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珊珊 郭昱岑：抗战时期大后方电影的日常景观——以西南联大师生在昆明的电影活动为中心的考察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促使华北、华中、华南的多所高等学校大规模内迁，推动了迁居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1]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便是其中最为著名、影响最为深远的高校。1937年11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高校迁至湖南长沙，组建长沙临时大学。由于战事的影响，学校随后于1938年2月西迁昆明，4月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直至1946年7月31日停止办学。[2]即使在战争时期，这群迁移至中国西南的知识分子们，仍把电影视为他们最为日常的娱乐活动。昆明电影业作为大后方电影的一个分支，也在与西南联大师生的互动中，主动或被动地实现了产业现代化的转型与升级，实质上推动了昆明电影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大后方电影的生态。在这里，读书人的抗日行动未必天天有，但其抗日热情并未减少。在与昆明电影界的互动事件中，他们以自己的学识、见解彰显了西南联大以民主、自由为先导的现代意识，也绘制了一幅交融抗战、娱乐活动，以及反专制、求民主的政治理念的大后方电影日常景象。以往学界论及昆明电影，往往将其视作一个孤立追随东部地区通商大埠、随着有声电影的西迁以及城市地位的提高而后发展起来的区域电影，[3]殊少将它置于战时大后方电影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以至于不但忽视了西南联大这所国内顶尖学府迁至昆明后对大后方文化生态，特别是电影业的影响，而且也悬置了对鲜活历史细节的考据。本文使用报刊史料，同时也借助西南联大师生的日记与回忆录等，围绕西南联大师生的电影活动及其与昆明电影业的现代化转型之间的关联展开讨论，从另一个此前研究较少关注的视角来审思战时的大后方电影。

一、西南联大的西迁与南屏电影院的兴建

抗战爆发前，位于中国西南角的昆明由于交通闭塞，电影事业并不发达。直至西南联大西迁至昆明的1938年，昆明也只有大中华逸乐影戏院和大众电影场两个电影放映场所：大中华逸乐影戏院专映明星影片公司、联华影业公司等上海电影公司的影片，偶尔也放映外片；大众电影场则专映外片，但“房子好像都是庙或家祠改造的”，与现代化的影院相差甚远。[4]同一时期的上海则拥有四十余家电影院，加上兼映电影的其他娱乐场所，共达五十五家。[5]即使战前西南联大大部分师生所在的北平，同时期也有九家电影院。[6]其时昆明的电影放映业之落后，由此可见一斑。初抵昆明的西南联大学生虽只有993人，[7]但正如学生们自己所言，“流亡学生都是要看电影的”。[8]学生从来就是包含电影在内的娱乐业的主力消费群体，即使刚到昆明时西南联大的学生也不例外，然而极为落后的昆明电影院，却难以满足他们。校友杨苡就曾称“昆明不够现代化”，原本热爱电影的她来到昆明后反而“看得少多了”。当她因为思念家乡而躲在被子里哭泣时，也会怀念以前在天津“一个星期还能看一次电影”的生活。[9]据一些学者研究，抗战时期，随着迁至大后方避难人口的增加，“一些高校、文化机关、艺术团体、报刊杂志社等也先后迁到昆明，加之躲避战乱而来的难民，人数不下三、四十万”。[10]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昆明的工业、文化、娱乐等各方面的需求激增。原有的两家影院已不能够满足迅速增长的观影需求，从而出现“供不应求”之势，[11]而其简陋、破旧的设施与环境，则使得这一局面更显捉襟见肘。一位十分关注电影业的教师，在《昆明影业鸟瞰》一文中称自己“到达了昆明，好比走进一片沙漠”，并提议“上海的影业公司在昆明合组一个联合办事处，把国片尽量介绍给内地的观众”。[12]西迁的西南联大师生对电影的渴求更是强烈，据说学生们还会把当时昆明电影院落后的情形“当笑话讲”。[13]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女实业家刘淑清看准了昆明电影事业的发展前景，[14]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的夫人顾映秋、国民党滇军高级将领卢汉的夫人龙泽清于1940年4月共同开办了南屏电影院。[15]可以说，以西南联大师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到来，是推动昆明电影业改善基础建设，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南屏电影院的条件之好，让很多西南联大的毕业生都印象深刻。历史学家何兆武多年后仍然记忆犹新：“当时有一家南屏电影院是新建的，设备很新，影片也都是最新的。”[16]诚如斯言，抗战时期以及整个民国时期，南屏电影院都可谓是昆明首屈一指的影院。其院址位于南屏街与宝善街之间，建筑面积16549平方米，使用面积14920平方米，[17]可容纳约一千一百位观众，整体建筑式样新颖，颇具摩登的气息。[18]此外，南屏电影院的放映设备在昆明也是一流的，装备“由香港进口的放映机及无孔天视线的银幕、亚尔西爱声机”，因此其放映的影片“特别清晰，声音洪亮”。[19]在选片上，南屏电影院以美国电影公司出品的首轮影片为主，也有新制的国片与苏联电影，是为“昆明的最新银宫”。[20]

