图，上海周围，新四军的解放区倒是星罗棋布……

于是，郑德将我请到了他家。

这是一个典型的上海中产阶级家庭。宽敞的客厅摆满了沙发，桌上放着许多中外报刊、玻璃酒柜里琳琅满目，白兰地、威士忌、咖啡以及西湖龙井，徽州红茶，应有尽有。寒暄过后，郑德便直截了当要我谈谈对时局的看法。

我正想请他为搞军火从中搭桥，当然不愿放过这个机会，便马上说：“首先，日本投降后，国共西党继续合作的前途极其暗淡，因此，内战很有可能发生，而这最后的胜利，不用我多讲原因，必然是属于共产党。”见郑德在点头称是，我又补一句：“不过，在胜利之前的过渡阶段，大家的生活将是困难的，战争嘛。”

听到这最后一句，郑德马上说：“你的关系多，我得求你帮忙，找些机会搞点生意干干，好歹赚几个钱花。”

我答应一定帮忙之后说：“我也有件事情想请你协助。现在上海的情况，我可用四句话说明，就是‘日寇欲击击不得，蒋帮欲来来不及，汪伪号令令不行，我军接收收不到’。可以说，从古至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能象如今的上海，供各类冒险家大显身手。你了解日本人在上海储存军火的情况吗？我想拉你合作，为新四军搞些军火。这在我，是埋在心里很久的心愿；在你，则可立一大功！”

我与郑德互相托办过不少事情，可从没有今天这样的内容。大概，他从我的话里听出了对他的信任和期望，因此，没有象往常那样，拍着胸脯满口应承，而是若有所思地朝我郑重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这头点的份量，内心不由涌出了一股欣慰之情。

郑德自接受我的嘱托后，便主动与上海宁波帮里的那些小奸商多了往来。这些小奸商在日伪时期，大多是日本人的买办，所以和日本人交往甚密。

一天，郑德告诉我，他通过小奸商介绍，终于结识了一个日本海军军火仓库主任田少将。作为初识的朋友，郑德觉得此人还讲交情，是个典型的武士道，不甘心战败的命运，可又担心回日本没有出路，郑德介绍完初步印象后。朝我搔了搔头皮：“至于搞军火一事，我实在是外行，不知第一次怎么个开口法，都需先扯什么？”

“这好办，我来教你。”我爽快答应着。

从此，在以后的十几天里，我便充当了“导演”的角色，由郑德权做前台的演员。

记得第一次“导演”是这样开始的——

我叮嘱郑德说：“从你对冈田的印象来看，此人可算个标准的武士道分子，所以，你的言行举止上，千万不得流露出丝毫的骄矜。并要反复向他表示，中国虽被列为战胜国，但中国这种代价惨重的胜利，不仅对我们国家没有好处，对我个人，也很可能大大有害。只要冈田对此稍有兴趣，问及原因，你马上就接上话茬，说你是个既反蒋，也对共产党极无好感的第三条道路主义者。这是很能投合这批走投无路的武士道分子胃口的。接着你便装作很神秘地告诉冈田，说在中国，是有第三政治力量存在的。并举出你有一个朋友，在国民党中是个中将，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刘峙的好友，被刘置于军中，倚为心腹。你对冈田说，他的政治主张远比你我更为积极，认为国共两党都不好，蒋介石在国民心中，毫无威信，回天无力；共产党那套阶级斗争，又绝不适合中国国情。这时冈田必定要问你，你那个朋友的打算是什么，你便告诉他这是军事秘密，不过听朋友透露过，第一战区在河南西部已划出二十余个县的地方，驻扎刘峙的心腹部队，准备将接收的日方较好兵器都集中在那里，并收容日军中有志之士，不知作何用场。”

郑德象听故事似的听到这里，见我打住了话匣，便问：“就说这么多？好象还缺少个结尾吧？”

我笑着说：“这个结尾要由冈田自己去猜想，这样才使他无暇去琢磨咱们这套鬼话的可疑性；才能重新逗引起他要继续为大东亚共荣圈奋斗的梦想！”

