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西风——北洋时代前期的外购舰船运动（下）

撞击巡洋舰的外购工作

1866年利萨海战，奥地利旗舰“赫尔佐格·费迪南德·马克斯”号在混战中撞沉意大利分舰队旗舰“意大利”号，宣告了古老的撞击战术“回光返照”、再度登上世界海军发展舞台。撞击战术在这次海战中的运用也极大地影响了舰船的设计，在接下来超过50年中，世界上几乎所有新建主战舰艇都装备有撞角--尽管这种带有冷兵器时代传统的撞角效果颇为可疑。最疯狂的是，居然产生了专门以撞击为目的的舰型号--撞击巡洋舰(中国称为“碰快船”)，其主要目标就是在混战中撞沉铁甲舰。

第一个吃螃蟹的又是那位满脑子奇思妙想的乔治·伦道尔。在挑战铁甲舰的热望驱动下，他认为可以建造一种小而便宜的军舰来代替昂贵的铁甲舰。这种军舰内部分成多个隔舱，配备2至6门中小口径火炮以及已经崭露头角的鱼雷武器，主要的武器是舰艏安装的撞角，可以对铁甲舰实施撞击。不久，阿姆斯特朗公司即按照这一设计思想为阿根廷、意大利和奥地利建造了第一批撞击巡洋舰，人们称之为伦道尔型巡洋舰。

1879年6月15日,远在伦敦的金登干给赫德发去一封电报，建议赫德向中国政府推荐伦道尔的撞击巡洋舰，因为“此种巡洋舰将被证明比现存各种巡洋舰优越”，它可以提供比炮艇更强大的战斗力并能够“威胁铁甲舰”。“如在别国政府之前被中国政府所采用,您将再一次在海军科学方面居于领先地位。”

赫德对这种巡洋舰十分关注，这是他第一次向中国推荐“比炮艇更大的军舰”，并且希望通过这笔买卖进一步加强对中国海军未来发展步伐的控制。因此他竭力向李鸿章夸赞这种军舰的四个卖点:火力、速度、撞角和鱼雷兵器。

第一批伦道尔型撞击巡洋舰的第二艘是智利订造的普拉特舰长号，1883年完工后被深感中国新舰威慑力的日本所购

刚刚接收了4艘炮艇的李鸿章还在犹豫中，他表示要听取在天津的一些法国海军军官的建议。这时就“适时”地传出了消息，沈葆祯想通过赫德抢先购买2艘这样的新式巡洋舰。李鸿章争权的警觉性立刻被调动起来，他马上对沈葆祯说，因资金匮乏，总理衙门决不会批准，而他自己则在12月9日向赫德发出了指令，以65万两白银的价格为北洋海军订购了2艘伦道尔型巡洋舰。李鸿章对军舰的要求是:应具备强大的火力，超过15节的快捷航速，坚实的撞角以及配备鱼雷武器(随船各携1艘鱼雷艇),其结实的结构使之可以“撞击铁甲舰而本身不受损伤”。

1879年12月18日，金登干在英国与阿姆斯特朗公司正式签订合同。2艘巡洋舰总价值16万英镑，分三次支付；合同签订后6个月支付1/3，此后6个月内付第二批1/3,竣工后支付1/3 余款，由东方汇理银行提供分期付款担保。1880年4月17日，首批1/3款项到帐，两艘巡洋舰的建造计划正式启动,临时代号分别为黄道十二宫中的“白羊座”和“金牛座”。12月27日，李鸿章将两艘军舰正式命名为“超勇”、“扬威”。

“超勇”级撞击巡洋舰属于早期的无防护巡洋舰，为了提高航速以加强机动性、提高撞击的成功率，虽然采用全金属结构(钢板厚度为3/4英寸),但不带任何装甲防护。舰体内水线下3.5英尺处有一层水平钢板，但是厚度只有3/8英寸，仅能为轮机舱和弹药舱提供一点象征性的防护。为了加强防护，伦道尔在舷侧和轮机舱、弹药舱的上方设置了大量煤舱，希望利用煤堆来提供额外的保护(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完全无效的)。

