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与亚历山大大帝事迹在东方的流传

刘迎胜

波斯人志费尼曾撰《世界征服者传》，记西辽、元太祖成吉思汗、元太宗窝阔台和其后的元定宗贵由与元宪宗蒙哥朝史事。他在其书的开头有一节题为“成吉思汗制定的律令和他兴起后颁布的札撒”，其中在描述成吉思汗的军事才能时写道：

倘若那善于运筹帷幄、料敌如神的亚历山大活在成吉思汗时代，他会在使计用策方面当成吉思汗的学生，而且，在攻城略地的种种妙策中，他会发现，最好莫如盲目地跟着成吉思汗走。

这段文字将成吉思汗与亚历山大相比，称成吉思汗的军事谋略超过亚历山大。查志费尼原书，汉译本中的“亚历山大”原文作 （Iskandar），乃亚历山大（Alexander）名称的伊斯兰化形式。这一点下面再作解释。

1248年成吉思汗的继位人窝阔台之子贵由逝去，蒙古大汗缺位数年后，窝阔台幼弟拖雷子蒙哥即皇位，是为元宪宗。蒙哥的即位引起窝阔台家族的不满，宗王失烈门、脑忽等人谋图借参加即位典礼之机发动兵变，他们在赴会途中因车辕折断，所载兵器被宪宗蒙哥帐下的克薛杰发现，兵变阴谋败露。蒙哥得报后，派兵临视拘捕各王。波斯文《史集·蒙哥合罕纪》中有两段专记此后史事，题目各为《记蒙哥合罕到达成吉思汗的帐殿中，他十分仔细地审讯宗王们》与《记忙哥撒儿那颜审讯同宗王们一起谋叛的异密们》，曰：蒙哥合罕抵大帐升座，亲鞫诸王。涉事各王皆矢口否认，坚称不知谋叛之事。再提审失烈门之阿塔毕（atā beki，按，突厥语ata beg，即王傅），初亦称无，刑讯之下，阿塔毕供称谋叛系众臣所议，诸王皆不知情，语毕以剑自刎。以此为线索再分讯窝阔台家族诸臣，终得其实。为定罪处罚，蒙哥召集大臣聚议。各臣皆表己见，唯站在帐幕远处的回回大臣花剌子模人马合木·牙剌瓦赤（Maḥmūd Yalawāč）未发一语。蒙哥命其进言，牙剌瓦赤遂讲了一个故事：

当亦西刊达而（اسکندر, Iskandar）征服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时，他想去攻打忻都之地(هندوسبان，Hindūstān) 。其异密和达官贵人们脱离了顺从之道，每个人都要求独立自主。亦西刊达而[对他们]毫无办法，遂遣使到芦眉(روم，Rūm) 去亚里士多德（ارسطاطالیس，Arsṭāṭālīs）那里，[向他]摆明了异密们专横跋扈的情况，并询问他对此有何办法。亚里士多德和使臣一起进到一个花园中，吩咐把树根大而深的树挖掉，在它们所占据的地方种上一些弱小的树，而没有给使人答复。受命的使人回去见亦西刊达而道：“他一辞未答。”亦西刊达而问：“你在他处何所见？”答曰：“他到一花园中，将一些大树挖出来，于其处栽些小枝。” 亦西刊达而说：“他已回答，而你却不懂。”于是，他处死了一些专横的豪强异密，而置其子于其位。

牙剌瓦赤对元宪宗蒙哥所讲的故事里的اسکندر（Iskandar），《史集》汉译本音译为亦西刊达而，并注明系指“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多桑在撰写其《蒙古史》时，知其为亚历山大大帝，写为法文Alexandre，冯承钧汉译时径译为“阿荔散德”； 而周良霄在译注《史集》的蒙哥汗部分时，也据波义耳英译本第212页中的Alexander而译为“亚历山大”； 查后来出版的萨克斯顿《史集》英译本时，也是直接英译为Alexander。

牙剌瓦赤是借亚历山大东征时，听从其师亚里士多德的劝告，剪除不听命诸将的故事；建议元宪宗蒙哥对谋叛的宗王及其大臣严加处置。

无独有偶，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所藏明抄善本《回回药方》第三十卷“杂证门”中，亦同时提到了亦西刊达而国王与ارسطاطالیس（Arsṭāṭālīs）。不过ارسطاطالیس（Arsṭāṭālīs）的身份是亦西刊达而的医生，其文如下：

