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黄淑珍拿3斤黄金兑换，牵出19年前失窃案，下场如何

黄金是否能够为人带来幸福呢？多数人会给予肯定的回应。这种散发着明亮光泽，从古到今，不管国内国外都被视作最为可靠的硬通货币的金属，始终被看作是财富的代表。

无数人为了从沙砾里筛选出仅有的些许金砂，不辞昼夜地辛苦劳作，甚至赔上了性命。如此一来，当两块重达八百两的大金砖近在眼前时，想要让人克制住占有的念头，实在是不太容易。不过，坐拥如此多的黄金，真的能给拥有者带来幸福吗？

在1961年，处于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大东路138号、代号为六一五的沈阳造币厂，从国家手中接到了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把从民间收购来的黄金白银开展提纯冶炼工作，把这些提纯后的金银当作国际贸易里的硬通货，用于购买粮食。

在国内遭遇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形下，这项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且关键。作为沈阳的重要国有企业，造币厂的工人们均经过严格筛选，政治素养极为出色。

所以工厂着重对外部人员进行严格防范，在工厂四周筑起了高大的围墙，针对外来人员进入工厂也制定了极为严格的规则。

然而在工厂里头，从民间征集来的金银饰品随意地堆在地面，加工好的金银锭如同普通货品，装进箱子后就摆在临时搭建的库房里。

如此一来，虽然外面的人完全不清楚造币厂内部的情况，但对于厂里的员工而言，不存在任何保密措施。

当面对那些轻而易举就能触及的海量金银时，即便阶级觉悟再高的人，也难免会暴露出破绽。这个破绽便是当时厂里生产科的科长关庆昌，他的妻子黄淑珍在电解车间上班。

黄淑珍凭借职务上的便利，曾多次把电解槽内的废弃黄金粒子悄悄藏于内衣，而后带回家中。

车间的工友们尽管没察觉她的违法行径，但对她爱财如命、小气抠门的性格了如指掌，形容她吃了冰棍，连剩下的棍儿都要带回去。

这对夫妇彼此投合，谋划厂里的事情时很快就达成了共识。身为文盲的黄淑珍，也不敢违背有文化且担任领导的丈夫的意思。

两人夜里在家中朝思暮想，最终制定好了盗窃黄金的犯罪方案。关庆昌依据厂里的资料，试图探寻黄金生产的进程以及存放的准确地点，然而一无所获。

在这个节骨眼上，黄淑珍登场了。她主动和包装组的女员工们拉家常，不动声色地对包装车间里的各类产品进行探查。不出所料，她没多久就发现了那个存放着代号为“100号”黄金块的临时仓库。

3月17日星期五，黄淑珍获取了这一关键情报，次日便是星期六，届时工厂的工人们将迎来忙碌工作后的休息日。

关庆昌实施盗窃面临的阻碍大幅降低，只要能顺利完成盗窃，工厂要到3月20日星期一，也就是两天之后才会察觉异样，在这之前，关庆昌有充裕的时间处理案发现场。

3月18日傍晚时分，当工人们都下班返家后，金银产品包装组组长郭家惠专门前往100号产品存放处进行再次巡查。

十几个用铅封牢牢封好的箱子中，加工完毕的黄金锭正等待着下周装运。唯有最后一个箱子尚未施加铅封，里面仅有4块去年加工好的存货，该箱子仅用铁丝捆绑着。

完成产品数量清点后，郭家惠觉得一切无误，便关掉灯、锁上门，趁着天色尚早，给自己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这个时候，关庆昌待在家里，取上事先备好的手套、羊角锤和绳子，于6点整离开了家门。

关庆昌并未径直前往100号临时仓库，而是把工具锁进自己办公室，接着前往工厂浴池。此时，下班的工人们也都在那里舒舒服服地洗着免费热水澡，众人都看到了关庆昌。

当工人们还泡在水池里舒缓身体时，关庆昌简单冲了冲，迅速穿上衣服返回办公室，拿上工具悄悄朝着目标地点走去。

凭借妻子提供的确切消息，关庆昌轻轻松松就寻到了最后那个用铁丝捆绑着的箱子，弄断铁丝、打开箱子后，他拼尽全力取出两块总计八百两的金块，用绳索绑好，挂在了脖子上。

关庆昌胸口被沉重的金块压着，只能用双手托着来减轻压力。好在那时天空正下着雨，宽大的雨衣成了关庆昌绝佳的掩护，走在路上，没人能看出雨衣下面藏着的秘密。

关庆昌被金块和绳子勒得呼吸急促，然而他不敢进办公室歇息，径直走出厂门回到家中，此时黄淑珍早已备好竹筐，等着迎接“收获颇丰”归来的丈夫。

在短短20分钟内，自浴室至家中这段时间里，两块黄金悄无声息地从戒备森严的造币厂转移至关庆昌的家中。

关庆昌没来得及歇口气，就前往家附近的歌舞厅，又在熟人们面前“亮相”了一番。

花了二十分钟洗了个澡，接着出门前往歌舞厅舒缓身心，在时间安排方面可以说是天衣无缝。正是凭借如此精细的谋划，关庆昌给后续调查的公安干警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周一，也就是3月20日这一天，郭家惠回到岗位开始工作。他正专注于手头事务时，突然看到助手高兴贵风风火火地冲进办公室，带着颤抖的声音向他汇报：100号被偷了！