西南联大师生平日里的休闲方式并不多，看电影无疑在其中占据重要位置：“除了玩桥牌之外，电影也是联大同学最普通的娱乐。”[21]在西南联大校友的回忆文章中，有关看电影的追述可谓俯拾皆是。何克济坦言其在课余时间就常看电影[22]；沈从文教授的娱乐活动“除了看看电影，就是写字”。[23]江雪在西南联大求学时也“迷恋电影”。[24]从种种回忆中，可以感受到当时西南联大师生对电影的钟情，以及电影在战时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此外，物美而又价廉，也成为西南联大的学生首选电影作为消遣方式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何兆武对此就回忆道，“在昆明的时候时常看看电影”，“大概看了总得有两百多场”，因为“不贵，一个月总可以看上两次”。[25]一位名叫走幸田的同学谈及西南联大学生热爱电影的原因时，分析得头头是道：

因为物价的高涨，音乐活动在这里，仅限于唱唱歌，或是到美领事馆及附近的学生服务处，文林堂听听唱片音乐；而运动方面，打打球还要考虑鞋子的“损耗”，其他就更不必道了。这是电影在联大同学中还能够赢得人心的道理。[26]

虽然在抗战时期昆明新增了数家影院，还有昆明大戏院、长城大戏院、大光明戏院、社会剧场等四家影院，[27]但在这些影院中，南屏电影院却是西南联大师生的首选。这种选择不仅在于南屏电影院的地理位置优越、环境舒适、设备先进，更是因为南屏电影院能将“联美”“派拉蒙”“环球”等美国八大影片公司的最新影片引入昆明，并且配有“译意准确，辞藻优美”的中文翻译置于“银幕两侧的字幕上”，[28]迎合了西南联大师生喜爱美国电影的观影偏好和学习英语的需求。正如张世英在回忆文章中所言，西南联大的学生“最感兴趣的娱乐之一就是周六晚上去南屏电影院看美国电影，好莱坞的影片和影星成为同学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29]航空系校友贺联奎于1995年绘制西南联大昆明校舍的分布图时，还专门将南屏电影院标注了出来。[30]我们从当时的地图（见下页图1）中可以发现，南屏电影院与西南联大的距离并不近——西南联大校舍位于图中最西北的角落，而南屏电影院在东南区位，中间相隔多个街区。两地间直线距离大约2.8千米，步行也要将近五十分钟。当时的大众电影场、长城大戏院、社会剧场和昆明大戏院均比南屏电影院要更加近便。陈省身也承认：“我们在西北角，南屏电影院是在市中心，也有段距离的。”[31]但距离并未阻挡学生们前往南屏电影院的脚步。师生们还是选择“常到南屏电影院看电影”。[32]在西南联大时期经济窘困的汪曾祺每当想看电影，多找熟悉的茶馆老板借钱，而后“直奔南屏电影院”。[33]许渊冲恋爱后，与女友林同端的第一次约会也选在南屏电影院，一同观看《泰山之子》。[34]不仅学生常去南屏，在吴宓、郑天挺、梅贻琦等教授的日记中，同样留有他们前往南屏电影院观赏外国电影的记载。吴宓是这类教师群体的一个典型代表。可以说，南屏电影院在当时成为吴宓构建人际关系的主要场域，如为了追求喜爱电影的张尔琼，吴宓曾邀请她与多人一同观看《绝代艳后》《英后烈史》《小人国》《翠堤春晓》《浪漫夫人》等影片，而且均选在南屏电影院的楼上座位。[35]事实上，南屏电影院在抗战时期成为西南联大师生甚为依赖的“休闲乐园”，[36]承载了西南联大师生一个时代的记忆。