撒福非·阿剌思他黎西（即医人阿剌思他黎西造的末子方——笔者按，原文为小字）。此方是古医人阿剌思他黎西ارسطاطالیس(Arsṭāṭālīs）为亦西刊达而国王اسکندر（Iskandar）造者，故名。

这里不但写出了اسکندر（Iskandar）的阿拉伯文/波斯文字形，而且给出音译“亦西刊达而”是希腊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的名称Alexander的阿拉伯文/波斯文形式，所以“亦西刊达而国王”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也是笔者在重读《史集》上述有关牙剌瓦赤劝言宪宗蒙哥这一段记载中，改亚历山大的译名定为“亦西刊达而”的依据。

此医方用以命名的古医人“阿剌思他黎西” ارسطاطالیس（Arsṭāṭālīs）”，在《回回药方》同卷还出现过一次：

大西阿答里徒西ارسطاطالیس（Arsṭāṭālīs），此名是国王的名，因其时人所造者，故以其名名之。此药皆贵味，相传甚久，比札里奴西造者。

《回回药方》的研究者将此方与阿维森纳《医典》比较后指出：“此处方与《医典》卷五第三册343、344页的“大的梯牙答里徒斯”（Tīyādarīṭūs al-akbar）方子在用药种类和剂量数上是完全相同的。但《医典》的表述更为具体”， 极见功力。他录写的《医典》中的方名Tīyādarīṭūs al-akbar的后半部分akbar，为阿拉伯语“大”的比较级，意为“较大的”“最大的”，他意译为“大的”，惜未言明《回回药方》所写方名“大西阿答里徒西”与《医典》的Tīyādarīṭūs al-akbar方名之间读音或语意上有无关系。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这个医方的汉名在《回回药方》残本中还在目录部反复被抄录过，如《目录卷》上，卷30《杂症门》的目录部分，皆写作“大西阿答里徒西”。所幸其原名在卷30中附写于“大西阿答里徒西方”之下：ارسطاطالیس（Arsṭāṭālīs），即同卷“撒福非·阿剌思他黎西”方中提到的“阿剌思他黎西” ارسطاطالیس（Arsṭāṭālīs）”，可见两者是同一人，皆指亚里士多德。唯在“撒福非·阿剌思他黎西”方中称“阿剌思他黎西”是“西医人”，而这里则称“阿答里徒西”“是国王的名”。

笔者多年前在研究元明时人入华的回回医药学时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写道：

我们可以断定这个药方的名汉文译名在传抄过程必有讹误。这里的“大西”并非译名的一部分，是汉语，指西域以西。元代称阿拉伯马为“大西马”，《元典章》有“大西札发儿（Zafar）”， 即同样用法。而“大西”之后的“阿塔里徒西”似可订正为“阿笥徒里西”，即第二个字“答”为“笥”之讹误，而第三字“里”与第四字“徒”颠倒。校正后的“阿笥徒里西”即前述之“阿剌思他黎西”，为Arastāṭālis（亚里士多德）名字的音译。

此外，校正后的“大西阿笥徒里西”并非如《回回药方》所述的那样，“是国王的名”，而是王师的名。

人们会发现，亚历山大（Alexander）的名字，与其在伊斯兰文献中上述出现的“亦西刊达而”（Iskandar），有几分相似。那么“亚历山大”为什么会变成“亦西刊达而”呢？在阿拉伯文中，置于名词之前的定冠词为al-。阿拉伯人将Alexander理解为亚历山大大帝的专名，所以名词前当有定冠词，故而按阿拉伯文的语法思维，将其名解析为定冠词al+Exander，也就是把Eksander视为亚历山大的本名。而其词中由-x-演变来的组合辅音-ks-由于某种原因发生了互置（metathesis），其颚音-k-与咝音-s-的位置发生颠倒，变为-sk-，因为读为Eskandar，这就当就是“亚历山大”（Alexander）变为“亦西刊达而”（Iskandar）的大致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