郭家惠还没来得及反应，就问了一句：啥？高兴贵用四个字吓得他魂飞魄散：金子没了！

这时，临时仓库周围已然聚集了众多工人，地面上还散落着包装纸和稻壳。郭家惠的头脑里一片混沌，要知道这可是新中国有史以来头一遭的黄金失窃大案，一时间他根本无法产生任何想法。

于厂长办公室内，郭家惠与高兴贵遭受了如同对待嫌疑犯般的盘查，毕竟他们身为直接负责人。然而，公安机关经过长时间审讯，依旧未寻得线索，只好先将二人关押在工厂进行自我反省。

关庆昌无疑也遭到了调查，并且还是公安干警着重怀疑的目标。

当被问及3月18日下班后的去向时，关庆昌自信满满地逐一讲述自己的活动：“5点下班，6点前后去洗澡，6点30分去跳舞，晚上10点多和邻居一同回家，途中还劝一对吵架的夫妻重归于好……”

在至关重要的六点以及六点半这两个时刻，均有充足的证人能够证实关庆昌所说属实。在彼时的办案环境下，公安干警也只好暂且将心中的疑虑强行压下。谁都未曾料到，所有事情竟都发生在这间隔的三十分钟里。

不过经验丰富的公安民警又有了新的发现：由于当时在下雨，地面上留下了一些脚印，铁丝的断口看上去像是被羊角锤弄断的。只要将每个工人的鞋子和工具拿来比对，就很可能确定罪犯是谁。

厂内那些偏偏对案情讨论兴致盎然的工人们，把这个关键消息传到了关庆昌那里。他赶忙将自己的鞋子和锤子处理掉，如此一来，公安部门也无计可施了。

这桩重大案件许久未能侦破，连国务院周总理都有所听闻。厄运随之笼罩了每一位造币厂工人。郭家惠不仅丢掉了包装组组长的职位，预备党员资格也被撤销。

护厂队员贾清吉13岁就进入工厂，由于讲过一句金子若不放在专门仓库迟早会出问题的话，被视为重点突破对象，遭受了没完没了的批判、审讯，甚至还遭遇了皮肉折磨。

厂长李榆同样被关入了牛棚。专案组人员推测，李榆或许把金子藏在了他已去世母亲的棺材之中。随后派人挖开了李榆母亲的坟墓，打开棺木，却没有任何发现。

连李榆家曾有个保姆，早在1959年便回到了家乡，却被认定为李榆的“特务上司”，800两黄金被视作“特务经费”，于是他们转而追查起这个保姆来。

鉴于盗窃行为只可能是内部人员所为，其他上百名工人遭受的审查和折腾更是难以计数，黄金失窃案被认定为“阶级敌人的破坏行径”，残酷且持续不断的斗争让每个人都感到自身安全受到威胁。

另有一位曾投身朝鲜战争的老兵，因难以承受这般刺激，于斗争会上快步冲上台，高声说道：“这金子是我偷的。”

然而，这位在工厂里以老实著称且身有残疾的老兵，他的话就连专案组人员都不信。对于许多工人来说，六一五厂原本是个光荣的工作场所，如今却好似一座让人胆战心惊的准监狱。

难道主犯关庆昌可以置身事外，眼睁睁看着工友遭受痛苦，自己却毫无愧疚地享用八百两黄金吗？

答案是否定的。

关庆昌身处造币厂，他清楚自己所偷的是市面上极为罕见、纯度极高的工业黄金。在这起案件引发重大影响的节骨眼上，他没办法堂而皇之地去银行将其兑换成现金。

将黄金置于人员频繁出入的集体宿舍，难保哪天不会被访客发现。尤其是彼时楼房里厨房是与邻居共同使用的，稍有不慎或许就会露出破绽。

关庆昌夫妇整日心神不宁，只能借故从工厂提供的有水电、煤气的免费宿舍搬出来，自行购置了一栋偏僻的小平房居住。

两人因手中的黄金长时间未能卖出，夜里难以安睡。就连儿子举办婚礼时，也不敢大肆邀请亲朋好友，这使得儿子颇为不满。

到后来，夫妻二人的神经被折磨得如同惊弓之鸟，稍有风吹草动就担惊受怕。黄淑珍也不再对丈夫唯命是从，那八百两黄金，像一块巨石，沉甸甸地压在所有人的心头。

在整整过了19年之后的1980年，国家又一次对民间金银进行统购，并且提高了收购的价钱。关庆昌觉得风头已过，赶忙让黄淑珍想办法把金子售卖出去。

4月15日上午，黄淑珍双手止不住地颤抖，她强忍着拿起一个小包裹，前往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中华路营业部。包裹里装着一块重达三斤的金块。

眼光犀利的营业员一下子就看出这是一块工业级别的黄金，其上面的切割印记显示它源自一块更大的、完整的金锭。

营业员马上以办理存款为由，将急于拿到现金的黄淑珍领进休息室，接着告知保卫干事报警。

黄淑珍不像她丈夫那般工于心计，在公安干警询问时，没过多久她就扛不住了，将19年前那桩让整个造币厂陷入噩梦的失窃大案的前因后果毫无保留地交代清楚了。

长达19年，一直压在造币厂工人身上的冤屈，至此才得以平反。随后，关庆昌被捕入狱，最初被判死刑，之后依据法律条款改判为无期徒刑。

关庆昌一家因一时贪念获取八百两黄金，并未因此过上荣华富贵、衣食无忧的生活，换来的却是长达19年的担惊受怕，以及退休后的牢狱之祸。

时至今日，在人群当中，像关庆昌这样的人还剩多少呢？

文/南宫钦