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报国的典型—永怀庞建国老师

文｜张斯纲

我最早认识庞老师是大学时参加“中国青年团结会”的活动，庞老师是指导老师。当年庞老师刚从美国学成归国不久，年轻长得又体面，是台大的明星教授。

那时两岸互动还不多，两岸学生之间的接触就更少了。“中国青年团结会”主要工作就是搭起两岸青年学子的交流平台，让台湾的同学与大陆同学有机会相互认识、交流。

“中国青年团结会”邀请大陆留学生来台参访时，我担任义工陪同环岛和到政府机关、学术单位拜会、座谈，庞老师就全程带领着大家。庞老师认真、单纯，而且对学生很亲切也很有耐心，当时大陆的同学私下都觉得，庞老师跟大陆老师的风格真的很不一样。

另一方面，大陆在海外的学生团体也会邀请“中国青年团结会”去欧美参访，我就曾经参加过一次到欧洲的参访团，同样是由庞老师带队。

90年代初期，台湾刚解严不久，不只大学生没什么机会到海外交流，就连从台湾直航欧洲的航班都很少，我们那时候就是到香港转机去法国。而且因为我是役男，要出国更是麻烦，还得由庞老师为我作保。

今天回想起来，“中国青年团结会”和庞老师当年真的走得蛮前面，开启了两岸青年交流的先河，让大陆留学生能认识台湾的现况，也让像我这样的台湾大学生，能透过和大陆同学的接触以及到海外参访的机会增广见闻。

这种工作一般大学教授是不太愿意去做的，因为要花费非常多的时间跟精神，而且过程中可能碰到的问题又多。更重要的是，做这些事对于个人的学术生涯并没有什么实质帮助。但庞老师愿意做，而且还非常投入。

我之后会去就读政大东亚所，或多或少也跟大学时参加了“中国青年团结会”的活动和庞老师的引领有关。

很多人或许不知道，今天台湾政坛一些台面上的政治人物，以及多位中国大陆研究领域的学者，当年也都曾跟随过庞老师参加“中国青年团结会”的活动，由此就能看出庞老师的远见和使命感。

我和庞老师的人生交集主要有三段，一段是“中国青年团结会”，一段是庞老师从政以及到海基会任职，再一段就是我就读文化大学国发所博士班学。

庞老师选举时我也担任过义工。即使投身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庞老师依然保有赤子之心，从不跟人拉帮结派，连选举都是规规矩矩拜票、拉票，不走虚华路线。

即使是在选情较辛苦的时候，庞老师也不会去喊什么“告急”之类的口号，或是有什么戏剧性的表现，就跟他的个性一样，是很实在的一个人。

2004年9月我考上文化大学国发所博士班，跟在所里任教的庞老师又有较多的互动。但课堂上庞老师依然很严谨，不会因为我跟他熟就放水。如果觉得报告格式不对、内容引述有问题，庞老师还是会把我找去，直接告诉我。

我在博士班修完两年的课，也通过了资格考和论文初审。庞老师是我的论文指导教授，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和庞老师见面，讨论每一章、每一节该怎么写。后来因为工作和家庭因素，2007年我就先办了休学。

之后在2008年的大选期间，因为我也参与辅选工作，跟庞老师见面的次数又增多了。每次只要碰到庞老师，庞老师就会盯我的论文进度，让我很不好意思。

而在马英九胜选后，庞老师出任海基会副秘书长，我也到了海基会工作。在海基会那段时间，我当时的感觉是庞老师非常乐于承担起这份重任，因为他就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认为这份工作可以做一些他想要做的事，因此他做得很带劲。但后来在发生所谓的“发言风波”，不久后，庞老师就回到文化大学国发所担任专任教授。

最终，我还是未能完成博士论文，但庞老师只告诉我，如果没有想要从事教职，反正书也读完、课也修完，那就当成是自我的进修吧。庞老师从来没有去想什么旁门左道的方法，让我能够取得学位。

我觉得，庞老师这一生就是书生报国的典型。对于他做出的最后决定，我很是震惊，这不像是庞老师，因为他并不是个悲观主义者。但这又有点像是庞老师，我想，庞老师心里应该是有着什么样苦，而他发现自己已无力改变，才会做出这最后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