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水师学堂：近代海军人才的摇篮

19 世纪 60 年代，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沉重打击后，中国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困境。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割地赔款、通商口岸的开放，让中国的主权不断丧失；国内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根基。在这样的背景下，洋务运动应运而生，其核心目标是 “自强”“求富” ，期望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来挽救摇摇欲坠的清朝统治。

在洋务运动中，海军建设成为重中之重。1875 年，清政府任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着手组建北洋水师。随着北洋水师的筹备推进，对专业海军人才的需求变得极为迫切。李鸿章深刻认识到，要建立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仅靠购买外国舰船远远不够，还需培养本土的海军人才。他在奏折中提到：“北洋前购蚊船所需管驾、大副、二副、管理轮机炮位人员，皆借才于闽省，往返调动需数月，且南北水土异宜，亦须就地作养人才，以备异日之用。” 因此，创办一所专业的海军学校成为当务之急。

1880 年 8 月 19 日（清光绪六年七月十四日），李鸿章奏请朝廷设立北洋水师学堂。这一奏请迅速得到批准，次年 8 月，学堂正式落成，选址在天津城东八里、大直沽东北的东机器局之旁 。之所以选择天津，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地理位置看，天津地处渤海湾，是拱卫京畿的重要门户，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这里不仅是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交通便利，便于与国内外进行联系，还靠近北洋水师的主要基地，方便学生进行实践学习。同时，天津在洋务运动中已经成为重要的工业基地，天津机器局的建立为学堂提供了良好的工业基础和技术支持，有利于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际生产相结合。

北洋水师学堂的学制最初为 5 年，1893 年改为 7 年 ，包括 4 年的课堂学习和 3 年的船课实习，这种学制安排在当时是较为科学和系统的，充分考虑了海军人才培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学堂学科主要设置驾驶和管轮两科，驾驶科侧重于培养学生的航海驾驶技能，包括航海理论、船舶操纵、天文导航等方面的知识；管轮科则着重培养轮机管理人才，涉及轮机原理、机械维修、动力系统操作等内容。

学堂的课程体系体现了中西结合的特点。英文是主科，因为当时西方海军在技术和理论上处于领先地位，掌握英文便于学生直接学习西方先进的海军知识和技术资料。开设的课程涵盖了广泛的领域，有地理、代数、几何、水学、热学、天文学、气候学等基础科学知识，这些课程为学生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使其能够理解和运用各种科学原理在海军实践中；绘图、测量及枪炮操演、鱼雷、机械仪器使用等专业课程，直接针对海军作战和舰艇操作的实际需求，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同时，学堂每周还安排两天学习中文经籍，目的是 “教之经俾明大义，课以文俾知论人，沦其灵明，即以培养其根本” ，在学习西方技术的同时，不忘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培养学生的民族认同感和家国情怀。

在教学方式上，学堂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堂教学中，教师通过讲解、演示等方式传授知识，学生们认真听讲、做笔记，积极参与课堂讨论。而实践教学则是学堂教育的重要环节，课程修满后，学生要上船实习，在实际的航海环境中运用所学知识，熟悉舰艇的操作和管理，提高应对各种实际问题的能力。例如，在船课实习中，学生们跟随舰艇出海，参与航海任务，学习如何在不同的海况下驾驶船舶、操作武器装备、进行海上通信等。这种实践教学方式，使学生能够更好地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技能，为日后成为合格的海军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北洋水师学堂在短短 20 年的办学时间里，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毕业生，他们在中国近代海军及社会发展的舞台上熠熠生辉，成为了中国近代海军的脊梁，为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这些杰出人才中，黎元洪无疑是极为耀眼的一位。1883 年，19 岁的黎元洪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 ，在这里他接受了系统的新式海军教育，严复、萨镇冰等名师的教诲，让他在航海、炮术、英语等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绩优异的他还受到李鸿章的赏识，被赐予六品顶戴。毕业后，黎元洪被分配到 “广甲” 号军舰担任三管轮，开启了他的海军生涯。1894 年，甲午战争爆发，黎元洪驾驶 “广甲” 舰英勇参战，尽管 “广甲” 号是一艘老旧的木质军舰，在面对日本现代化铁甲舰时处于劣势，但他依然凭借着娴熟的技术和顽强的斗志，参与了围攻日舰 “赤城”“西京丸” 等战斗，在海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甲午海战的惨败，让黎元洪深刻认识到清政府的腐朽和落后，也让他对海军生涯产生了新的思考。

甲午战争后，黎元洪离开了海军，转而投身于陆军。他加入张之洞的自强军，凭借在海军中积累的经验和出色的军事才能，迅速崭露头角，成为张之洞的得力助手 。在湖北新军的发展过程中，黎元洪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步步晋升为陆军和水师的总指挥。1911 年，武昌起义爆发，黎元洪被起义士兵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这一身份的转变，使他从一名军事将领走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成为了辛亥革命中的关键人物之一。此后，他在中华民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先后担任副总统、总统等职务，尽管他的政治生涯充满了波折，但他在推动中国政治制度变革和社会进步方面做出的努力不可忽视。

