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在大同钟楼边和记铺子买过京胡和笛子

光阴的故事里

尽是岁月变迁

在泛黄的老照片里

总有一段段美好回忆

老照片里记录着泛黄的故事

老照片里藏着每个人的秘密

老照片里收藏着老大同人的记忆

原工作单位：大同市轴承厂

我家过去住在古城黉门南23号，就是和阳门内街那一道子，现在都拆光了。出了巷口往北走就是大东街，往南是石人街。

过去住四合院最大的好处就是邻居们都很熟悉，谁家干啥都一清二楚。做饭的时候，一进院门就能闻着谁家在蒸馒头，白面的香味真好闻，那味道直往你脑子里钻。还有“叭嗒叭嗒”拉风箱的声音，不用问就知道是谁家了。要是蒸玉米面窝窝或打拿糕，肯定没有这香味扑鼻的氛围。

我们隔壁家两个女孩饭量小，同样是吃供应粮，但他家吃白面馒头的机会比我家多多了。我家四个愣头青（大同话“男孩”），连玉米面窝窝吃得慢了都没有了，馒头一个星期吃一回就挺好了。偶尔吃回面条，面条两面是薄薄的白面，中间夹着高粱面，饺子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有。我家兄弟姐妹六个，三男三女，我是老五。我上面是哥哥姐姐，生活还算好点，供应的白面、玉米面、小米还能倒换着吃，换换口味。

▲黉门南西巷2号 宫品仁摄影 2010年

我们另一个邻居毛家，也是五个愣头青，家里吃的时常接不住，做饭还要定量拿秤来称。供应粮75%是粗粮（玉米面），他家经常是玉米面发酵好，兑好了碱，拿大铁勺子挖一下往笼里一扣就是一个窝窝，蒸熟了定量一人一个，谁也不能多吃。供应的白面只够一个星期吃一次馒头，过年过节才能吃上饺子。

我们隔壁院子有个同学，家境比我们好。那时候夏天人们习惯端着碗在街上吃饭。那天，他端着碗，碗里还放着三四片猪头肉，手里举着个大馒头，站在大门外面慢条斯理地吃着。说不上是显摆，还是别的意思，反正是引逗得我们几个七八岁能吃能害的半大小子口水直流，馒头加猪头肉的香味直往鼻子里串。一边是你肚子饿的咕咕叫，一边是看着人家美美地细嚼慢咽，那个馋人劲儿、那个气人劲儿，过去几十年了我都忘不了。

我刚上学那年，我哥不知和谁借了一把二胡，下了班在家吱吱扭扭拉。他也是刚学，拉得肯定不咋地。可就这，我也听着喜欢得不得了。我哥歇着的时候我就央求“给我拉拉！”我哥说“借人家的，看闹坏了！”说啥都不让我动。等我哥上班走了，我一看二胡在墙上挂着，高兴得不行，可让我逮住了。偷悄悄拉了几回，但好景不长，没过几天，我哥把二胡还了人家。

▲ 黉门南西巷20号宫品仁摄影 2010年

我想拉二胡，就自己琢磨做一把二胡。找了个铁皮罐头，蒙上牛皮纸，找了竹竿当主杆，细铁丝当弦。弓是我们院里狐皮匠大爷帮着捼（ruó）的。又偷了我妈一大把棉线当弓弦。小孩子不懂乐器的原理，以为照猫画虎做出来就行，可想而知哪能拉出来音。

过年的时候，有压岁钱可挣，我们都盼着过年。我爹的徒弟来家给我们的压岁钱最高，有一块钱。剩下这个五毛那个二毛，一个年过下来能攒三块一毛钱。我妈还反复安顿我，“这个钱不能花，等到开学交学费。”那时候一个学期的学费是三块钱。我妈说是说了，可我压根就没听进去。我冒着挨打的风险，想拿这点钱去买一把二胡。

▲大西街钟楼北侧的商店

西街钟楼边上挨着人民照相馆有个和记铺子，专卖乐器。进去看了看，我手里的三块钱不够买二胡。左看右看相中一把京二胡，二块九毛六。又看见笛子，一毛钱买了一根。光有笛子没有膜是吹不了的，一包膜九分钱，我手里就剩四分钱了，不够。我和卖货的老汉磨了半天，老汉就是不卖。磨来磨去，老汉把一包笛膜拆散了，卖给我三条才算了事。乐器买回家，让我妈知道了，居然这么大的胆子敢瞎花钱，就把我按在炕上，笤帚疙瘩一顿打。不过挨打也值了，我妈看我真喜欢，也没让我去退货。