为加强抗沉性，舰内分成许多隔舱，避免受伤后短时间大量进水。动力方面安装了6座圆式锅炉，带动2组Howthom卧式往复蒸汽主机驱动2个螺旋桨,“超勇”的输出功率是2677马力,“扬威”的输出功率是2580马力,理论上可以达到16节的设计航速。燃煤储量为305吨,以8节经济航速航行时航程达5300海里。为了利用风力配备了两根桅杆，但选择的是张挂索具比较简单的纵帆，舰艏也不设置悬挂风帆的斜桅。

鉴于撞击战术属于危险性极高的抵近战术，而当时的鱼雷有效射程也很短，因此伦道尔型巡洋舰必须隐蔽地接近装有重炮的对手才能实现目标。鉴于以上原因，伦道尔在巡洋舰外形的设计上吸取了南北战争中专门用于突破联邦军封锁线的南方走私船的经验，外形极为简洁低矮。主炮用半开放式炮廓盖住，只保留炮口前方和两侧的开口，小口径火炮也很好地掩蔽在扁平的舰体内，平时用铁板将射击孔盖上，射击时才打开。除烟囱、桅杆、为数不多的通风管和后桅杆根部的驾驶台外，军舰的外观上没有什么任何突兀的东西，以尽量减小可视面积和容易引起注意的地方。这与现代隐身军舰为减少雷达反射面积采取的策略倒是不谋而合。

该舰在设计上一个很大的缺陷是干舷太低，这也与这种小型巡洋舰脱胎于伦道尔的海岸炮艇有关。尽管“超勇”级的设计中已经吸取了一些蚊炮船的经验，适航性有一定的提高，但隐蔽性、强大的攻击力和航行性能是不容易结合在一起的。低矮的干舷导致船体抗浪能力不强，沉重的主炮又影响了稳定性。水线下11英尺处安装的撞角更是增大了舰艏的兴波阻力，使航速和稳定性受到极大的影响。以至于在返回中国前，为了适应航行中可能遇到的复杂海情，不得不给军舰安装了一个修形舰道，将干舷临时加高到与前炮廊顶部平齐，以避免出现严重上浪埋艏的险况。

赫德对李鸿章兜售的第一个概念就是巡洋舰的“火力”。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攻击力,“超勇”级前后各安装了1门阿姆斯特朗MKI型10英寸前膛地阱炮作为主炮。主炮采用换门架式，炮廓里的火炮依靠蒸汽推动的液压机械，通过铺设在甲板上的轨道转移到不同的炮位，通过不同位置的炮门来射击。虽然操作起来过于费事，但是火炮却可以通过换门而向不同方向射击，增大了射界。炮廓的钢板厚度是3/8英寸，火炮在正前方可以获得44度的射角,在左右两侧分别获得70度的射角。和之前的炮艇一样。火炮射击后依靠液压缓冲降入舰体内进行装填，然后依靠压缩气体将炮身抬起恢复至射击位置。两舷侧各设置了2门4.7英寸副炮，还有2门诺登菲尔特4管机关炮和4门10管加特林机关炮。

“超勇”级的干舷本来就低，使得鱼雷发射管不可能安装在甲板上;而在选择了如此巨大的火炮以后，甚至连搭载鱼雷艇都成为不可能了。按照专业的鱼雷艇制造商桑尼克罗夫特船厂的说法，要建造这样一艘和巡洋舰航速相等(至少15节)、能搭载鱼雷发射管和至少一条备用雷的汽艇,长度上至少需要18英尺，而军舰上能提供的空间只有15英尺。更糟糕的是，中国方面给这样一条汽艇的预算只有1000英镑,而最便宜的报价是2257英镑!无计可施的伦道尔只有如实地报告金登干和赫德，希望他们能游说中国方面降低设计要求。

虽然赫德制造了若干借口，比如声称“鱼雷是一种非常精密而复杂的武器，中国人不见得会成功地使用它”,或者“胜任的教官也不容易找”，但李鸿章还是大为光火。因为当初购买这种军舰的主要目的即是为了获得鱼雷兵器与巨炮，如今倘若更改设计，则已去其半。但在俄国正在扬言纠集舰队进攻渤海湾的军事压力下，他也不得不同意了赫德提出的权宜之计--把鱼雷艇换成技术上已经比较成熟、重量也较轻的杆雷艇。最后每艘军舰各搭载了一条航速9节、安装杆雷的汽艇。这2艘杆雷艇在后来的文献中极少出现，成为了中国军舰史上为数不少的“失踪者”。有资料曾提及1882年大沽船坞曾在英国工程师葛兰德、安德森指导下，利用英国工厂的机器、材料组装了2艘鱼雷艇,命名为乾(据推断应为“幹”字)一、乾二，很可能就是“超勇”级搭载的2艘杆(幹)雷艇。