转天，郑德告诉我：冈田听得津津有味，不仅相约下次再见，而且还嘱托我向那个中将朋友打听收容日军人士有何之用哩！’

当时的国内形势是：蒋介石自宣布接收上海后，一直夜以继日向江南调兵遣将，内战很可能即将爆发。我深深懂将，搞军火的计划如能成功，无疑将给新四军一个不小的支持，于是便对郑德说：“咱们得加速行动了！”

“怎么个加速法？”

“对冈田实施攻心战！给他讲纳粹德国战败后，战俘被关进集中营的命运，连一支笔都要没收的呀；讲日本天皇下诏无条件投降后，如何正待罪于皇宫；东条英机首相又是如何绝望自杀，以及成百上千的日本人在天皇广场剖腹的情形……·”

“这些，恐怕冈田也已晓得了。”

“晓得归晓得，反复说的效果可不一样，尤其这话从你口中说出来，会使冈田马上联想到那‘第三政治力量’上去，既然回国前途渺茫，那么很显然，只有采取合作态度，才可能免于成为战俘——冈田听完后，一定会这样想的。”我十分肯定地说。

“另外，”我又告诉郑德一些有关游说的决窍：“比如，你要冈田听你的话，那就切不可直说‘我要你这样干，因为对我有利’！这非失败不可；而应该说，‘你如果这样干，对你将有多少好处’！对方就感兴趣了。”

郑德听得很专心，其实，我心里明白，我这么絮叨，完全是怕把事情办糟，否则，无论如何也不会这么一句一句地教——太伤人自尊心了！而郑德的心理恐冶也是和我一样，所以才如此耐心，认真求教。要不然，凭他这个上海老开的“功底”，未必真不知道怎样对付冈田。

正因为郑德的“演技”高超，所以，三、四日后的一天晚上，我刚一进郑家，他立即迎上来告我说：“可喜可贺！冈田已完全被降服了。他认为我那中将朋友的主张是一个历史的创举，是中日真正合作的曙光！关于军火，他愿意作最大的考虑，把他们派上用场。不过，冈田一再要求，先见一见这位中将朋友，为了避免他生疑，我立刻痛快地先答应了。你看究竟怎么办？见还是不见？”

我说：“你既然已答应，我这个幕后演员自然出该去亮个相了。时间就定在后天下午。你转告冈田，因为我这里来往人多，不便约请，所以，届时就去他家相见。”

郑德大概从没见我穿过军装，便有些忧虑地叮嘱道：“我在冈田正前，可把你这个中将夸成一个标准的军人……”

“这你尽管放心，”我拍拍郑德的肩膀。

“到时候，我会亮出一副常胜将军的派头来的。呢军服整整齐齐，肩章帽章擦得雪亮，PARK汽车挂上党旗，马弁挂上盒子炮……之所以定在后天见面，就是为了准各更充分些。”

我许对郑德说道：“此次我和冈田打算是这样周旋，因为他还是我们民族的敌人，我对他既不恭维，亦不谴责；既不空谈，亦不落实。他如送我们军火，我既不表示拒绝，亦不表示感激。因为这些东西原来就是我们要接收的。此次见面，主要是证明你有一个知己的中将好友，是个河南来的要人，暗示他们这些武士道在河南还有出路，可能还有冒险的机会，能为天皇效忠。其次是为了加重你这个中介人的重要性，以后可以对他发号拖令。………”

汽车拐了一个急弯，使车上人都不由歪了一下身子。

坐在身旁的郑德顺势捅了捅我：“哎，想什么呢？”

“你呢？”

“什么也没想，就是心跳得厉害。”

“心虚？”

“本来么，纯粹是空口说白话，就差动武了，要不，跟明抢有什么区别？”

“不对！这些军火，本来也是该由我们中国人接收的，要说抢，这八年来，他们抢了我们多少东西！”

“嘘！”郑德示意前面有警卫，要我住声。

“没关系，都是极可靠的朋友。”

“是呀！你的朋友可真多，在如今的年月，这就是一大本钱。”说罢，郑德向窗外看了一眼，忙对我的司机陶福说：“到了。”