图1.《民国三十五年昆明市街道详图》来源：朱萌编《民国三十五年昆明市街道详图》，中国地图出版社2012年版

二、西南联大师生与昆明电影译制方式的改良

如前所述，抗战初期，昆明的电影院还十分简陋，以放映国产片为主，也兼映一些外片。片时，由操着本地口音的解说员站在座位中间用云南话进行同步解说。[37]在这些电影解说员口中，每部好莱坞电影的男主角都叫约翰，女主角都叫玛丽，昆明人却“没看出什么不对来”。[38]这也是中国电影史上一件极为有趣的轶事。众所周知，电影在诞生之初就产生了解说员的职位。随着字幕技术及有声电影的出现及普及，解说员这一行当在欧美国家很快便销声匿迹。相较而言，东亚地区的电影解说员“存留时间最长且影响最大”，日本的“辩士”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但其基本上也随默片时代的结束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39]对于中国而言，“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电影讲解员事业并不算很发达”，[40]就连福建的电影解说员，也在进入有声电影时代后“由解说商业电影转入对教育电影的解说”。[41]然而，电影解说员这一行当却在昆明一直延续至20世纪30年代末期。同时期，上海各大影院已引入国外先进的语言翻译装置“译意风”，并聘请“外语熟练、国语流利、声音悦耳的高学历女性”——即“译意风小姐”——进行翻译及解说，让观众获得更好的观影体验。[42]多端比较，足见昆明电影业的现代化进程之滞缓。

方言电影解说员可以帮助本地观众理解影片，但对于外地人而言，着实影响观影体验。即便是最动人的悲剧情节，观众听了云南腔的翻译后，也要忍不住大笑。[43]初至昆明的西南联大师生对此深有感触。在杨苡的回忆中，这种体验更是格外鲜活：

过去影剧院前面都有个包厢似的地方，像个小阳台，也像教堂里的布道台。“大逸乐”这边，要放好莱坞片了，从小包厢那儿就走出个人来，拿把折扇，端杯茶，像说书人似的。他跟着剧情翻译，不光译对白，还介绍剧情。好莱坞好多电影都是言情片，少不了“我爱你”“我也爱你”的，他就一句一句跟着译，一口云南腔，银幕上男女kiss，他还要加一句“他们接吻了”。那时大都是默片，他就要不住地跟着说：他们到院子里去了；她哭了；他生气了……云南腔说出来，让人直想笑，我们女生多半强忍着，不笑出声来，因为受的教育，要讲礼貌，男生不管这些，不仅大笑，而且还要起哄，拖着腔夸张地模仿云南话，几条嗓子一起嚷：“我爱你！”“我爱死你喽！”看的人哪还hold得住，哄堂大笑，悲剧都给弄成喜剧了。[44]

这段文字展现了彼时彼地由电影解说员主导的放映活动的两个特征。第一，昆明的电影解说员不仅翻译人物对白，还以旁白的形式讲述剧情，无疑承担着一定的叙述功能。日本的辩士文化曾塑造出形形色色的辩士风格，[45]但昆明电影解说员的这些陈述性解说显得简单直白，缺乏文艺性。第二，电影解说员并非总能“阻断观众内心话语的自主形成，控制观众内心话语”。[46]相反，杨苡的回忆证明了观众绝非被动的倾听者，反而会与解说员互动。这种互动真实存在于西南联大师生的观影活动中，重塑着电影院的观影氛围。汪曾祺在散文《昆明的吃食》中也讲述了一件因二者互动而造成的趣事可作为补充：

有一次在大众电影院，影片中有一个情节，是约翰请玛丽去“开餐”，“演讲”的人说：“玛丽呀，你要哪样？”楼下观众中有一个西南联大的同学大声答了一句：“两碗闷鸡米线！”这本来是开开玩笑，不料“演讲”人立即把电影停住，把全场的灯都打开了，厉声问：“是哪个说的？哪个说的！”差一点打了一次群架。[47]

这起闹剧，正是反映了昆明电影院在放映外片时落后的翻译方式，以及观众介入解说时对观影的潜在影响及再造的可能性。不过，这种本土解说方式也并非一无是处，很多西南联大师生还从中获益匪浅。在西南联大刚迁至昆明的初期，语言便成为大多数外地学生适应本地社会的一大障碍。对于想要学习云南话的学生而言，电影解说员便是一个极佳的“老师”。西南联大校友谢冠群就称自己在观看《罗密欧与朱丽叶》时学习云南话。[48]不少西南联大学生借观影活动学会了云南话，从而更快地融入了昆明当地的生活。[49]