▲大西街钟楼百货商场

我抱着京二胡白天黑夜拉个没完，姐姐们讨厌极了说：“你赶快到一边拉去。”我从家里转战到二门合廊子拉，结果引来一帮小孩子看红火。有那猴害（大同话“调皮”）的还往我身上扔土坷垃，搅得我没法继续拉。我跑到东城墙上拉京二胡，那帮小孩子还跟在后面起哄。实在没办法我又跑到菜园子，不知道是他们找不着我了还是“害”过劲了，这下总算清闲了点。

到了六一儿童节，学校要搞活动。老师问我们谁能表演节目，我自告奋勇要演奏《我爱北京天安门》。其实那时候我纯粹是瞎拉呢，连定弦儿都不懂。快到表演节目的日子了，我鼓足勇气去找我们学校（城区九校）的音乐老师宋吉山。宋老师特别热心地教我定弦儿，还教我一些基本的指法，我算是第一次有人给指导。虽然六一儿童节我拉了《我爱北京天安门》这个曲子，后来想想拉得很稚嫩、生涩，但总算敢在同学们面前表演了。我信心百倍，拉京二胡拉得更起劲了，除了吃饭睡觉，手不离胡琴。我妈我姐都说我着魔了。

后来我觉着二胡拿着不方便，便拿起了那支一毛钱买的笛子。我哥看我挺有长进，有一天对我说：“我看你别一天天瞎练了，我给你找个师傅吧！”这样我就正式拜了张乃福为师。张老师从省艺校毕业，原是剧团的，后来他们剧团解散被分到我哥他们厂，正好和我哥一个车间。张老师教学十分认真，也非常正规，让我每周上两次课，还布置作业。当时张老师才二十来岁，我十岁。是张老师真正领我走上了音乐艺术的道路，这一领就是几十年。可以说，我的音乐成就离不开张老师的教诲。如今张老师已去世十多年了，还是会常常想起他，我一生都感激他。

过去大同人生孩子除了到医院生产外，好多都是在家接生。20世纪七八十年代，虽然在医院出生很普遍，但请稳娘婆（接生婆）到家接生的情况还很多。不过和以前不同的是，产妇已经多次到医院进行过检查，确保产妇、胎儿都很正常。我们住的黉门南一带的稳娘婆姓武，人们一般称呼她为“张大大”，因为张是她老公的姓，而“大大”是大同人对年长女性的尊称。在东关附近还有另一个稳娘婆，不过张大大更有名气。

▲ 黉门南 娶媳妇 2017年

1983年冬天，我媳妇就要临产了，先前在医院已做了全面检查，一切正常。我们街坊邻居就和我说：“接生就去找张大大吧，技术特别好。在家生，比在医院方便呢！”我就选择了张大大。我家黉门南街离张大大住的焦家巷不远，就隔着一条东街。张大大家大门口挂着一块不大的牌子，写着“接生员 武玉珍”几个大字，算是政府对她的认可。我进院找到她住的西书房，提前和她约好，算是挂了号。张大大接生不论白天黑夜随叫随到。她安顿我，媳妇如果有了动静，就赶快来叫她。

我记得那时已经快到年底了，早晨一起来我媳妇肚子就疼得厉害。我赶忙骑车往焦家巷张大大家赶，进了张大大家，心急，忙不迭催促“赶快走吧！赶快走吧！”张大大正在炕上坐着，她边下地穿衣服，边收拾好她接生用的器具——一个白布单子里包着一只搪瓷盆，剪刀、产钳、一个装针头针管的铝盒、听诊器和一些必须的药品、纱布等等，跟着我就出了门。临出门时还不忘安顿丈夫“经由”孩子们吃早饭，显得从容不迫。我骑车带着张大大只用了十来分钟就到了我家。张大大当时已经六十来岁了，个子不高，板宽板宽的，显得很富态，说话快言快语，做起事来特别利索干练，她一进门我立马就安心了许多。

我媳妇虽然是头胎，生产却非常顺利，没多长时间孩子就呱呱落地。张大大出来给我道喜，“生了个儿子。”知道母子平安，我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落了地。给张大大接产费多少钱我记不清了，应该也就一二十元，我因为生了儿子又给加了十块，算是红包。张大大一边给我开出生证，一边和我说：“你家是男孩，生日报的时候要‘缩’一天， 12月9号生的，要记成10号。”

往事如云烟，但那些美好的记忆留在我心底。

杨伟近照

陈雁秋

大同资深摄影人陈雁秋先生拍摄了很多大同古城老照片，作为老大同人，他为这座老城拍下很多珍贵的影像，为我们记录下老街古巷的点点滴滴。同时，他也正在收集整理老照片里大同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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