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同窗李苦禅，醉酒给主席写信：蒋介石不管我，所以找您来管

李英杰在最艰难的时候，每天只能靠稀饭填肚子，稀饭里还得撒点最便宜的虾皮碎屑。看到他这样，他的同学林一庐就给他起了个艺名，叫“苦禅”，从那之后，李英杰就改成了这个名字。

1899年，山东高唐的一个穷苦农家，李英杰呱呱坠地，父亲给他取了个响亮的名字，谁也想不到，这个连饱饭都吃不上的孩子，将来会因“苦”字闻名，被齐白石盛赞为“超过我”的画坛巨匠。

他的启蒙并非课堂，而是庙会的壁画、戏台的衣纹。他常捡炭渣在墙上涂鸦，用树枝在泥地里划线。买不起墨，就拿锅底灰兑水；没钱买纸，就在废旧竹片上练笔。手冻裂了，肚子饿扁了，他依旧画得入迷。

村里人看他有天分，东拼西凑送他去聊城读书。可穷孩子走进学堂，迎来的不是掌声，而是嘲笑：“干过农活的手，也配拿画笔？”冷眼讥讽，只让他更咬牙坚持。

1915年，他正在二中求学，却被父母突然叫回，原来是要成婚。对象是大他六岁的“肖美人”。新娘小脚裹得细，温顺持家；新郎却满脑子理想。一个关心柴米油盐，一个沉醉笔墨丹青，这桩婚姻从一开始就注定隔着千山万水。

1918年，李英杰揣着借来的四块大洋，孤身闯进北京。他白天在北大旁听，晚上蹬黄包车谋生。寒冬腊月，身上只有一件捡来的旧夹袄，冻得牙齿打颤。他常常盼着来个客人，好能跑几步取暖。可没规矩地空跑，是会被同行排挤的。

那时北大学画的学生上课前会分到一个馒头，本是用来粘画纸的。李英杰却常悄悄留着，饿急了便啃几口。于是他格外珍惜每一笔：多粘一点馒头，自己就少吃一点。饿与画，就这么缠在了一起。

1919年秋，北京一间昏暗的宿舍里，山东青年李英杰（后改名李苦禅）与湖南小伙毛润之共用一盏煤油灯。两人并未深交，却一同扫过院子、搬过面袋，在北大课堂外点头示意。李英杰多年后感叹：“只觉他眼神沉稳，没想到会成领袖。”

1922年冬夜，李英杰拉洋车遇上齐白石。老人下车打量他，突然问：“今天是不是上过我的课？你是我学生吧？”李英杰憨厚挠头，脸涨得通红。齐白石笑着拍他肩膀：“靠力气吃饭，不丢人！”

很快，徐悲鸿破例收他为弟子；齐白石更是免学费、常留他吃饭，还送他一方刻着“死不休”的印章“不画惊人之作，死也不休。”李英杰将这份激励化为行动。在西湖写生时，他曾趴在桥边观察游鱼，三天不挪窝，被船夫当成乞丐，用竹篙戳了几下。他却若无其事，只顾低头画。

同学们见他吃苦，戏称他是“苦行僧”，干脆叫他“苦禅”。他哈哈一笑：“苦中悟禅，画里才有真味。”从此“李苦禅”这个名字，成为他一生的符号。1937年，日伪政权成立后，日本人急于拉拢名流撑场子，把目光投向画坛新秀李苦禅，邀请他加入“新民会”，李苦禅当场冷声回绝：“我就是穷死饿死，也不会替日本人卖命！”

拉拢不成，汉奸们反过来造谣，说他吃日本人的工资。李苦禅愤而辞去教职，靠卖画为生，并暗中通过学生黄奇南联系上八路军情报负责人黄浩。他的家成了地下联络点，自己则以写生为掩护，速写记录日军面貌、车牌和行踪，源源不断送往情报组。

听闻前线伤员缺药，他又假称住院，从医院里悄悄为八路军筹药。很快，日本人察觉异常，将他逮捕入狱。酷刑面前，他宁死不屈，咬牙一句未吐，守住了同志们的秘密。这位画坛巨匠，用另一种方式写下了铁骨丹心。

1938年初，地下党需要护送一批同志前往延安，可偏偏经费严重不足，缺口高达2000元。要知道在当时一袋面粉不过四块钱，这笔钱足够一个普通人家衣食无忧好几年。组织一时犯了难，只得硬着头皮来找李苦禅帮忙。李苦禅二话没说，直接把自己刚办画展卖画所得的2000元拿了出来。

钱还没捂热，他就全数交给了同志们。有人劝他多留一点过日子，他摆摆手：“饿几顿不要紧，能帮上忙才值。”一年后的冬天李苦禅在天津再次举办画展。消息传出，许多作品还没正式展出就被抢先预订，一场下来收入颇丰。

可等画展结束，朋友发现他回家依旧是空手而归，原来所有的钱，他在第一时间就送给了“黄浩情报组”，一分未留。这些年来他到底为革命捐了多少？恐怕连他自己都算不清。有人好奇追问，他只是摆手笑笑：“那些钱不是给出去的，而是用在了该用的地方。”

1939年5月14日，李苦禅因为暗中帮助抗日的事被日本人查出来，当场被宪兵抓进了监狱，他一连被折磨了二十多天，皮鞭、烙铁、上刑具样样没少，可他就是咬死不说一个字，甚至还当面骂起了日本人。他讽刺审问他的日军少佐上村喜赖，说他们连写字都要偷中国的，还敢大言不惭地喊什么“大东亚共荣”，连自己祖宗是谁都说不清，面对酷刑他更是冷笑：“杀人无非就那么几招，狗咬、枪毙、活埋、砍头。我都不怕，你们尽管来！”