即使是有“昆明的最新银官”之称的南屏电影院，在开业初期的外片翻译水平仍然较为落后。据作家张曼菱多年走访联大校友编撰而成的《西南联大行思录》记载，南屏电影院“因译得不好”，“常常在放映中遭到联大学生的嘘声，有时弄得几乎放不下去”。刘淑清“知道城里现在有了这么一群文化高的师生”后，“不惊不怒，顺势而上”，立马邀请翻译家担任影院的外片翻译。[50]不过，这一叙述与杨苡的回忆稍有冲突。在杨苡的回忆中，刘淑清开设南屏电影院前就已知晓昆明影院放映外片时那引人发笑的翻译水平，所以她创建南屏电影院后“不搞那种好笑的现场翻译，改成字幕”。[51]虽然在时间上，两人的记载略有抵牾，但毋庸置疑的是，两段回忆都反映出这群学识丰富、朝气蓬勃的西南联大学生对低水平翻译潜在的抵制及对现代文明的诉求。

值得一提的是，在南屏电影院改进外片译制方式的背后，不仅有一时一地的商业上的考量，亦映照出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民国时期，知识群体与一些政治家普遍认为不同地域的民众间的方言隔阂不利于国家的团结与统一，因此，“推行国语被认为是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52]基于此种认识，旨在实现“国语统一”的国语运动在当时蓬勃兴起。[53]在此思潮统摄下，西迁至昆明的西南联大学生或许也隐隐认可影院中使用何种语言，关乎国族之统一、民智之开化，故兹事体大，不可等闲视之。从此角度来理解昆明电影院邀请专业的翻译家，以精进外片翻译之举，则不失为中国现代语言建设进程中的一环，同样彰显了中国朝向现代化转型的努力。

西南联大学生间盛传，南屏电影院邀请的这位翻译家不是别人，正是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吴宓教授。何兆武曾回忆：“据说当时担任电影片译名工作的是吴宓老师，不知确否，不过从某些片名来看，如《卿何薄命》、《魂断离恨天》（两辞皆出自《红楼梦》）之类，很像是吴先生的风格。”[54]张世英也深信《长相思》《翠堤春晓》《蝴蝶梦》等当时放映的大多数外片的译名均出自吴宓之手，他“从联大毕业以后，还经常在人前称道吴先生的这些影片译名”。[55]就连南屏电影院老板刘淑清的长女刘自强也坚称《翠堤春晓》《魂断蓝桥》《出水芙蓉》等片，都是刘淑清专门聘请吴宓教授翻译而来。[56]

然而，这一说法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撑。吴宓的私人日记也未显示其与南屏电影院有过此类交往。吴宓在推辞大光明戏院英文秘书一职的邀请时，甚至以为南屏电影院的英文秘书“夙由闻一多任之”。[57]后来，《大公报》误报他已接受大光明戏院的邀请，为他增添了许多烦恼。[58]由此或可证明，南屏电影院的翻译之职也许并非由吴宓担任。或许是《大公报》的谣言越传越广，才导致连刘淑清的女儿有底气号称大后方的外片翻译者为大名鼎鼎的吴宓，并把南屏电影院喻为“战时中国译制好莱坞影片的领军前沿”。[59]

实际上，战时好莱坞电影的译名仍主要由上海影人拟定。如电影《魂断蓝桥》本被直译为《滑铁卢桥》，多次撰写电影说明书的孟蕴和等人在观看该片的试映后，认为原名“力量不够伟大”，易被观众误以为是战争片，为了准确地表达这个悲哀凄艳的爱情故事，将电影改名为《魂断蓝桥》。[60]该片于1941年初在南屏电影院上映，迟于上海1940年11月的公映日期数月有余，显见其中文片名不可能出自昆明的译者。事实上，《魂断蓝桥》并非个案。尽管当时战争将中国的电影版图划分为四大格局，[61]但与战前大同小异的是，如《蝴蝶梦》《魂归离恨天》等大多数好莱坞电影，仍由上海率先翻译并上映，而后才引进至沪外地区，只不过这个真相在当时被误传的流言所屏蔽，并不广为人知。但无风不起浪，在这流言的背后所蕴含着的是时人对这批外来的知识分子的信赖与敬仰。