1881年夏天，2艘巡洋舰的工程已经趋于结束。7月14、15日，2艘中国军舰出海试航，分别跑出16.5节和16节的航速。而前往英国接受新军舰的中国海军官兵224人已经先期抵达英国。

8月3日下午2时,曾国藩的长子、中国驻英公使曾纪泽亲手为“超勇”、"扬威”升上龙旗，礼炮齐鸣，欢呼阵阵，场面盛大而庄重。9日下午，“超勇”、“扬威”离开纽卡斯尔，两天后抵达普利茅斯。8月17日清晨，“超勇”、“扬威”踏上归程。北洋海防督操丁汝昌和总教习葛雷森以“超勇”为旗舰,从海关借调的“飞虎”关舰管驾副章斯敦与前“镇南”炮艇管带邓世昌指挥“扬威”,沿北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西太平洋航线回国。

尽管开航前已经经过补给与专门改装，2艘巡洋舰在回国途中依然遭遇了不少险情。先是在地中海失散，“扬威”燃煤提前用完以至在海中漂流两昼夜之久。过苏伊士运河时,“超勇”又碰坏螺旋桨，经修理才得以继续航行。撇开其他不论，军舰的航海性能不佳应该是造成上述情形的重要原因。1881年10月15日下午，在经过61天的航行以后，舰队到达香港。

11月18日,“超勇”、“扬威”顺利抵达大沽，李鸿章亲自到港校阅。在狂风大雪中，军舰行驶平稳快捷，演放大炮威力巨大。李鸿章称两舰有“船小、炮大、行速”三大优点。检阅结束后，他批准由林泰曾任“超勇”管带，邓世昌任“扬威”管带。至此，2艘撞击巡洋舰正式成军。

中国采购的11艘伦道尔型炮艇，体形短粗，航速迟缓，操纵困难，并不适宜远航，严格地来说只是守护海岸的水炮台而已，对于英国这样舰种齐全的海军大国尚有守护海口、独当一面的意义。而中国在种种复杂原因的决定下花重金购买了这批军舰,本来是打算作为正常的军舰使用，实际却发现它们对增加国家的海上力量尤其是远海机动力量并无多大帮助。从日后的运用上看，它们终其一生都只是担当训练船一类的角色，正好说明了它们在中国海军中尴尬的地位。

继任“超勇”舰管带 黄建勋、福建人、中国海军第一届留英学生，后牺牲于黄海大战

至于伦道尔的另一力作撞击巡洋舰，仍然是“四两拨千斤”式的“奇兵”思想的产物。随着火炮性能的提高，军舰之间近距离撞击的机会变得微乎其微，使该型军舰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基础，而从防护性上看，无防护巡洋舰缺少有效的装甲保护，不可避免地带有生存能力不高的缺点。而“超勇”和“扬威”在设计时为了方便舰内人员行走和弹药搬运，在舰体中央设置了一条贯穿全舰的走道，日后在甲午年大东沟之战中大火正是顺着这条走道迅速蔓延全舰，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设计缺陷。至于该型军舰相对铁甲舰的航速优势，随着舰用发动机的不断发展很快就变得不明显了。加上小船装大炮的效果值得怀疑，赫德当初竭力推销的火力、速度、撞角、鱼雷四大概念已经全面失效。该型军舰火力、防护和航速上的缺陷决定了其作战能力不强的弱点,在一场海战中生存和战斗能力都值得怀疑。

伦道尔的炮艇和巡洋舰在当时都属于尖端的新型军舰，它们的到来使初创的中国海军第一次具备了与世界接轨的打击手段;它们在技术特征上的一致性也方便中国舰队的体系化和后勤建设。但因为它们带有过强的试验性质，火力强大却缺乏有效的防护 -这是与世界海军大型舰只的发展方向相违背的,“反潮流”的；航海性能较差、难以进行远海作战，决定了仅仅采购这样的舰艇只能建成“奇兵队”，而不可能帮助中国海军成为一支强大均衡的现代化舰队。由于财力的有限，对于它们的采购并没有持续下去。