汽车刚一停稳，马升首先下车开门肃立一旁候命，随即我们便被冈田满面春风地迎上楼去。三楼是一个书房兼客厅的大屋子，地当中的大块地毯和四壁书柜里的书籍，显示着主人的身份与爱好。冈田亲自奉茶并托出几样东洋点心。双方的谈话以英语为主，有词不达意的时候，再用汉字写明。

首先，冈田寒暄之后指出：“我很看重今天的谈话，因此我尊重郑先生的意见，连我的夫人都令其回避了。”

我答说：“我们中国人也有同样的风俗，所谓‘谋不及妇人’就是此意。”

冈田连连点头说：“我们日本人尤其如此，特别是军界。”接着垂下头，对进兵中国，蹂躏中国同胞表示忏悔。

我说：“中日两个民族，犹如兄弟。这种大规模的战争是历史的误会，也导致了许多怪事发生。比如中央军方面，有日本兵参加剿共；而共军方面也有日军参加反战同盟。一个要以三民主义统一全国；一个要在这个农民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第一战区对双方均表示失望。关于我们的主张，郑德先生一定早就和你谈过，一句话，我们的种种方针，也是考虑到日本人的利益和实情的。比如说，你们在华同胞，数达二、三百万，以现有运输能力，何时才全运回国？再说，回国了又能怎么样呢？”

这最后一句触着了冈田最敏感的心绪。

我趁机将这一席语无伦次的话（冈田却听得津津有味）转到军火上来。为了显出高级军官的身份，我故意漫不经心地说：“在武器方面您是专家，这种东西如同水火，谁都离不了，然而搞不好则又可能招祸。如等待中央军接收，不知何日；如想换成金钱，可又无地方出售，听郑先生说。您曾有意赠送我方，我们当然也是欢迎的。可以与郑先生具体商议妥善处理的办法。”

冈田并没因我不冷不热门态度而不快，反倒点头表示一定尽快商办军火一事。

我见此时已是夕阳西下，便见好就收，起身告辞了。临别前，又特意告诉冈田，以后有什么事情，由郑先生全权代表我们与他商谈。

这次相见，冈田话虽不多，但我感到效果不错，因为我的滔滔不绝，已使他觉得达到了摸这位“中将”底牌的目的。

没料想，事情发展得比找预测得还要快，刚过几日，冈田便托郑德送来地处威海卫路军火库的清单一张，共计步枪十万枝，子弹数百万发。并约定第二天听冈田回音。

十万枝步枪，这意味着能武装新四军十余个师哩！

我激动异常地按他所说的地点实地观家一次，果然在一幢稍旧的西式房子前有两个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站岗，表明实属军事重地。这一验证，使我激动之余闪过一丝疑云，这么大的一个成功，不费一枪一弹，是否太顺利了？

第二天，我比约定时间提前了几分钟到达会晤地点，想早一点得到郑德的回报。

不一会儿，郑德来了，我从那脸色上看出事情有变，心里着急，催他快说。原来，冈田倒是很卖力气，然而在与该仓库主任谈判时却发生了困难。那个主任说，所有军火将来都要交给中国国民政府，这是军令，无商量余地，何况河南是第一战区，上海并不为其所属。

“不过最后……·”郑德见我现出沮丧的脸色，马上又补充说：“那位主任又说，倘若一定要将军火运走，就必须做到下列三个条件其中的一条。”

“哪三个？”我似又发现了一线希望。

“第一，接收军火者，必须是经重庆国民政府方面指定的大员；第二，或者有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正式批准手令；第三，或者能由南京政府陈公博、周佛海某位证实河南方面这个中将的身份。”

我和“老太爷”商量后觉得前两条无法办到，但这第三条，也许还有些空隙可钻。

说来颇有些滑稽，早在日寇投降半年以前，蒋介石出于种种考虑，发表周佛海为京沪保安副总司令的密令，还是由我们掌握的地下电台收到转告给周的。

哪知，周佛海这个老滑头，不等我们把话说完，便装出一副苦相打断道：“我这个总司令乃有名无实，早被军统分子包围，遇事没有他们点头，什么都办不了。”