事实上，彼时昆明的电影院确实配有英文秘书，其主要职责乃是翻译影片的中文字幕以及撰写电影说明书，不涉及片名翻译。南屏电影院的该职位由曾译《大地》《世界文学史》的翻译家由稚吾担任。[62]“他翻译影片思路敏捷，译意恰到好处，不失原意，有时还带点幽默。”[63]正是由于翻译的精细，观众得以更全情地投入电影，观影气氛也就安静了许多，南屏电影院后来生意日益兴隆，与此不无关系。[64]可见，通过提供了新的观影需求，以及精细的翻译技巧，这群国内顶尖大学师生的到来，使得昆明的电影院从本土化的现场解说改进为将相关文字登载于银幕一侧以及电影说明书上这一更加专业化的呈现方式，其整体的放映模式由此大为改观，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

三、“五四周”的电影赠票事件：意识形态的角逐

抗战时期，电影院不仅仅是娱乐场所，还承担着一定的社会功能。当时，国民政府主要通过在电影映前播放国歌与领袖照片以激发民族情感，将观众动员、统一起来，仪式性特点尤其突显。据何兆武回忆，抗战时期昆明的电影院“每次演电影前先放一段国歌”，后“大家起立，屏幕上依次放映国父孙中山、国家主席林森和蒋介石委员长的像，接下来才是看电影”。[65]这段讲述，无疑揭示出社会政治权力对影院空间的渗透和控制。除了放映时的政治宣传，电影活动有时更会成为政府压制学生思想的工具。最为典型的事件要数1945年西南联大开展五四运动纪念活动时，由中共与左翼学生主导的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以下简称学生会）与代表国民政府的西南联大三民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三青团）围绕免费电影放映活动所发生的冲突。

自1919年以后，以中共成员为主的知识分子便对五四运动进行了多种形式的纪念。[66]1929年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将每年的5月4日定为“学生运动纪念日”。[67]该日虽然没有假期，但允许相关团体开展纪念大会，给予了知识分子群体纪念五四运动的合法权利。1939年，国共两党还曾共同将5月4日定为“青年节”，但由于国民党的政治导向，三青团于1943年将“青年节”纪念日由5月4日改为3月29日。次年，蒋介石默允文艺界将5月4日定为“文艺节”，以节日的变更来调控青年学子对五四运动的纪念。[68]尽管如此，国统区的大学生仍然视5月4日为纪念节日，并举办盛大活动，以表达因“青年节”日期的变更而产生的对国民政府的不满情绪。

1945年，西南联大师生为纪念五四运动，自当年4月30日起举办“五四周”活动。[69]三青团为破坏西南联大学生纪念五四运动的游行计划，联系了南屏电影院、昆明大戏院、大光明戏院三家影院，提供赠票2800张，拟在5月3日、4日两天为西南联大师生免费映演电影三场。[70]如前所言，这三所电影院正是昆明当时最为先进、舒适的现代化影院。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中，该赠票事件，西南联大人视为是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干扰破坏纪念活动”的方式。[71]听命于政府的三青团，试图通过西南联大师生喜爱的电影活动，将“五四”精神的纪念活动娱乐化，转移学生的注意力，使之顺应“文艺节”的名号。

不过，此举并未达到国民党的预期，反而“激起了同学们的愤怒”。[72]学生会指责该事“系青年团破坏学生会纪念会之诡计”，[73]所谓的免费放映活动其实是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利用公款预先购买了影票，[74]可以说，“为了压迫一个联大，当局费的脑筋也不算少了”，“从新闻界到电影界，都动员或是被动员了”。[75]吴晗是此次“五四周”纪念活动的主要领导者，他将赠票行为与独裁者墨索里尼的做派加以类比：“西方的墨索里尼临死说：‘你们不要枪毙我，我会给你们一个王国；’东方的一些人说：‘你们不要开会，我会给你们一张电影票。’”[76]其中的嘲讽之意不言而喻，但亦再度映射出电影在西南联大师生生活中的分量。

1945年5月3日早晨，虽然确有好些学生排着队在训导处领取电影票，但在由学生会撰写的旨在揭穿三青团阴谋的文告张贴于公告栏里之后，队伍也就断掉了。有些已经领到电影票的学生将其撕碎贴在墙上，有些学生将赠票地点设于西南联大新校舍大门处，[77]打算将票转赠给士兵、穷人。[78]学生们以转赠的方式不仅避免了为此次映演活动支出的公款浪费，同时也坚守了立场，鲜明地表达出拒绝将“五四周”纪念活动娱乐化的态度。