气得日本军官直跺脚，却拿他没办法，最后把他关进死牢吓唬。可李苦禅硬是没被吓住，日军折腾一圈，反而只能放人。朋友把他从牢里接出来时，看见他浑身满是烫伤和鞭痕，可他脸上挂着的，却是对鬼子的冷笑和轻蔑。

从鬼门关走了一遭，他并没有收手，反而更加谨慎地继续在北平办画展，暗中支持地下抗日。对儿子和学生，他常常告诫：“先得做人有骨气，画里才能有格调。”

1942年，苦难生活里迎来了一丝温暖。他经人介绍认识了后来成为妻子的李慧文。慧文是济南画家李省三的养女，家境普通，却知书达理、模样秀气，性子温柔。她刚从护士学校毕业，年仅24岁，不但没嫌弃比她大19岁的李苦禅，反而敬佩他的骨气，毅然嫁给了他。

婚后她一直支持丈夫，陪他经历了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抗战胜利后恢复教授职务的欣喜，他们一起分享过；被打压到只能看大门的落魄，她也没离开；下放干校劳改时，李苦禅累到多次晕倒，她也始终守在身边。无论顺境还是逆境，这段婚姻始终坚守不变。

1950年8月28日夜十点，大雅宝胡同的院门口忽然传来一句带着湖南腔的声音：“李先生，主席托我捎句话。”正伏案画画的李苦禅手一抖，毛笔差点掉进砚台。随着推门而入的，是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他含笑点头，屋里却在那一瞬安静得只剩墨香。

李苦禅愣在原地，心头立刻被三天前的醉酒夜拉扯回去。那晚他豪饮几杯，胸口憋闷，竟一口气写下丈余长信。信里最刺眼的一句是：“蒋介石不管我，所以找您来管。”第二天酒醒，他记得把信投进了邮筒，却全然忘了自己写过多少牢骚。如今秘书登门，说明那封信已经落在毛主席案头，他的心顿时提到嗓子眼。

新中国成立后，李苦禅带家人住进大雅宝胡同甲2号，却在中央美院遭冷遇。有人认定花鸟画“无用”，课时被砍得所剩无几。八口之家靠十二元薪水度日，连妻子的嫁妆风琴也被当掉，家里冷清到只剩旧画几轴。

向来倔强的他从不求人，但日子实在逼得紧。朋友凌子风劝他：“你和主席同住过，写封信试试。”李苦禅摇头：“三十年过去，人家哪还记得我？再说，告御状可没好下场。”可几杯黄酒下肚，他胸口那股火越烧越烈，一口气写下那封“丈二长卷”。

几日里，他白天仍替学生画茶碗草样，夜里却心神不宁：信若被误解，岂不是自取其祸？正当他忐忑不安时，田家英出现，带来了毛主席的批示：“此人情况如何，请徐悲鸿示知。”又嘱托：“写意传统不可丢，后人还要用。”那一刻，李苦禅几乎落泪。他连声自责：“我不该为私事惊动主席。”田家英却宽慰：“主席说了，有困难就提，这才是同志。”

不到二十天，中央美院重新任命他为正研究员，薪水涨到六十二元；妻子慧文调入医务室，每月四十元；花鸟写意被定为必修课，课堂里座无虚席。望着一双双年轻的眼睛，李苦禅心里的大石终于落地。

1972年，周恩来点名请李苦禅作画。73岁的他在人民大会堂一挥大笔，《盛夏图》《劲节图》横空而出，墨竹劲挺，正如他的骨气“任尔东西南北风”。1983年，临终前，李苦禅留下最后一句话：“这一生，苦得像黄连，可细细品，却有一丝甘甜。”他的画，豪放凌厉，最擅鹰隼。齐白石说：“他画的鹰，眼神带杀气，这是被命运打出来的。”

徐悲鸿直言：“他的画里，看得见血和泪。”有人问他：“遭这么多苦，你不恨吗？”他笑：“恨？那我早气死了！你看我画的荷花，从泥里钻出来，更干净。”李苦禅去世后，有人回忆说：“当年是我父亲黄浩亲手发展了李苦禅参加地下抗战。他是父亲在文艺界唯一发展的地工人员。”

她指着院子草地上一块风雨剥蚀的石匾，上面刻着“趣园·天涯怪客”六字：“这是父亲亲笔所书，当年镶在百花深处胡同的门楼上，专供地下同志接头辨认。后来胡同拆了，我把它搬到这里保存。”

2011年，《北京晚报》首次披露“百花深处”的秘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黄浩小组活跃于此，家人曾为八路军赶制急救包。2013年，《百年潮》又发表《李苦禅一段鲜为人知的革命经历》，揭开更多细节。

文章写道，李苦禅在黄骐良介绍下结识黄浩，并接受劝说加入情报组。他在阜成门内柳树井2号的小院，成了隐秘的联络站。交通员、奔赴前线的学生、外国友人，都曾在这里歇脚中转。

至于这些人的姓名与去向，他从不打听。李苦禅明白，地下工作最需要的就是守口如瓶。他用沉默守住秘密，用一座小院撑起一条暗线。画坛大师李苦禅，不止写意花鸟，也在民族危亡中留下了另一笔无声的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