我们知道，倘苦此事真让军统知道，非露馅不可。纸糊的骗局，稻了解国民党内情的人就能一捅即破。事情便僵在这里了。

幸亏冈田那边我和郑德解释得还算合情合理，说事关重大，中将需回河南办理一系列公文手续，等待司令长官的批准也当福一些时间云云。

冈田不但没生疑心，而且还面带歉意，想了想以后告知说：“还有一个黄色炸药（TNT)仓库，由我直接掌管，不受别人牵制。这是制造军火极不可缺的原料，不知是否感兴趣？如需要，能马上办妥。”

在这段时间里，我与“老太爷”每周由两次改为三次例会，递将冈田这一情况做了汇报。“老太爷”立即请示了新四军有关方面，答复说：当然十分需要，不过，这答复不是来自所谓“第一战区”

“老太爷”还向我介绍了新四军派来的联络员孙明同志，孙的年龄约三、四十岁，在上海的公开身份是邮差（即今之邮递员），言谈举止很成熟，但因工作书定的限制，我不便多问他参加革命的经历。

放TNT炸药的海军军火仓库，正夹在两个我们不想招惹的部门中间，一边是空军临时办事处；一边是中央通讯社。我不由得又把事先的行动计划回味了一遍，怕万一有个疏忽，便会前功尽弃！毕竟，我是个被通缉的“逃犯”啊！

因为已经知道汤恩伯开始军运上海，我便采取了以下几条安全措施：一、所有车子都换了牌号以免将来查究，并且检查了全部机件以免中途意外；二、由冈田派遣十余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员押车，这在患“态日病”的大小汉奸眼里，是最有效的通行证；三、临时找老叶同志充当日语翻译，顺带说一句，老叶那天的一身“行头”我特别赞赏。上着西服，下穿黄呢裤子，这是当时来自重庆国民政府官员最时兴的打扮。

事情总不那么顺利。孙明告诉我，因为当时能被我们掌握的车辆，多被新四军部调至浙东运三五支队去江北了，所以只搞到了五辆卡车，我不禁从心里涌出一股失望。可幸的是，孙明保证说，司机都是自己人。五辆就五辆吧，当时，我真恨不得把整个仓库都搬空！

装车共用了两个多小时，一共是五百四十板箱。在搬运中间，空军临时办事处和中央通讯社曾有人问及装的是什么，老叶立刻回答：“是我们部里要用此仓库，叫鬼子搬家，至于装的什么东西，你们最好去问日本鬼子。”

问话的人不再吭气了。

直到冈田给仓库主任签完字，挥手放行卡车，随之，我也和冈田告别，才算吁出了一口长气。

这批炸药运出后，冈田认为后退有路，免为战俘的成功在望；在郑德看来，也自信是为人民立了一功。因此，这两个人的精神面貌均有很大的变化，这使我产生了新的想法：趁热打铁，继续从冈田身上再“榨”出些油水来。

郑德又出色地完成了游说工作，酒过数巡，诱得冈田突然说：“一不做，二不休，我把最秘密的东西全告诉你们吧，在天皇陛下宣布停战（他不肯说是无条件投降）之后，我一时茫然无措，但也曾有过种种幻想，就私藏了一百九十四挺机枪，以备急用，现在我觉得是派用场的时候了，决定拿出来做为第二次献礼。”

郑德脑子就是转得快，立刻伸出双手向冈田热烈祝贺，认为这显示了武士精神的常在，最后还振臂高呼“中日平等合作万岁！”

这一批机枪也是由自己人用带篷的卡车运到江边，转送到江北新四军军部的。

事隔半月，孙明同志转来新四军负责同志的来电：“……···炸药已经试验，性能极好，可供江南江北所部使用两至三年。一百九十四挺机枪完全是新的……致革命敬礼！并望百尺竿头，再进一步！”

数月后，“老太爷”又转来中央的嘉奖电。大家听完电文后齐声欢呼：“一切成功归于党！”

临别上海之前，我漫步在黄浦外滩。心想：我以这样的方式同上海告别，可算是于心稍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