虽然进步学生们怒不可遏，但此事件的当事人——西南联大总务长郑天挺却对此另有说法。据他所说，此次赠票活动早已经过西南联大校方首肯。[79]南屏电影院实则并不清楚学校内部团体之间的分歧，以为三青团代表的是整个西南联大，才同意了此次活动。这就致使学生会怀疑三青团与电影院二者有所勾结。另一方面，郑天挺称三场电影放映分别在5月3日晚上10时30分，5月4日中午12时、晚上11时开始，如此场次安排，并未影响学生的游行活动。[80]因此，在5月4日早上，当学生们担心三青团可能到影院扰乱秩序、特向学校请求发布凭徽章入场的布告时，作为总务长的郑天挺“意徒滋误会，未之允”，[81]为的是尽力缓和校园内因巨大的政见分歧而带来的冲突。

然而，郑天挺给出的理由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例如，三青团明明已提前五六日申请电影活动，却偏偏申请到的是“五四节”几日的放映活动，也不由得让人怀疑其背后真实意图。西南联大学生会的不满与反抗，实际上也无关免费电影放映活动的具体场次安排，而是意在从根本上反对三青团及其代表的国民党染指“五四周”的政治意图。学生会在得知免费电影放映活动后便在校内刊登启事：“国难严重，同学等不敢以娱乐来纪念这伟大的节日。”[82]这则启事明确传递出西南联大师生们拒绝盲目娱乐的立场，折射出他们对张扬民主、科学与自由意识的“五四”精神的追求，以及其背后赤诚的爱国主义情怀。

最终，西南联大师生圆满地完成了纪念活动。1945年5月3日晚，在西南联大东会堂举办了“青年运动座谈会”，除西南联大师生外，还有工人、士兵、中学生、商人等各个群体，共计四千余人。[83]与预先拟定的节目单顺序一致，该座谈会探讨了五四运动的意义、价值，青年运动的方式与检讨，而后随着气氛的高昂以及某位工人揭示工会黑暗的报告，大家更是发出“我们行动啊”“团结、组织”等呼吁。[84]翌日下午，在“五四纪念会”上，首先是闻一多、潘光旦、吴晗等教授呼吁民主的演讲，激起了大家的热情回应；继之，据朱自清的叙述：“学生们举行了一次秩序井然的游行示威。”[85]在游行开始，整个队伍约六七千人，游行途中大家高呼“组织联合政府”“爱国青年走进来吧”“取消审查制度”等口号，还高声演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越来越多的公务员、工人随之加入进来，游行队伍壮大至一万二千人。[86]

正是由于看到了电影在西南联大师生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国民政府才将其视为争夺“文艺节”合法性、压制“五四周”活动的一个工具，昆明的电影院也因此在国民政府与进步学生关于“青年节”的历史斗争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当时，全国战事未平，政治局势更是令人窒息，当局又镇压爱国学生运动。在如此政治形势下，这场在昆明举办的“五四周”纪念活动不但体现了青年学生们的勇气和魄力，更充分彰显了西南联大民主、团结精神，“使联大的民主运动达到高峰”，[87]尤显可贵。与此同时，该事件也成了西南联大历史书写中不得不提的一个重要篇章。昆明的电影放映活动及其背后所承载的西南联大师生与电影的不解之缘，无疑是这起事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历史底色。

结语

以往我们在书写抗战时期的“大后方电影”时，不免偏重于“抗战”这一单向化的主题，所涉地域也多局限于作为陪都的重庆，而对其他地区缺少足够的关注。事实上，通过对西南联大在昆明的电影活动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在振臂高呼、声嘶力竭的抗战呼喊之外，一批来自东部大都市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日常文娱生活之中，以不尽相同的方式，不动声色地改变着这个边陲之地电影业的面貌，使其转换落后的思维方式并逐步趋向现代化，从而缩短了与东部沿海通商大埠的差距。此外，西南联大师生坚定地高举“五四”大旗，同时明确反对将“五四”纪念日娱乐化，有效抵制了三青团试图利用西南联大师生对电影的喜爱来转移其爱国热情的企图，以此让民主、科学与自由的理念深植于“大后方”。在此过程中，电影无疑起到了一个媒介的作用，昆明的电影院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场域。西南联大师生与电影相关的诸多行迹，或许看似并未直接有功于抗日御敌，却不失为一种在硝烟之外不无积极意义的文化建设。与其相关之种种，理应成为我们今后言说战时的“大后方电影”时不可忽略的视角。

按，作者丁珊珊，女，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影视史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江苏省高校美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电影史。

郭昱岑，南京大学艺术学院2023级博士研究生。原文载《当代电影》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