谢葆璋也是从北洋水师学堂走出的杰出人才。1881 年，年仅 17 岁的谢葆璋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水师学堂 ，成为该校第一届驾驶班学生。他只用 3 年时间就学完全部课程，毕业前夕，在与英国和俄国海军官员的会考中，展现出扎实的专业知识，得到了高度评价。毕业后，谢葆璋派登 “威远” 舰实习，实习期满后进入北洋舰队服役。他亲历了北洋海军接收 “致远”“靖远”“经远”“来远” 四艘主力巡洋舰的历史性时刻，并随 “来远” 舰加入北洋舰队。

1894 年，甲午战争爆发，谢葆璋作为 “来远” 舰枪炮官，在黄海大东沟海战中英勇作战。面对日本联合舰队的猛烈进攻，他沉着冷静，协助驾驶 “来远” 舰重创日舰 “赤城” 。在战斗中，“来远” 舰遭受重创，中弹 200 多颗，引起猛烈火灾，弹药舱爆炸，全舰陷入危急之中。关键时刻，谢葆璋临危受命，驾舰冲出重围，成功保住了军舰，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高超的军事技能。然而，威海卫保卫战中，“来远” 舰被鱼雷击中沉没，谢葆璋纵身跃入冰冷的海水中，凭借着顽强的求生欲望和过硬的本领，游上刘公岛，死里逃生。

甲午战败后，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谢葆璋心灰意冷，回到福州老家。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中国海军的希望，1902 年，在同乡萨镇冰的力邀下，他重返海军，并负责筹建烟台海军学堂。作为烟台海军学堂的首任校长，谢葆璋全身心地投入到海军教育事业中。他深知人才对于海军建设的重要性，因此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不仅注重传授航海、枪炮等专业知识，更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牺牲精神 。在他的领导下，烟台海军学堂发展迅速，成为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海军学校，为中国近代海军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包括抗战期间 80% 以上的中国海军舰艇长，为中国海军的复兴播撒下了希望的种子。

而张伯苓，这位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同样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1891 年，15 岁的张伯苓以优异成绩考入北洋水师学堂 ，在这里他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知识和技术，也受到了严复等思想家的影响，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1894 年，他从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然而，此时的中国海军在甲午战争中遭受重创，他亲眼目睹了威海卫短短两日内三易旗帜的屈辱场景，这让他深感痛心和愤慨。

甲午战争的惨败，让张伯苓认识到，仅靠军事力量无法挽救中国的命运，要改变中国的屈辱现状，必须从教育入手，培养一代新人。于是，他毅然弃武从文，回到天津，投身教育事业。他先是在严修的家馆任教，教授英文、算学、理化等课程，后与严修共同创办了南开中学，揭开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崭新的一页。此后，张伯苓致力于南开教育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先后创办了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等一系列学校，形成了著名的南开教育体系 。他以 “教育救国” 为己任，提出了 “公”“能” 教育理念，注重培养学生的品德修养和实际能力，为国家培养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大批杰出人才，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被誉为 “中国现代教育的创造者”。

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战火迅速蔓延至天津。7 月 9 日，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城，天津保卫战打响 。在这场惨烈的战争中，天津遭受了巨大的破坏，许多重要设施和建筑毁于战火，北洋水师学堂也未能幸免。八国联军的炮火无情地摧毁了学堂的校舍、教学设施和珍贵的图书资料，学堂被迫停办。

北洋水师学堂的毁灭，是中国近代海军发展史上的一次沉重打击，它不仅意味着中国失去了一所重要的海军人才培养基地，更象征着中国近代海军建设进程的严重受挫。自学堂成立以来，它为中国海军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这些人才在甲午海战等一系列海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展现了中国海军的顽强斗志和不屈精神。然而，随着学堂的被毁，海军人才的培养陷入了困境，中国海军的发展也因此陷入了停滞。

尽管北洋水师学堂最终消逝在了历史的硝烟中，但它在中国近代海军发展史上留下的深刻印记无法磨灭。它开创了中国近代海军教育的先河，为中国海军培养了第一批专业人才，这些人才不仅在军事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在政治、教育等其他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学堂引进的西方先进海军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为中国近代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促进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转型。

北洋水师学堂的兴衰，也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它让我们明白，海军建设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不仅需要先进的技术和装备，更需要高素质的人才和正确的战略指导。同时，国家的稳定和统一是海军发展的基础，只有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下，海军建设才能顺利进行。在当今时代，我们更应重视海洋权益，加强海军建设，培养高素质的海军人才，以维护国家的海洋安全和发展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