有些事情我们知道在2艘巡洋舰到达中国之前，俄国海军入侵的危机已经先于1881年2月解除了。然而李鸿章等海防重臣却利用这次危机提醒了朝廷扩大海防建设的重要性，并从国外大量购买武器;许多地方督抚也大量贷款，从来复枪到鱼雷艇无所不买。于是，中国很快就成了外国军火商们牟取巨额利润的市场。在选择对象趋向多元的背景下，李鸿章的决策开始游刃有余，总税务司大人在军舰采购中的显赫地位开始变得岌岌可危了。糟糕的是赫德的自我感觉依旧良好。很快，他以一桩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伎俩正式结束了自己在中国军火采购中的垄断地位。

在订购了“超勇”、“扬威”以后。赫德开始向李鸿章继续兜售伦道尔新设计的“加大型撞击巡洋舰”和“改进型巡洋舰”(即早期的防护巡洋舰)。在他的构想中,中国应该建立两支舰队，每支舰队以1艘这样的巡洋舰为旗舰，每支舰队由一位中国官员协同一位外籍“海防司”来领导,这两位海防司就是两艘巡洋舰的舰长;他们都受一个叫做“海防总署”的独立机构领导。而他本人，中国海军装备获得的总经手人和中国海防现代化的总设计师，将出任这个新设的“总海防司”。从架构上看,这个海防署的格局类似赫德掌管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领导着各地的外籍税务司以及协同税务司的中国海关道台，同样也是“中国国土上的他乡客”。

李鸿章自办洋务以来，无论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还是对个人权势的维护，在行为上都始终坚持“权操诸我”，对于赫德如此集权的行为自然不可能听之任之。在实际操作中，他是有深厚的“铁甲舰情结”的人，对防护性欠佳的伦道尔型巡洋舰并不看好。“超勇”级巡洋舰订购过程中发生的工期延误、鱼雷艇变杆雷艇、船体制造商米切尔船厂技术失误、军舰操纵性差等事件，更使李逐渐对赫德丧失了信任。他不能坐视阿思本舰队事件重演。

北洋海防督操丁汝昌，日后的亚洲第一舰队提督

糟糕的是，赫德的同胞和同行们也开始拆他的台了。

赫德在英国的竞争对手撇开了他，直接求助于中国驻伦敦公使馆的英国秘书麦卡特尼。阿姆斯特朗公司也派遣自己的代表、退役海军少校布里奇福德来华，通过怡和洋行直接与中国方面进行交易。在欧洲的中国外交官也频频与军火厂商进行直接的接触。如此种种，使得赫德与金登干在中国军火贸易中的重要性急剧下降。就连赫德的部属们-其中就包括德籍的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也开始越过他，直接与地方督抚们发生关系，这无疑是李鸿章所欢迎的。因为他希望不受总理衙门的干预而单独实施自己的海军现代化计划。而由于各省的海关税务司来自不同的国家，要求他们事事请示总税务司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最终，在经过精心的策划以后，李鸿章通过他的得力幕僚薛福成上疏，对赫德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声讨:"赫德为人，阴鸷而专权，怙势而自尊,虽食厚禄、受高职，其意仍内西人而外中国...…”由是结束了赫德在中国海军军购中的主导地位。据说,讲究风度的总税务司大人对此表示了“遗憾”。

就在赫德无可奈何地“遗憾”之时，一个新的巨人正在寒冷的北海之滨冉冉升起,注定将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德国，这个结束分裂状况仅十年的国家，借助工业革命中的后发优势，正在成长为欧洲和世界工业强国。德国人在贸易战线上表现出的坚强毅力和胆略，使他们在中国获得了许多利益。1880年，中、德两国签订了关于贸易问题的补充协定，协定给予德国相当多的港口权利以及最惠国待遇。中德关于海军装备获得的接触，也逐步进入正轨。

总税务司大人哭了，因为对中国海军建设主导权的丧失;北洋大臣笑了，因为重新夺回领导权和发展前景的愉悦，英国国会中的议员们叫了，因为对欧洲大陆上新兴霸权的紧张。哭着的，笑着的，叫着的，构成了19世纪80年代的序曲。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